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济伦理思想.docx

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济伦理思想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经济伦理 【正文】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2300-579（2022）04-0034-2023 一 对经济理论研究与伦理道德的关系如何定位，长期以来是中外学者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并一直延续到现在，成为经济伦理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当代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认为：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便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即经济学家们是否应当对他们所分析的现象做出道义上的或其它的判断。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对经济学的未来的关切。在本世纪的最初十年中，价值判断问题惹起屡次热烈讨论，在192023年的维也纳会议上，几乎到达互相争吵的地步〞[1]（p81）。西方经济学家彼得·德鲁克也指出：下一种经济学也许试图再次兼有“人性〞和“科学〞两个方面。因此，以生产率为根底的经济学可能成为所有伟大经济学家努力追求的东西：既是一种“人性〞，一种“道德哲学〞，一种“精神科学〞，又是一种严谨的“科学〞[2]（p28）。 在具体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之前，首先有必要提到列宁对德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桑巴特对马克思主义一个断言的评论。列宁指出：“不能不成认桑巴特的断言是正确的，他说：‘马克思主义本身从头至尾没有丝毫伦理学的气味’，因为在理论方面，它使‘伦理学的观点’附属于因果性的原那么；在实践方面，它把伦理学的观点归结为阶级斗争。〞[3]（p382）对列宁的这一论述，我们不能片面地去理解，应当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马克思主义的道德家。他们非常重视经济理论研究中的伦理道德问题，并提出了许多精辟独到的见解和思想。像马克思从青年时代对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研究，到以资本论为标志的经济学研究，一直到晚年的哲学——人类学笔记为标志的人学研究，始终坚持了对人类道德规律和经济学理论的交叉融汇的研究。 1.“经济条件归根到底制约着历史的开展〞 社会历史开展的动力是什么。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根本分歧之一。唯心主义者往往把社会历史开展的动力，归结于所谓上帝的意志、道德的力量、人类理性的作用等等。马克思就批判了蒲鲁东否认任何历史开展，宣扬资本主义是人类“永恒的理性〞表现的唯心主义的社会历史观。他指出：“蒲鲁东等人自然乐于用编造神话的方法，来对一种他不知道历史来源的经济关系的起源作历史哲学的说明，说什么这种观念对亚当或普罗米修斯已经是现成的，后来它就被付诸实行等等。再没有比这类想入非非的陈词滥调更加枯燥乏味的了。〞[4]（p87） 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拨开了唯心主义的迷雾，强调经济因素对社会历史开展的决定性作用，从而与历史唯心主义划清了界限，坚持了唯物主义的一元论。恩格斯强调指出：“我们认为经济条件归根到底制约着历史的开展。〞[5]（p506）“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5]（p477）也就是说，“在这些现实关系中，尽管其他的条件——政治的和思想的——对于经济条件有很大的影响，但经济条件归根到底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它构成一条贯穿于全部开展进程并唯一能使我们理解这个开展进程的红线〞[5]（p506）。“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6]（p425） 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依据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一最重要的经济条件，深刻地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和运动规律的典范。列宁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资本论是运用唯物主义方法科学地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无与伦比的模范〞[7]（p11），从此“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7]（p2023） 2.经济因素不是社会历史开展的“唯一决定性因素〞 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强调了经济因素在社会历史开展中的不可替代的决定性作用，但并没有因此就把它看作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 恩格斯在1890年9月在伦敦写给当时柏林大学的学生约·布洛赫的一封回信中，就驳斥了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歪曲成马克思仅仅是用经济因素的自发作用来解释社会开展的复杂过程，否认历史过程中社会意识因素对历史开展的反作用的“经济唯物主义〞的简单化、庸俗化现象。恩格斯写道：“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唐无稽的空话。〞[5]（p477） 与唯心主义者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开展是以经济开展为根底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济伦理思想础发生影响。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根底上的互相作用。〞[5]（p506）也就是说，经济的和各种非经济的因素形成一种“合力〞在推动着社会历史的开展。从而既同那种否认经济因素决定作用的唯心史观划清了界限，又同那种否认上层建筑反作用的庸俗、机械的“经济唯物主义〞划清了界限。 3.“一切已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 道德作为一种上层建筑，是由一定的经济根底决定的。因为“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6]（p133）但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者却有意回避这一点。 恩格斯就批驳了杜林之流鼓吹的脱离社会经济开展的、超阶级的“永恒道德论〞，他说：“我们驳斥一切想把任何道德教条当作永恒的、终极的、从此不变的道德规律强加给我们的企图，这种企图的借口是，道德的世界也有凌驾于历史和民族差异之上的不变的原那么。相反地，我们断定，一切已住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上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它或者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辩护，或者当被压迫阶级变得足够强大时，代表被压迫者对这个统治的对抗和他们的未来利益。〞[6]（p133-134）根据这一重要思想，恩格斯指出，在欧洲过去、现在和将来是封建主义的道德、资产阶级的道德、无产阶级的道德这三种“特殊的道德〞“同时并存的各自起着作用的道德论〞[6]（p133）。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对资产阶级道德的阶级本质作了深刻的揭露。总之，在阶级社会中不存在什么超阶级的永恒的道德戒律。 4.诉诸道德的做法“在科学上丝毫不能把我们推向前进〞 马克思和恩格斯既强调了经济因素在社会历史开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也肯定了道德力量的影响。正如梅林所说的：历史唯物主义不但不否认道德力量，甚至还是最先使人能够解释道德力量的。从上层建筑的反作用来看，道德可以对经济根底的开展和稳固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或消极的侵蚀作用。但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不夸大道德的作用，也反对停留在对资本主义的道德批判上。因为“这种诉诸道德和法的做法，在科学上丝毫不能把我们推向前进；道义上的愤怒，无论多么入情入理，经济科学总不能把它看做证据，而只能看做象征。〞[6]（p189）如19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英国的欧文、法国的圣西门和付立叶，都从道德上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作了无情的鞭笞和辛辣的挖苦，“提供了启发工人觉悟的极为珍贵的材料〞[8]（p283）。但由于他们只是把工人阶级作为一个受苦受难的阶级从道德上给予同情，而不懂得从生产关系上去把握资本主义的开展规律，梦想建立一个理性和正义的王国，因此注定只能是一种乌托邦的空想。正如恩格斯所形容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就像夏日夜空闪烁的流星一样，在引起思想界的注意后，很快就从社会的地平线上消失了。 这说明道德义愤和谴责，不能代替对资本主义从经济上的科学分析。所以恩格斯说：“以往的社会主义固然批判过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后果，但是它不能说明这个生产方式，因而也就不能对付这个生产方式；它只能简单地把它当做坏东西抛弃掉。它愈是义愤填膺地反对这种生产方式必然产生的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就愈是不能明白地指出这种剥削在哪里和怎样发生。〞[6]（p424）马克思和恩格斯与资产阶级学者和空想社会主义者不同，他们不是从道德上，而是通过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资本主义产生、开展和必然灭亡的规律。恩格斯指出：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破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科学。而且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证共产主义社会时，也不是从伦理道德的层面把它简单地看成是人“占有自己的本身〞这种人性的复归，而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运动揭示共产主义的必然性。认为共产主义不再是抽象的人性要求，不再是“人——非人——人（即人的本质的形式——丧失——复归）〞的逻辑结论，而是社会经济运动的必然物。 二 西方学者对人性问题的研究不仅由来已久，而且影响到经济理论研究的领域。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问题时，也没有回避人性问题，他们有关人性的论述，构成了其经济伦理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和方面。 1.人性的抽象性——“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性〞 人性，作为人的共有本性的一种理论概括，应当说具有抽象性的特征，而且必然会反映到人的经济行为之中，但这是人性的非本质方面。马克思指出：“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9]（p669）因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 马克思虽然主张研究一般的人性，但他和恩格斯都反对那种脱离社会历史开展的所谓抽象的人和抽象的人性。马克思认为“下半截是唯物主义，上半截是唯心主义〞者的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反对用神学来解释人，对欧洲中世纪的宗教神学提出了大胆的挑战，认为人不是上帝而是自然界的产物，人的本质是人自身。但是，费尔巴哈的这种唯物论思想是不彻底的，他没有把人放在一定社会关系中去考察，而仍然是停留在抽象的人上。所以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理解和描绘的人的本质，只是“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8]（p18）。因此这种人，既“不是生活在现实的、历史地发生和历史地确定了的世界观里面的人，也不是从娘胎里生出来的人，而是从上帝那里引申出来的还戴着抽象概念的‘神学光轮’的抽象的人〞[2023]（p13）。他“不属于任何阶级，根本不存在于现实界，而只存在于云雾弥漫的哲学梦想的太空〞[8]（p278）。 2.人性的历史性——“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人性问题上与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一个重要的不同之点是，强调要考察具体的历史的人，凸现了人性的历史性。所以他们认为：“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9]（p669）也就是要从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转到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就必须把这些人作为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去考察。费尔巴哈所没有走的这一步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完成了。正如梅林所说的：他们越过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向社会主义前进，越过抽象的人到达历史的人。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不管人们的‘内在本性’，或者是人们对这种本性的‘意识’，即他们的‘理性’，向来都是历史的产物。〞[11]（p567）也就是说，社会历史开展决定人性，不能脱离具体的社会历史关系去虚构所谓抽象的人性。这一思想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得到充分的表达。马克思就批评了资产阶级古典学派的斯密和李嘉图，指出他们“当做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应归入18世纪鲁滨逊故事的毫无想象力的虚构〞[4]（p86）。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第一个手稿，即1857-18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