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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中国故事展现中国精神 ——访作家熊召政 ◎文/ 本刊记者 李宇清 刘延霞 很难用一种身份去界定熊召政。他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写小说、话剧剧本，也写诗歌、散文，同时他是历史学家，是书法家。他说，自己其实只有一个头衔：书生。在中国，“书生”一词意味着家国情怀，意味着社会责任。看熊召政的作品，我们可以感觉到他的认真——认真读书，认真写书；听熊召政讲话，可以感觉到他的尊重——尊重历史，尊重读者。而在采访中，我们时刻感觉到的，是这位“书生”内心的热度。 “这是中华民族内部的更替，不是异族入侵” 《秘书工作》：您的作品以历史题材为主。您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向人们传达什么？ 熊召政：写历史小说最重要的是历史观，是通过你的历史观反映出来你所追求的、坚持的价值观。比如我正在写的《大金王朝》，是继《张居正》之后的第二部长篇历史小说，目前完成了第一卷《北方的王者》。这部作品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在某一个阶段的特殊性，通过这个特殊性反映中华民族的融合和发展。罗贯中写的魏蜀吴，是一个汉人的圈子，是一个“小三国”，而辽金宋则是一个很大的“三国”，所以我就此提出一个概念——中国历史上的“大三国”。论据是什么呢？首先，中国的二十四史，就有辽史、金史，这说明中国的正统是承认这两个朝代的，认为它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且当时所有的官方文件，包括辽国、金国的，用的都是汉字，用的是同一种语言。这个“大三国”，面积比“小三国”大很多，“小三国”涵盖七百多万平方公里，“大三国”则是一千三百多万平方公里，贝加尔湖、北方四岛、库页岛等，那个时候都是中国的。 还有一点，为什么从金国的角度来写？是因为金灭了北宋。北宋当时有八十万“野战军”，金国只有六万，为什么八十万打不过六万？有体制方面的原因。比如北宋每一次打仗时任命的太监及监军都是不懂军事的，真正优秀的指挥员没有权力。还有就是腐败，这是最根本的原因。官场腐败，文恬武嬉，兵不思战。北宋灭亡以后，很多贵族跑到了南方，回忆亡国的整个过程，他们很沉痛，有个大臣写了16个字来总结教训：“黄髫小儿，但习歌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人们觉得战争非常遥远，一直过着太平、安逸的生活，丧失了忧患意识。宋徽宗在位十七年，把国家变成一个娱乐化社会，可谓“天天都是嘉年华”。在他之前，“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是这样一种豪迈之气。他上来以后，“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整个社会渐失英雄气概和硬汉精神。娱乐至死，实干兴邦，这是我提炼的第二个主题。 第三个主题是中国的民族问题。如果我们只讲汉文化，那么我们无法解释中华民族。汉民族是中华民族一个最大的有机部分，但不能涵盖整个中华，中华的概念是多民族的概念。我就是想通过这本书来告诉大家，不是一个异族的、野蛮的、低劣的民族侵略了高贵的、文化发达的汉民族，而是一个草根的、廉政的、硬朗的民族战胜了腐朽的、没落的、贵族化的统治集团，这是中华民族内部的更替，不是异族入侵。 “中国精神要通过中国故事来展现，让老百姓看得见、听得见、体会得到” 《秘书工作》：2014年10月15日在北京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您也参加了，习总书记还和您有过交谈。当时您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熊召政：那天座谈会开完后，习总书记走过来跟我们每个人握手。轮到我的时候，总书记说：“我知道你，《张居正》就是你写的。这书写得很好，我看完了。” 会上总书记的讲话，最触动我的还是关于民族文化的追求问题，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阐发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我想，中国故事既是五千年的故事，也是当下的故事；既是历史的故事，也是现实的故事。没有历史，就没有现在；没有现在，就没有未来。怎样用一种唯物主义的健康的历史观、价值观来梳理我们的历史，让它对我们的国民、对我们的改革有借鉴和启示意义，需要去认真思考。 习总书记在座谈会上对某些现象作出了一些批评，也提出了一些要求，比如文艺创作有浮躁的问题，文艺不要当市场的奴隶，不要以洋为尊、以洋为美，等等。我想，中国精神要通过中国故事来展现，让老百姓看得见、听得见、体会得到，那么文学作品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经历加阅历，构成我们常说的一个人的资历” 《秘书工作》：除了写作之外，您还参过军，下过乡，经过商，并在机关工作过。这些经历，对您的创作有何帮助？ 熊召政：古人讲，成就一个作家，成就一个学者，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万卷书，是指从书本上获取的知识；万里路，是在大地上得到的体验。读书与实践两者结合起来就是一个人的阅历。经历加阅历，构成我们常说的一个人的资历。我曾经是战士、知青、商人……这是我的经历。每一个领域带给我完全不同的社会接触面，每一次阅读带给我不同的思考和借鉴，这是我的阅历。经历和阅历多了，就是我的资历。 一个人的经历对于创作，不是有没有用，而是没有这些东西，你做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做好。比如说我书里描写的危机处理，危机来了宋徽宗的处理能力很弱，但是金国皇帝完颜阿骨打的反应就很快。为什么呢？因为一个是在温柔乡里长大的，一个是在马背上长大的。哪个地方出个什么事情，阿骨打是第一时间去处理，宋徽宗这边则是先要一层层上报，过几天群臣再开会讨论，表现出来的危机处理能力很弱。我们说雷厉风行，雷厉风行也是需要判断力的，判断力就来自于一个人的阅历。从这一点上看，各项工作都是相通的。 “公文和文学不一样，它不是随意挥洒，而是字斟句酌又条理分明的文字” 《秘书工作》：秘书工作者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写材料。公文写作与文学创作不同，但好文章有相通之处。能否谈谈您写作的心得，给大家一点建议？ 熊召政：我也写过不少公文。我曾经在县文化馆工作，一到县里有大文件、大材料要攻关，比如每年年底的全县工作总结，都会把我找去。不到30岁时我被调到省文联，那时全省文代会报告的写作我也参与了。公文和文学不一样，它不是随意挥洒，而是字斟句酌又条理分明的文字，要在规定的文本框架内写出新意来，不能信马由缰。 好公文，应该达到我们对翻译的三个要求：信、达、雅。我很喜欢习总书记的讲话，魅力四射，充满激情澎湃的力量。起草公文，一定要自始至终充满激情。如果你把公文当成八股文来写，那肯定不好看。举个例子，现在雾霾有时很严重，当天空的雾霾让我们感到生存的环境受到了压迫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想到心灵的雾霾会让我们的精神矮化，如果由此作为开头再谈精神文明建设，效果就不一样了。写公文要有这样一种由此及彼的想象，这样一种语言的张力。 有时候在开会时我会设身处地去想，如果自己来写这个讲话，我会怎么写。我会把自己放进去，想象我的领导在这个场合会怎么讲。他的思维习惯、语言习惯、表达习惯，每一样都要充分考虑，最后写出最接近领导语气、又符合内容要求的文章。你写那么多形容词，没有实在内容，这不是领导；不能把精神、把魂儿提炼出来，这也不是领导。 当秘书要有积累。比如领导说今年要开个会，讲环保问题。你做秘书工作，所有的资料都应该在你的案头，从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变化大会到巴黎世界气候变化大会，你要知道应该提炼什么。我研究过明朝帝王师，那些明朝皇帝的老师后来大都成了皇帝的秘书。像宋濂，他是明代国家制度的设计者，经手的所有文本都条分缕析，工作做得很细很完整。宋濂本来就是思想家、学问家，有这些基础，他做秘书就非常优秀，能很好地给朱元璋出谋划策。 还有，一个人只有永远充满好奇心，才能把工作做好。写《张居正》的时候，我花了五年时间扎进故纸堆，把明代276年逐一认真研究；现在写《大金王朝》，转到了宋代，又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你本来是中餐厅的大厨，现在让你当西餐厅的大厨，食材的来源不一样，烹调的方式不一样，用的调味品也不一样，那么你就要重新从头去学、去做。比如澳洲龙虾要用什么料、用什么火去烤，这和四川的回锅肉做法完全是两回事。我当秘书，今天领导让我写一个环保方面的材料，过几天可能又让我写一个作风建设方面的材料。环保和作风建设完全是两回事，那么当秘书的就要有好奇心，而且是主动地充满好奇心，你渴望知道这方面的知识，而不是被动地接受任务。要有研究的心态，让自己投入进去。 “今天的人不要把自己降格到为生存而工作、为工作而努力” 《秘书工作》：由此可以看出，写文章，不仅需要方法和技巧，更需要一种态度、一种精神。 熊召政：我曾跟人说，作家就应该像司马迁那样在寒窑里写作。当秘书，写文章，要坐得住冷板凳。司马迁是中国史学界开天辟地的人物，在他之前，中国没有完整的史书体例，这个“纪传体”是他创造的。司马迁的《史记》是在混沌未开的情况下开创出来的，这很了不起。现在的人容易丧失斗志，从校门到机关门，没有经历过社会的风雨洗礼，一遇到大的挫折，精神就会受到很大的冲击。谁能比司马迁受到的冲击更大？当他面临着生死抉择的时候，当自己完完全全变成一个刑余之人而遭人唾弃的时候，是什么力量支撑他完成《史记》？那就是理想。当一个秘书也好，当一个作家也好，当一个哲学家也好，当一个科学家也好，永远支撑着自己前进的就是理想，这是第一。第二是信仰，司马迁的理想是完成《史记》，他的信仰就是中华民族。他不信仰这个民族，他就没有动力把这个民族的列祖列宗的东西分门别类地留传给后人。所以我们今天的人不要把自己降格到为生存而工作、为工作而努力。一个人，要为理想而奋斗，为信仰而终生不渝。 一个投入全部身心、充满理想信念的人，和一个仅仅在工作层面认真努力的人，两者是完全不同的。我在看史料的过程中发现这样一个例子：宋徽宗时，按照两国约定，金国要归还当初石敬瑭割让出的燕云十六州。但是北宋这边工作失误，所提供的历史资料不如金国掌握的详细，第一轮谈判立刻就陷入困境。金国明确指出，当年石敬瑭向契丹请兵解围时，燕云十六州都属于后唐的领土，但具体交割时，只剩下十三州，平、营、滦三州在此之前已被辽兵攻占，因此，这三州不在归还之列。消息传回汴京，徽宗急召大臣商量，希望能提出一个方案，迫使金国兑现承诺，但在场的大臣几乎没有一个能说清燕云十六州的历史沿革。后来，在这三州的争夺战中，双方都花了很多气力。在如此重要的国家大事上，北宋那些文臣竟然没有人提前主动弄清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皇帝身边不乏学富五车的大学问家，但在这件事上有这样的表现，难道不是少了一种为国为民的精神吗？ “读书不能‘偏食’，要学会享受每一种精神大餐” 《秘书工作》：历史上的这些故事，给我们留下的启示是多方面的。今天的党员干部应该如何学好历史、用好历史？能向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读书方法吗？ 熊召政：“好读书不求甚解”，这是陶渊明的读书方法。阅读面要宽，读书的种类要多。如果你一辈子只吃川菜，你永远也不知道潮州菜、扬州菜、本帮菜的味道。中国的菜系都吃过了，你也不知道法国餐、意大利餐的味道。所以永远要有好的胃口，不排斥，不能说这个味儿我不喜欢就不吃。读书不能“偏食”，要学会享受每一种精神大餐。食古不化、食洋不化，固然都错，但是首先你要知道，是“古”和“洋”开拓出今天的样子。秘书更要如此，比如大数据来了，应该去看看是怎么回事。我可能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必须知道。又比如“互联网+”提出来了，互联网+金融、互联网+农业、互联网+医疗、互联网+文学……究竟有没有互联网不能加的东西？那我首先要把“互联网+”搞清楚，然后再看看它会给社会生活带来什么变化，世界潮流是怎样的，在中国又有什么意义。从一个概念延伸下来的所有东西，你都要去跟踪调查。可以“不求甚解”，但一定要“解”。凡是最新的学问，一定要涉猎、要了解，否则你就可能成为一个永远穿着长袍马褂、戴着瓜皮帽的人。 说到读史，首先要明白学历史不可能一蹴而就。初读历史的人，常常找不到门，感觉到读这本书糊里糊涂的，读那本书也是糊里糊涂的，这是第一阶段，就是所说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为什么没有办法从历史中跳出来呢？比如你给我一套陈寿的《三国志》，在历史观上我就受他的影响，就评判不了哪个地方对、哪个地方错，第一阶段就是这样的。一定要经过长久的积累，掌握很多的资料，才有批判与反思的能力，所以读书第一要建立多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