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生活在柏拉图与尼采之间.docx

生活在柏拉图与尼采之间 摘  要：西方哲学史中，柏拉图一向被视为理性的追求者，而尼采那么是传统理性的反叛者，柏拉图与尼采之异代表了西方古典哲学与现代哲学的分野。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理查德·罗蒂试图寻找一种新的逻辑基点，调和柏拉图与尼采们之间的矛盾，他瓦解了形而上哲学的根基，提出自由与团结乃是尊重偶然而非必然，实现的方式是抛弃理论，转向表达。人类的自由与团结无法在形而上的理论追求中实现，只能在重新描述他人和自我之中创造出来。由此，在理论与表达、必然与偶然、道德与美感的张力之间，理查德·罗蒂提供了一条新的个体生存路径。 关键词：实用主义哲学;理查德·罗蒂;偶然;自由;团结 作者简介：付薇，女，汉族，四川乐山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中图分类号]：B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2）-29--02 一、理论与表达 作为西方哲学肇始者的柏拉图在混沌世界翻开了灵肉二分的对立局面：灵魂是理性的、超越的，而肉体是非理性的、物欲的。柏拉图将理性设置为共通人性的根底，并树立了哲学统治思想界的话语权威。哲学本义为“爱智慧〞，在柏拉图那里，这个“智慧〞只有通过理性才能寻得，非理性者与之相去甚远。可惜，柏拉图并没有告诉人们，真理只是形而上哲学的谎话，而智慧被理性穿错了衣服。当我们试图在时间与机缘之外，去寻找一个确定的真理，必定徒劳而返。随后的哲学家紧跟柏拉图的步伐，为“真理〞的口袋装入了一些看起来很美的终极语汇。如果你成认并追逐这些终极语汇，那么你是一个理性的人，否那么，你是一个受动物欲望驱使的非理性者。而非理性总是卑劣于理性的。 直到横空出世的尼采打破了传统理性的枷锁，柏拉图以来的终极语汇所承载的价值才得到重估。人们开始思考，为什么我要信仰上帝，信仰普遍理性，信仰肉身存在的分裂者？是时候为“真理〞的口袋装上属于“我〞自己的东西了。哲学创造以来，“我〞从未这样顶天立地过。然而遗憾的是，尼采并没有否认，如柏拉图所说，存在着一个共通人性。只不過在柏拉图那里，共通人性的根底是普遍理性，在尼采那里那么是一种名为“权力意志〞的神秘物。由此，尼采也被称为“颠倒的柏拉图主义者〞。 事实上尼采之后，人们已经明白真理并不可信，而将自我创造视为新的目标。然而尼采们仍然无法逃脱永恒与不朽的诱惑，他们盘算着，如果能将个体渺小托付一项伟大事业，或使个体偶然成为普遍信仰，才更令人满意。借此，由个体到整体，由私人到公共，由不连续性到连续性，人们企图构建一个理论之网，逃离自身在时间与机缘之中的渺小巧合。哲学利用这一点，塑造了“本质〞与“真理〞两位神像，将自己构建成神在人间的最高代言人。可惜，秉持这种观念的哲学与神学仍然是一种形而上学，它只会使理论家为世界的本原问题争论不休。是时候，放弃答复“何为人类〞的问题，追逐自由，而非真理。 二、必然与偶然 由菲利普·拉金的诗作开始，理查德·罗蒂从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反推人活着意味什么。假设人一生的经历与追求可以列出一张装载单，这张装载单代表了人一生的价值与意义，那我们对死亡的恐惧是源于害怕装载单的消逝。因为装载单是证明我存在的证据。丧失这张装载单，意味着丧失我与他人的差异性。而差异性的丧失是任何令任何诗人恐惧的事情，即“害怕发现自己只是一个复制品或仿造品而已〞[1]。然而在诗作的结尾拉金写道，这张装载单，“只适用于一人，而斯人将逝〞[2]。似乎仅有装载单的独特是不够的。如果这张装载单上印着的是值得更多人追求的事、被更多人认为具有价值的事，才更令人满意，“成为一个诗人是不够的，唯有成为一个哲学家，掌握连续性而非不连续性〞[3]。 拉金作为诗人渴望独特，又期望在自我与历史的偶然中掌握普遍真理，因为它代表永恒与不朽，即一种超越时间与机缘的模糊印记。这种模糊印记是由外力烙印在我们身上的一种本质的、必然的东西。没有它我们就是生命短暂的动物;只有认识并掌握了模糊印记，我们才会死得心满意足。“了解必然，就等于给予我们一个与宇宙本身共长久的心灵，给我们一张装载单，而这张装载单是宇宙本身的装载单的复印。〞[4]老子有言，朝闻道，夕死可矣。认识了真理，就与永恒合二为一，个体的偶然也就全部地托付于不朽的自然与宇宙中。柏拉图以来的哲学家一直致力于发现这张宇宙的装载单，并将“标准答案〞公之于众供人顶礼膜拜。 尼采是第一个公然反对传统理性与真理的人，不过他并不否认存在着一个终极的东西。也就是说，尼采并没有放弃寻找模糊印记，他的策略是否认之前的模糊印记，并声称模糊印记是被创造而非被发现的。“一个制造自己装载单的人，如果运气好的话（天才与疯子的差异就在这种运气），该语言还会流传到下一代〞[5]。每个人都应该重新描述自己，创造一套新的语言，意味着重新创造自己。尼采分别将西方哲学传统与自己的观念称为“真理意志〞与“自我超越意志〞[6]。 在理查德·罗蒂看来，柏拉图与尼采的观念看似南辕北辙，实际上殊途同归，都与真实生命个体相去甚远。追求模糊印记的哲学仍然是一种形而上学，是一种将自身偶然与有限托付到永恒与普遍之中的尝试。而这永恒与普遍因为仅仅是偶然的、模糊的，这种尝试也终将以失败告终。在诗与哲学的古老争辩中，理查德·罗蒂选择了成为一个诗人。因为在他看来，自由并非追求真理，而来自于尊重偶然。 三、道德与美感 沿着柏拉图的道路，康德开展了理性的观念，认为理性就是良知，良知作为一种“普遍道德意识〞，是自我的中心。自此，将理性与道德等同到了一起。而美感，作为个人独特诗的想象力，便成为道德的对立面。康德的良知概念神化了自我，因此对于浪漫主义者企图使个人独特的想象力成为自我的中心，他感到不寒而栗。自康德以后，“坚持个人的自发性与自身完美的浪漫主义，与坚持普遍共有社会责任的道德主义〞成为一对水火不容的宿敌。 弗洛依德平息了道德与美感对立的争论，将两者都看作个体的偶然。弗洛伊德认为“道德感〞来自个人早期经历，道德不是一个抽象的、先验的、外在于个个体的“人类良知〞，而是由一些非常具体的事物与行为引起。弗洛伊德为人们道德感的来源与情境提供了具体的细节与解释，尽管这些细节在他的反对者看来不够“科学〞，但这仍然打破了道德的罪恶与实际的不明智的分野。弗洛伊德重新将理性定义为“偶然与偶然之间的相互调节的机构〞，也就是说，理性是一种调节、平衡与倾听他者的能力，而非是一个超越个体的普遍概念“良知〞。 弗洛伊德将道德与美感都看作个人的梦想，这种梦想由一些带有个人早期痕迹的隐喻组成。因此，理性就是在自己的梦想与隐喻之外，也尊重让他人的梦想与隐喻。理查德·罗蒂沿着弗洛伊德的路线，将理性实现的关键因素视为想象力，他写道，“想象力与一个外在于我们的东西有关，证明我们有别于另一个世界，想象力是一种表现的机能。〞[7] 四、生活在柏拉图与尼采之间 理查德·罗蒂将语言、自我、社会重新描述为历史偶然的产物，否认了柏拉图以来的先验理性根底，也否认了尼采的超人哲学。在西方哲学传统的柏拉图与尼采之间，他为人类生存找到一个新的路径。他并不否认游戏，但在他的思想里，作为奠基性的游戏只能玩一次，这个次数的限制导致了“偶然〞，游戏作为游戏本身即为反讽，尊重他人游戏的奠基性即为团结。形而上哲学的弊病在于将偶然的历史当作事物的本质与必然，并试图从中提炼出一种理论真谛。但我们的身体不是在理论上“可能的身体〞，而是“现实的身体〞，是与其他“现时的、在现场的、唯一的存在打交道〞[8]的身体。那么所谓的科学哲学，也就不攻自破了。 西方传统上一直想要利用超历史的普遍人性的观念，将公共的正义和私人的完美统合起来。然而，“自我创造的语汇必然是私人的，无法与他人共享;正义的语汇必定是公共的，并且是论证交往的一种媒介。〞[9]公共与私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何解？理查德·罗蒂认为公私問题并非无法调和，然而这种调和不是在理论学科中完成。罗蒂为我们勾勒了一位自由主义反讽者，以及一个自由主义乌托邦。在这个乌托邦中，人们默认两件事：第一，成认残酷是最坏的事;第二，放弃寻找公共与私人的边界。理查德·罗蒂认为“为什么不要残酷？〞这样的问题是无法答复的，因为无论怎样答复都会落入形而上循环论证的圈套，本文不妨将“残酷〞解释为“导致不自由〞，或“无视他人对自由的追求〞。 在这两个前提下，理查德·罗蒂勾勒出一个自由主义的乌托邦：1.这个乌托邦社会的目标：团结（而非团结是人类理性的根底）。2.到达这个目标的方式：想象力。3.想象力的作用：他者同情，对他人痛苦的感受力。4.想象力的载体：表达性文本而非理论文字。5.表达性文本有两种：敏感与说教。两种言说方式导向共同的目标：减少人类残酷促进团结。 在这个自由主义乌托邦中，理查德·罗蒂勾勒了一位自由主义反讽者的形象。“作为自由主义者，他除了坚持自由民主社会的根本价值之外，还相信‘残酷是我们所为最恶劣的事……作为反讽主义者，他成认自己所坚持的信仰、欲望和价值，以及自己用来描述理想自我的终极语汇，都是偶然历史和环境的产物，背后没有任何超越时间和机缘的根底。〞[10] 偶然、反讽与团结的目标无法最终实现，这也是乌托邦之为乌托邦的理由。但在这个乌托邦中，人们已经不再相信一个共同的理性根底，不再试图去寻找一个最完美的自我并以此胁迫自我和他人，因为人类的自由与团结无法在形而上的理论追求中实现，只能在重新描述他人和自我之中创造出来。 注释： [1]（美）理查德·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徐文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40页。 [2]（美）理查德·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徐文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38页。 [3]（美）理查德·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徐文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38页。 [4]（美）理查德·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徐文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42页。 [5]（美）理查德·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徐文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45页。 [6]（美）理查德·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徐文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45页。 [7]（美）理查德·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徐文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55页。 [8]（法）莫里斯·梅洛-庞蒂，眼与心，刘韵涵译，载面对事实本身：现象学经典文选，倪梁康主编，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760页。 [9]（美）理查德·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徐文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5页。 [10]（美）理查德·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徐文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4页。 参考文献： [1]（美）理查德·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徐文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 [2]（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文学讲稿，申慧辉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22年。 [3]（法）莫里斯·梅洛-庞蒂，眼与心，刘韵涵译，载面对事实本身：现象学经典文选，倪梁康主编，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