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建构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国际金融新机制.docx

建构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国际金融新机制 [摘 要]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国际金融机制处于无序状态，各国围绕建立新的国际金融机制相互博弈，美国、欧盟、开展中国家都围绕自身利益提出不同的主张，中国由于自身经济地位的提高在国际经融机制的重构中发挥建设性作用。 [关键词]布雷顿森林体系；国际金融机制；利益；中国 在20世纪70年代，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核心的国际金融机制解体之后，世界金融陷入无序状态，为重建国际金融秩序，兴旺国家和开展中国家间都提出自己的国际金融机制改革方案。但由于彼此间实力差异、利益的不同，兴旺国家和开展中国家对国际金融机制很难达成共识，同时开展中国家内部由于内部实力的差异和矛盾，在未来一个时期内不得不处于被动地位。中国由于自身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已经不自觉地成为国际经融机制改革的核心力量。 一、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必要建构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当务之急是恢复国际经济体系和重建稳定的金融秩序。但是，随着英国经济领导权的衰落，金本位体制的无法恢复，一战前稳定的国际金融秩序无法重建，国际金融秩序陷入到无序状态，加速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到来。这次大萧条以及接踵而至的经济混乱，使世界经济变得动乱不稳，各国经济开展都面临巨大困难。 在经历了这些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性破坏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决定了战后经济优先开展的两大目标。第一个是实现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第二个便是建立稳定的世界货币经济秩序。 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会议，就是负责建立这样一个稳定的世界经济秩序。会议决定的两项重要规定——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并保持固定汇率，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成立，共同构成了以美元为核心的新的国际金融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该体系在一段时间内极大地稳定了当时的国际金融秩序，对世界经济相当长时间的的良性运转和开展不可或缺。 但是由于该体系蕴藏着的两个不协调的矛盾{1}，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全球性持续性通货膨胀的蔓延，又加之20世纪70年代初美元的突然大幅度贬值和石油危机，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主国际金融机制走向解体。 二、国际金融新体制建构的阵痛 〔一〕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其他国家不具备足够的实力来建立新的国际机制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是基于二战后美国强大的综合国家实力的。当时经历二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满目疮痍，一片衰败，而美国那么一跃成为资本主义头号强国，黄金外汇储藏占世界3/4以上，工业总产值占世界一半以上，经济实力空前强大，是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金融机制的强大的物质根底，再加上其强大的军事实力和遍布世界的军事基地，提供了强大军事保障。 〔二〕国际机制的机制惯性 旧有机制的惯性，也就是既有机制的价值。交易本钱和不确定性的重要性，意味着维持机制比建立机制更容易。利益的互补是机制出现的必要但不充分条件。国际机制的建立可能需要一个霸权国家的积极努力，在没有霸权国家参与的情况下，突发的严重危机的压力，也会促使机制的建立，如国际能源机制。但是即使在存在互补利益的情况下，要克服交易本钱和不确定性也是极为困难的。[1] 然而，一旦一个国际机制被建立起来，它会从其产生的相对高水平和对称的信息中获益，通过这些，还使支持机制的谈判协议更容易达成。把国际机制看成是提供信息和降低交易本钱的实体，而非一个半政府性质规那么的制定者[2]，这有助于解释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国际有效的国际机制促进官方非正式的接触和交流。 〔三〕国际政策协调存在问题 随着全球化的开展与深入，虽然在某些国家、某些领域方面形成了相互依赖的局面，在一些领域基于共同的利益会相互合作，但是由于整个世界还是处于无政府状态之中，各国都会追求的是相对利益的最大化。尽管提出在一个多元国家体系中，没有霸权国存在就不能实现国际政策协调是缺乏合理性的，可是轻视国际政策协调的复杂性也大谬不然。而国际政策协调在理论根底、经济上的可取性和政治上的可行性，都存在不容易解决的问题。[3] 三、国际金融新机制建构的有限性：各国的博弈分析 国际金融机制是国际权力和利益分配机制一种，实质是各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以金融的方式对世界资源所做的相互争夺和妥协，反映了国际行为体之间权力关系的分化与组合，是对世界各种有形与无形资源控制力与影响力的争夺。[4] 由于现存的国际金融机制和相应的结构性权力安排符合西方国家的根本利益，在其政治、经济优势还占优的情况下，自然要维持目前的分配格局，并希望长期保持下去。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七国集团及其执行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逐渐成为国际金融最主要的治理机制。但是因为其本身合法性和能力的局限，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暴露出缺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反映的是二战后的国际金融格局，无法适应新时代权力结构的变动，仅西方七国拥有接近一半投票权，而且其职能也在发生转变，在国际金融治理中越来越难以发挥作用。七国集团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兴旺国家之间采用相互协调的形式，对国际金融进行管理，但是作为一个封闭性的兴旺国家俱乐部，在其治理下，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虽没有爆发，但是地区性危机此起彼伏。[5] 为弥补自身在应对国际挑战是能力的缺乏，同时也随关注议题的扩大，西方国家对其治理机制进行改进，以缓解日益加深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危机。首先，在不影响起主导地位的前提下，适当的增加开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投票权；第二，吸纳新成员，以增加以代表性。七国集团唯一的一次扩大是把俄罗斯吸纳进去，但却常常将其排除在核心之外；第三，与其他国家进行对话，以便更有效地解决具体问题；第四，加强与既有机制的联系，以增强其执行力。[6] 虽然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解体，但是现存的国际金融治理机制还是主要借助于其制度成果，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由于当时这些制度的产生主要反映的是美国的意愿，在这些制度下，美元成为国际货币，美国也保持了自己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优势地位，获取了巨大的利益。由于国际机制的建立反映的国际权力的变化，新成立的机制自然反映的是新兴国家的利益，这些国家的利益与美国的利益共同点又很少，所以美国不主张成立新的机制，而是借助于其自身可以操控的制度设计。 国际金融新机制重构最积极的倡导者是欧盟各国，特别是法国，主张改革国际金融机构，提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地位。对于国际金融体系而言，核心货币的选择是首要，这是结构性权力最清晰的表现，欧盟主张提高欧元的国际化地位；选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是因为其地位的重要性，美国不会反对，而是是欧美共治的标志。但是欧盟目标有限，对欧元成为第一货币也不抱期望，其主要出发点是增加与美国竞争中的砝码，让美国有求于欧盟，更何况，欧盟和美国本身就有很大互补性，共识远远大于分歧。 开展中国家是最希望对国际金融机制进行重新建构的。随着经济开展，自身实力的不断提高，特别是冷战结束后，世界经济多极化的开展，开展中国家对就有国家机制日益不满，主张建立新的机制，特别是一些新兴国家。首先，积极参与和创立新的机制。二十国集团虽然是欧盟维护和增加自身的利益最早提出的，但是，作为一种新的机制，反映了开展中国家的利益，不但反映了国际权力结构的变迁，而且能够满足绝大多数国家在国际金融治理领域的偏好；另外，成立“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并以此为平台为开展中国家谋取利益；再者，新兴国家不但其开展模式对国际金融机制的改革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奉献巨大，而且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中等国际金融机构中的投票权也显著提高。但是，由于开展中国家彼此间差异巨大，各国利益错综复杂，甚至彼此冲突，各国的出发点也并不相同，除了“金砖国家〞少数国家外，很少有开展中国对国际金融机制的重构发挥影响力。[7] 由于位于国际金融体系顶端的是兴旺国家，处于对结构性权力的追求，不会从根本上变革现存的国际金融机制，反过来还会运用这种权力去反对开展中国家变革的要求。同时，也由于开展中国家本身实力与兴旺国家的差距，又加之彼此之间存在冲突，难以联合，很难想像在未来一个时期内，有开展中国家主导建立新的国际金融机制，而且这种多国参与也暗含危险，因为具有高度垄断性的结构性权力一旦被分散，会引发恶性竞争，使国际金融又重新陷入到无序状态。 四、中国的建设性作用 随着中国国际经济和金融地位的不断上升，中国已经不自觉地成为推动国际金融机制改革的核心力量。中国引领和积极推进国际金融机制改革，不仅有利于维护本国的战略利益，赢得稳定的开展的国际空间，而且也有利于提高本国的实力，成为国际金融强国。 美国作为现有机制的缔造者和既得利益者，不会自挖墙角成为改革的推进者；欧盟有改革国际金融机制的需求，但其方案将优先考虑欧洲的需要；中国、亚洲和众多出口导向的开展中国家曾是美元本位体质下的经济全球化的得益者，但目前是美元持续贬值的主要受害者。开展中国家的外汇储藏占全球的近80%，中国持有的已超过30%，三分之二是美元。所以，以中国为首的出口导向国家和开展中国家有改革国际金融机制的迫切愿望。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既是现行国际金融机制不稳定的最大受害者，几乎又是唯一有实力与美国平等对话、共同对全球稳定开展做出积极奉献的国家。[8] 注释 {1}一方面，美元作为储藏、交易和干预性货币的作用，扩大了美国在经济和政治上的特权，使它在执行对外政策或管理国内经济时，无需顾虑国际收支平衡；另一方面，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不能让美元贬值，改变美元与其他货币的汇率，以改善自己的贸易和国际收支地位。 参考文献 [1]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M].苏长和，信强，何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101. [2]同上. [3]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M].杨光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149. [4]李天栋，冯全普.次贷危机与国际金融秩序重构的博弈分析[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3〕：22. [5]崔志楠，刑悦.从“G7时代〞到“G20时代〞[J].世界政治，2023〔1〕：142—144. [6]崔志楠，刑悦.从“G7时代〞到“G20时代〞[J].世界政治，2023〔1〕：145. [7]张长龙.开展中国家争取国际经济经融新秩序的困境与出路[J].贵州社会科学，2023〔7〕：91—95. [8]潘英丽.国际货币与金融体系改革研究[M].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131—133. [作者简介]张加博〔1987-〕，山东临沂人，单位： 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国际政治专业2023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