2023年环境治理的社会性别制度研究.docx

环境治理的社会性别制度研究 环境治理中存在独特的社会性别制度 从社会性别视角来看，环境治理中形成了独特的社会性别制度。一方面，压迫性的社会性别关系及机制被完整地复制到自然环境利用与保护语境中，具有了不同的表现。另一方面，环境治理中的社会性别制度蕴含了变革性的因素：即便女性整体处于受压迫与歧视的地位，性别劳动分工、性别化的心理差异带来的不同自然观等因素推动了女性在环境保护、环境基层政治运动中的积极作用。对环境治理中社会性别制度的分析是反思环境法、健全环境法治的现实根底。自然（环境）的象征体系、环境退化后果承担和利益分配、环境政治和基层运动、环境科学与决策的社会性别化是指在这些活动中，分配与参与呈现偏向某一性别的特征，而这一偏向是性别生物差异的社会化或单纯社会建构的结果。伴随着全球和地方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态的重构，环境、社会性别和开展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全球政治、经济和环境变化对承受环境退化影响、利用和分配自然资源、治理环境问题、制定有关健康和人类福祉的环境管理规那么的男性和女性造成全面和深远的影响。有学者认为，人与环境的关系中并不存在社会性别问题。持这种观点的人无疑认为，无论是对自然臣服还是对自然的开战，人类都是作为一个整体处理着与自然的关系。现代环境问题的产生也并不是某一性别单独意志和作用的结果，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参与了“战胜〞自然所获“战利品〞的分配。从生态系统理论来看，更不可能存在性别分立，因为每个人都平等处在生态系统之中，我们的行为都不能脱离环境，因此，不可能存在某一性别的人比另一性别的人更接近自然。有些学者那么认为，由于生物特征的差异，确实存在性别化的环境。她们多认为女性担负的独一无二的生育职能使之更富有关爱、温柔的人格特征，因而比男性更接近自然。持该论点的代表人物苏珊X8226;格里芬曾用诗一般的语言描述了这种关系：“我知道，地球孕育了我，孕育我的母亲，孕育了母亲的梦想，所有的一切都是地球赐予的……而我所知的一切都通过这个地球告诉我，我意欲在此与你们分享：你就是地球，我们知道，希望在我们自己手中。〞［4］227实践中，社会性别范畴中的女性被独立出来，与环境议题结合，引发大量的争论。1975年在墨西哥举行的第一次世界妇女大会上，印度物理学家范当娜X8226;席瓦（vandanashiva）率先提出“女性与环境〞之说，引起一片哗然。她报告了印度喜马拉雅山区女性开展的契普可运动（chipkomovement）①。当地的女性为了反对商业化次生林的种植，保护赖以生存的原始林，拥抱大树，以身躯抵挡伐木者。当地政府和产业界为获取商业利益，不顾原始林地为当地居民提供燃料、木料、食物和小商品等生活必需品的事实，联合砍伐，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女性为主导的环境保护运动。自第一次世界妇女大会之后，第三世界国家类似的“女性环境保护〞运动不胜枚举，她们为女性的土地权益而斗争，反对农村和城市环境污染、自然资源的耗竭和有害的大型技术工程。这些女性环境保护运动常与种族/民族区域重叠。在开展中国家，女性更多地面对环境退化的不利后果，她们将这些问题看做政治斗争的主要内容。女性和环境的结盟被称做“为未来而结盟〞［5］178。为什么会出现某一个性别与环境的“结盟〞。顺着这条线索，我们发现，在应对环境问题时，我们采取了一种统一战线策略，将环境问题作为共同的敌人，这使得在统一战线中的人暂时放弃了差异，而分享环境问题冲击的危机感和改良环境状况的喜悦感。由此，人类是被当做一块没有凸凹、没有色差的平板置入环境管理体系。但是，这种人为创造的一体感并不能彻底抹除统一战线内部的差异和对抗，即便在一体的标准下，并不是人人平等的享有环境权利，也并不是人人承担同样的环境恶果。实际上，环境、环境问题和环境保护是高度社会性别化的，社会性别及其权力关系和制度影响和塑造了人们的自然观、现实权利义务分配和环境保护目标的实现方式。环境、环境问题和环境保护中确实存在性别差异，这种差异是客观而非臆想的，是显著而非隐秘的，是全面而非偶发的。这种社会性别的差异并非根植于人的生物特性，而是人类生物差异的社会表达或社会单纯构建出来的，它在不同的文化、阶级/阶层、种族、民族、国家和区域层面都有着千差万别的表现。即便如此，我们也可以总结出一些共通性和一般表现，因为环境保护的开展和进步，日益要求用科学和理性判断的目光投向人类自身，将“类〞的抽象改良落实到每一个具体的人的现实生活中，实现每一个人在良好环境中生活的权利和期许。为此，社会性别研究是其不可逾越的阶段;只要进入个体生活，性别研究就是必要的手段。“说到底，无论我们怎样隶属于不同的民族、阶级、国家和家庭，无论贫富，我们最终是在‘性别’身份中活着，是具体的性别身份将‘人’的身体/生命与社会生活融为一体。〞［6］121 环境治理中社会性别制度的表现 （一）社会性别化的环境（自然）象征体系有关环境（自然）与性别的象征系统是文化和社会反映自然观念与性别关系的方式，说明了人类的认知和思维方式。这些无形、普遍的观念性象征体系是人们认识自然和人自身的根本形式，塑造了社会有关性别与自然的整体认知，进而成为表达社会关系规那么的途径。因此，对中西方文化有关自然和性别象征性关系的考察，可以为我们认识性别化的环境、环境问题和环境保护提供观念根底。 1.西方的自然象征体系在西方古代神话中，自然被塑造成女性的形象，大地女神孕育了人类。古希腊神话中，掌管自然和大地的神灵是女性盖娅，缔造了人类及宇宙万物。美索不达米亚人的英娜娜、埃及人的爱西斯、希腊女性德米特和盖娅、罗马人的塞列斯［7］前言，以及欧洲异教徒、非洲人、拉丁美洲人和亚洲人都有诸多女性象征着自然，为人类提供了生命，这也昭示了自然是有机的、有生命的存在。进入16—17世纪，机械的自然观代替原有的有机论，正如斯普瑞特耐克（c.spretnak）指出的那样：“西方文化在贬低自然和贬低女性之间存在着某种历史性的、象征性地和政治性的关系。〞［8］62女性与自然相联系的象征体系至此全面展开在科学与哲学领域，从亚里士多德到培根，从社会生物学到核物理学家，这种隐喻无处不在。他们借用语言和象征把女性比做自然，贬抑她们。这种明显和赤裸裸的象征广泛存在于在西方文化中，无怪有些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与自然同样受到父权制压迫，处于低劣于男性和理性的位置。这反映了西方人与自然对立的自然观和根深蒂固的二元论思想。进入现代社会以来，西方出现了对机械自然观批判的思潮，一些哲学家、生物学家和环境伦理学家开始提出新的、有机的自然观。“盖娅假说〞就是其中的代表。生态女性主义学者斯普瑞特耐克（charlenespretnak）在简X8226;艾伦X8226;哈里森（janeellenharrison）、海伦X8226;代内（helendiner）、艾斯特X8226;哈丁（estherharding）等作家著述的根底上，试图复兴盖娅的神话，为改变自然和女性一体受压迫的地位创造精神支持。随即，她指出，应当认识到盖娅作为地球和女性的共同属性，以她作为精神支柱，破除父权制，改变女性作为“他者〞而男性内在的优越地位，使女性与自然获得共同解放。 2.中国的自然象征体系与西方的人文精神不同，中国的人文精神并非在人与自然的对立中形成的，而素来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同时，在正统的哲学思想中，我国形成了“地母〞的哲学观［9］66。老子提出道为天地万物之母的思想之后，庄子也提出“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达生篇）。秦汉之际的说卦序卦开始把天地看成生成万物的父母：“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说卦9。）“乾为天……为父……坤为地，为母……〞（说卦2023），“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说卦2023）稍后的淮南子接受这些思想，也说“以天为父，以地为母〞（精神训）。宋朝张载西铭开篇就说：“乾称父，坤称母，予慈藐焉，乃混沌中处〞。当然，中国古代传统思想素有贬低地而抬高自然天的地位的论述，土地虽然很重要，但与高高在上的天相较，那么会产生卑下之感。易传也谈论天高地低：“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天的阳刚及地的阴柔得定的话，那万物的贵贱便被确定，这隐含着天较尊贵、地较卑贱的价值观。当然，这对男性和女性地位差异的认定并不以对自然的压迫为前提。中国古代哲学传统中“天地为父母〞是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论证之一，与“天人一体观〞一起，反映了人类源于自然、合于自然、尊敬自然的和谐自然观。这种“地母观〞虽然强调自然对人类的孕育，但并没有把自然与某一性别相联系，而是强调父母的共同作用，这与“阴阳相和〞的思想是一致的。同时，男尊女卑的思想与尊敬自然的观点同时并存。这与西方大不相同。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当将自然拟人化时，中西方文化多将自然和女性而非男性联系在一起。这来源于自然和女性都具有赋予人类生命的宇宙性能力。但是，东方文化将地球、环境、自然视为女性（多是母亲），表达了人类对自然的尊敬和敬畏之情，是对母亲和自然的双重歌颂①;某些自然要素的女性化象征那么来自于人类审美和观念中的女性气质刻板印象。在二元论的前提下，西方占主导地位的机械论自然观将自然比做女性，说明了对自然和女性的共同贬抑，为对自然和女性的压迫机制正名。这种社会性别化的自然象征体系，即将跨文化的将女性与自然相联系———深刻地影响了人对自然的认识和关系处理。之所以这种象征体系是社会性别化的，是在于社会与文化建构在其中的原因。 （二）社会性别化的环境问题承担与环境权益分配在诸社会性因素中，社会性别关系已经成为决定环境资源控制、取得与环境风险承担的重要变量。通过研究我们发现，环境问题的承担和环境权益的分配存在显著的社会性别化特征。由于生理差异、社会性别分工和女性的弱势地位，女性处于较为不利的地位。正如1994年首届中国妇女与环境会议中国妇女环境宣言指出的，由于妇女的性别特征及她们在社会繁衍和开展中的特殊作用，因而更容易和直接受到环境恶化的危害，因此妇女和儿童是环境恶化的最大受害者。保护环境、维护人类及子孙后代的生存和开展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也是所有妇女的共同利益［2023］。 1.社会性别化的环境退化后果承担（1）生理因素总体而言，当暴露于同样的环境问题时，女性较之男性更为脆弱。女性的身体特征与男性不同，她们具有明显不同于男性的身高、体重、内分泌、平均寿命、脂肪密度等水平。此外，由于在两性间的绝对差异，女性的生殖机能受环境污染影响最为严重，这不仅危害女性自身的健康，还对胚胎发育造成重大危害。例如，在日本痛痛病公害事件中，受害女性以绝经期前后和妊娠妇女为多。这是因为在此期间的妇女比一般妇女需钙量增多，而镉恰恰损害了肾功能，抑制维生素d的活性，使维生素d的正常代谢受到干扰，阻碍了钙、磷在骨质中的正常沉淀和储存，更容易导致骨软化，最后导致骨萎缩，甚至弯曲变形，骨折，重病者的身高比健康时缩短2023～30厘米，病人全身骨痛难忍。如果盆骨出现畸形，便会造成难产。（2）性别劳动分工按性别进行劳动分工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具体而言，女性是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即便是进入劳动市场的女性同时要负担主要的家庭劳动;在劳动市场上，女性较多地从事低层次、低收入、低技能的劳动，因而，女性是各种室内污染物的主要承担者。中国妇女肺癌的类型多为腺癌，腺癌与吸烟的关系较小，与厨房里油烟烟雾中的有机物关系较大［11］140－147。在工业生产中，女性多从事劳动密集产业，许多乡镇企业和沿海地区企业的初级制造业雇佣了大量的女工，许多工厂缺乏完整的环境保护与职业保护措施。例如，苯中毒会导致急性再生障碍性贫血，这在我国一些个体或小作坊制鞋企业中女职工受害最普遍，也是最危险的病。此外，伴随着全球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农业主要劳动力的女性化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普遍现象［12］。我国亦不例外。在广阔农村，农业较低生产收入和城市日益增加的劳动力需求，致使大量的男性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女性、儿童、老人成为留守农村的主要人群。“男工女耕〞的分配模式导致在有些地方的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