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科学的人类学考察科学活动的无缝之网.docx

科学的人类学——考察科学活动的无缝之网 科学的人类学——考察科学活动的无缝之网 一、引言 库恩之后，科学研究的视角发生转换：“我们都关心获得知识的动态过程，更甚关心科学成品的逻辑结构〞，“要分析科学知识的开展就必须考虑科学的实际活动方式〞[1]。同时，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影响日盛，其“语言游戏〞说强调，任何活动都植根于特定的语言游戏或生活形式，从而受制于社会的、历史的和文化的情境。以此为背景，一场重估科学知识的形态的运动展开了，“作为实践的科学〞观念开始取代“作为表象的科学〞观念：科学是一种介入性的实践活动而不是对世界的表象。因此科学研究理应把科学活动本身作为对象，而对科学活动的考察本质上是经验性的社会学研究。这种新的社会学不对科学做内在论考察，不局限于科学的独特的理性品质、认识逻辑、观念史。它也作为“科学知识社会学〞（k）而区别于墨顿学派的科学社会学。墨顿学派的科学社会学预设了不受社会污染的纯粹的知识过程和知识内容，把科学技术的内容排除在社会学研究之外，仅把社会因素作为促进或阻碍知识过程的外部因素；而科学知识社会学取消了知识的内容和情境之间的区分，把社会因素作为知识的构成性因素，对知识的构造活动进行了广泛的经验研究，产生了大量富有启发的成果。 但是，科学研究最近二十年的开展说明，“或者社会科学精致得足以解释科学的内容但是整个社会的创制却陷入一片漆黑，或者宏观社会学恢复作用但是科学的细节消失在视界之外。〞[2]以布卢尔和巴恩斯为代表的爱丁堡学派的利益分析保存了宏观社会学和政治批判的旨趣，但是其对阶级利益等宏观社会变量的诉求并不能说明知识的微观构造。而柯林斯的争议分析、林奇的民族方法论等微观研究尽管在揭示知识的微观构造方面成果斐然，却缺乏宏观社会学的关注，不能宏观地说明科学与社会的关系，而这样的所谓社会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内在论研究〞[2]。拉图尔采用的人类学考察方法似乎为打通宏、微观研究提供了途径。这种人类学考察把经验的案例研究作为科学研究的根底，强调对知识的生产现场、知识的生产过程进行实时实地的考察，不仅追踪科学事实在实验室中的微观构造，而且还追踪科学家在所谓实验室外部的活动。拉图尔采取的人类学方法首先要求通过参与式观察取得科学活动的第一手资料；其次，运用“转熟为生〞的策略，悬置以往的有关科学的成见，保持对观察对象的距离，单单从当下的科学活动本身出发构造对科学的理解；再次，这种人类学的方法还要求研究者对这种人类学构造保有反思性；最后，至关重要地是，要求追踪正在创制之中的科学技术而不是既成的知识和技术制品，这一点成为他考察科学的第一原那么：“我们研究行动中的科学而非既成的科学和技术；我们或者在事实和机器被黑箱化之前到达，或者追踪重新开启黑箱的[科学]争议。〞[3]我们不妨追随拉图尔，去考察科学活动本身，追踪工作中的科学家和正在制作中的科学事实，看这种考察能获得什么样的结果。 二、构造自然：实验室生活 实验室是科学知识的典型的生产场所。拉图尔首先把实验室生活作为研究对象，考察实验室日常的知识生产活动，是“实验室研究〞的开创者之一。不过，“实验室〞并不局限于通常的有围墙的具体的实验室，其扩展意义为“知识的生产场所〞，强调对实际的科学活动进行实时实地的考察。相比之下，以往的科学研究都是事后考察，即在接受已确立的科学事实的前提下去重构科学的发现史、观念史。实验室研究也不同于对实验的研究，因为实验研究往往以提炼科学独有的方法为目的，而实验室研究那么以科学事实的实际制作过程为目标，根本上是一种社会学考察。实验室研究采用了人类学的田野研究方法，这种方法适合于新视角下对科学活动本身的考察。拉图尔从1975年进入萨尔克（salk）研究所，做了近两年的实地考察。 现在让我们跟随人类学家进入萨尔克研究所的实验室。实验室包括各种复杂的实验仪器，实验材料，实验室人员，科学文本。实验仪器构成一组组“铭写装置〞（icriptiodevices），铭写装置把实验材料转化成可以直接用作科学争论之证据的铭写符号（icriptio）（数字、图表、图像等可以呈现在文本中的符号）。典型的科学活动是，把实验材料联接或放入铭写装置，经过一系列标准的操作生成铭写符号，再根据这些铭写符号完成科学论文，提出科学命题或主张，参与科学争论，再依据争论的情况继续做实验，强化或修改命题或主张，直至特定的科学命题或主张变成事实。在上述观察中，首要的是实验室的物质环境。“这个实验室的特别之处在于仪器——我们称之为‘铭写装置’的特殊配置。这种物质安排的至关重要性在于，作为实验室成员的谈论‘对象’的任何现象并不能脱离这种物质安排而存在。比方，没有生物测定，就不能说一种物质存在。生物测定不是简单的获得某种被独立给予的实体的方式；生物测定构成了物质的构造。...不仅如科学的人类学——考察科学活动的无缝之网第2页 此，现象完全由实验室的物质环境所构成。人工实在——实验室成员用客观实体来描述——事实上为铭写装置所构造。借用bachelard的‘现象技术’（phenomenotechnique）这个术语，这样一种实在经由物质技术的构造而呈现出现象的外观。〞[4]这说明，科学不单单是思维现象、语言现象或者对世界的理论解释，它本质上是一种物质过程，是对不确定世界的物质性介入，而正是这种介入构造出科学对象。玻尔认为对量子现象的描述不能脱离对实验环境的描述。实际上，这对十七世纪以来的实验室科学是普遍适用的。 拉图尔记录了科学家在日常的科学活动中的言谈并加以分析，对科学事实的微观构造过程做了考察。科学家的日常言谈说明，科学“证据〞的接受很难说是逻辑上必然的推论，而是做出判断的问题，同行间的协商问题。比方说某种肽的静脉注射是否具有心理行为效应的问题是一个实践问题，取决于注入量，取决于科学家把什么注入量作为标准。拉图尔还发现，科学家对特定科学主张的评估往往不限于所谓纯粹的科学内容，而是包括研究兴趣上的侧重、职业实践的迫切需要、学科未来的开展方向、时间上的限制，乃至对科学从业人员的权威甚或人格的评价，如此等等。这些考虑直接影响到特定科学主张的接受和否认。“评估的丰富性使得这种设想——思维过程或推理程序同这些讨论发生于其中的实际物质环境相隔绝——变得不可能。〞[4]。拉图尔从言谈分析中得出结论：科学事实“完全是一种社会的构造〞[4]。“社会的〞在这里并具有其在墨顿或布鲁尔那里的含义，只是说明区别于纯粹逻辑推理过程的微观构造过程。 拉图尔还从人类学角度进行了历史案例研究，描述了促甲状腺素释放因子（trf（h））化学序列确实定过程，给我们呈现出科学事实的典型的构造过程。[①]1962年，“大脑控制促甲状腺素的分泌〞已成为神经内分泌学界的公认事实。吉尔曼（guillemin）认定这种控制作用源自下丘脑的一种新因子，他将之命名为促甲状腺因子（trf），并认定它是一种肽，决定用化学分析方法确定其氨基酸序列。其时下丘脑因子的生理学研究颇有成果，却没有分析出下丘脑因子化学序列的先例；trf的存在只是一种假定，很可能是其他因子在起着作用。因此，该决定并非唯一可能的研究路径，没有它神经内分泌学照样会继续开展。尽管如此，吉尔曼1963年提出了确定新释放因子存在的14条严格标准，从而彻底地重塑了释放因子的研究领域。以前有关新释放因子存在的研究和主张都被取消了。可以说，在这套研究标准存在以前trf并不存在。这些标准要求更精密而昂贵的实验设备和技术。日本、英国的竞争者因此出局。1966年以前，研究工作主要是改进trf的提纯方法。把一种馏分认定为trf的根据仅仅是它能在生物测定中稳定地产生出与基线峰值有显著差异的曲线。到1966年，已能获得相当纯的所谓trf。但是，此前所有的酶实验都未能破坏trf的生物活性，吉尔曼因此主张“trf或许不是一种肽〞。沙利（schally）的团队采用了与吉尔曼大致相同的研究路线，尽管他们认为这种新物质是一种激素即trh。沙利在1966年发现trf含有his、pro、glu三种氨基酸，不过只占trf总质量的30。尽管存在着其他解释，由于沙利认可吉尔曼的权威，因此无视三种氨基酸的存在而得出结论：“trf不是肽〞。而这意味着研究方向将发生发生重大改变。其时，与trf的生理学研究相比，trf的化学分析无甚进展。美国全国卫生研究所准备召开一个针对该领域的评审会议，这将直接影响该领域的资金分配，进而决定着trf化学分析的存亡。吉尔曼的团队将会议拖延到1969年1月，在该会议上公布了他们单独做出的发现：his、pro、glu三种氨基酸占trf总质量的80；trf是肽。分析工作进入最后阶段。确定trf序列并不直接分析天然的trf，而是用上述三种氨基酸合成各种可能的序列，同天然trf做比较，看两者在铭写装置上产生的铭写符号是否足够相似。沙利的团队使用薄层色谱仪来进行这项工作，并于1969年9月提出，trf化学序列是pyro-glu-his-nh2.。吉尔曼的团队认为两种物质在薄层色谱仪上所产生的谱线的微小差异不可忽略，因此否认了沙利的结论。他们认为只有原子水平的质谱仪才能最终确定trf的结构。1969年9月质谱仪终于产生出合成pyro-glu-his-nh2与天然trf的几乎完全相似的光谱。争议停止了。此时，本体论转换发生了：“trf是pyro-glu-his-nh2〞。吉尔曼和沙利都因trf序列的“发现〞而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 上述过程说明trf序列确实定不是单线的逻辑发现过程，而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和多种可能性的构造过程，而实验设备对不确定世界的介入在整个构造过程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科学事实的“发现〞不过是曲折的充满争议的构造过程的结果。只有在构造过程结束之后，科学事实的构造才变成“发现〞，变成独立于构造过程的外在事实，构造过程本身以及实验室的物质环境被掩盖了。当我们深入知识的实际生产过程，知识的品质立刻发生变化：与其说知识是静态的表象，毋宁说知识是一个动态的构造过程；知识的力量不是表现为对外部世界的描摹，而是表现为对世界的型塑。就知识的静态含义而言，它不过是对型塑过程及其结果的记录，知识更多的是一种“know-how〞而非“know-that〞的知识。不妨给知识下个新的定义：何为知识，知识就是型塑世界的过程或能力。知识的力量的表现之一就是对“自然〞的构造。trf的构造史已经说明科学事实或者说“自然〞是构造的结果，先在的“自然〞并不能说明科学事实的生产。“由于争论的解决是自然表象的原因而非其结果，因此我们决不能用这个结果——自然——来说明争论如何以及为什么被解决了。〞[3] 三、型塑社会：实验室的扩张 上述考察的焦点是科学事实的微观构造，问题是发端于“实验室研究〞的考察知识活动现场的人类学方法能扩展到“科学、技术与社会〞（t）水平上的宏观研究吗。我们把“实验室〞定义为“知识的生产场所〞，而实际上知识生产活动并不局限于通常的围墙内的实验室，随着知识活动的实际展开，“实验室〞的构造也随之扩展。拉图尔认为“实验室‘内部’与‘外部’的区别、‘微观’水平和‘宏观’水平的区别恰恰是实验室的建造要破除和取消的〞[5]。“追踪工作中的科学家和行动中的科学〞的原那么自然会导向宏观层次的科学研究，导向对实验室的扩展构造、实验室在社会中的定位及其型塑社会的力量的考察。在这种追踪中，总会发现有一局部科学家在所谓实验室“外部〞活动，同科学界、政府、生产部门、用户、传媒、公众保持着联系。一旦这些联系中断，实验室内部的研究工作将陷入停顿。这说明，对实验室内部和外部做出截然区分是成问题的。这种区分把实验室想像为隔绝于社会的知识生产地，从中产生出纯粹的自然知识，这种知识随后毫无代价地扩散到实验室之外。这种成见掩盖了实验室的构造及其在社会中的定位，进而使实验室的力量神秘化。且来看个案例。[②] 19世纪末法国的农场发生炭疽疫情。巴斯德把瘟疫界定为细菌传染病，而此前细菌学与炭疽病毫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