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卜林小说中东西文化的融合工商管理专业.doc

吉卜林小说中东西文化的融合 【摘要】一个世纪以来,英国作家鲁德亚德·吉卜林(1865一1936年)在评论界的遭际无疑是十分具有戏剧性的。吉卜林既是小说家又是诗人;19世纪末、20世纪初,他以生动描绘印度殖民地的风俗人情、精确刻画英印社会风貌而名闻英国文坛。他曾被提名为英国桂冠诗人。从20世纪中叶起,评价吉卜林由赞誉摆向谴责,人们开始习惯于把吉卜林视为帝国主义的吹鼓手、种族歧视的倡导者、沙文主义的代言人。而本文从另一个角度探讨了吉卜林小说中东西文化的融合。 【关键词】吉卜林；文化；融合 鲁德亚德·吉卜林在文学史上的声誉可谓大起大落，具有戏剧性变化。他曾被誉为 “英国的巴尔扎克”，“同代作家中，再没谁能像他一样可与莎士比亚相媲美”。1907 年，吉卜林荣膺诺贝尔文学奖，成为英国第一位获得该殊荣的作家。而今，除 《丛林之书》等几部儿童作品仍受欢迎外，吉卜林的多数作品似乎被尘封。究其原因，无外乎是评论家们对他的 “帝国主义作家”这一定位使其被逐出主流作家之列。其中，后殖民理论的创始人爱德华·赛义德借助其 “东方主义”理论，认为吉卜林的长篇小说 《基姆》中充斥着种族主义话语，是典型的帝国主义作品。此定位更使吉卜林难以摆脱 “帝国主义作家”的称号。事实上，这一定位不无偏颇。他的许多短篇小说中也存在反 “东方主义”元素，亦可作为不能简单将其定位为“帝国主义作家”之明证。从以下研究我们可以看出，吉卜林小说真正倡导的是中东西文化的融合。 一、对白人殖民者的无情谴责 吉卜林的印度题材短篇小说中，白人被分为两类: 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守岗位、埋头苦干的白人; 寻欢作乐，无情欺骗盘剥印度人民的殖民者。吉卜林笔下的第一类白人在印度的目的不是征服与掠夺，而是服务与奉献。19 世纪的印度贫穷落后，饥馑、霍乱肆虐，社会动荡不安。吉卜林对深处苦难之中的印度人民予以深切的同情。因此，他高度赞扬了致力于改善印度人民生活，为其带来福祉的白人。他认为，这些白人承受着巨大的孤独与痛苦，为印度人民修建铁路与灌溉工程; 建医院、办学校; 消除饥馑与疾病; 废除社会恶习。“吉卜林所倡导的是文化与沟通，而不是领土扩张。在他眼中，英国的旗帜代表着服务、奉献与牺牲，而不是种族优越性”。 对于白人殖民者，吉卜林则口诛笔伐。他认为，这些殖民者 “浅薄、无知、粗鄙、令人憎恶”，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到印度寻欢作乐，给印度人民带来了剥削与痛苦。以短篇小说 《利斯佩思》为例。主人公印度女孩利斯佩思在父母死后寄居在一对英国传教士夫妇家中。一次，已长成妙龄少女的她在山边发现一个昏迷的英国青年并将他扛到传教士家中。她精心地照顾他并与之坠入情网，而英国青年却只是与之调情，从未认真。英国青年离开前欺骗利斯佩思不久便回来娶她，传教士的妻子也欺骗利斯佩思英国青年深爱着她。英国青年一去不复返，利斯佩思得知真相后，愤怒地对传教士妻子说: “是你们害了利斯佩思，你们所说所做的一切都是谎言，你们英国人全是骗子! ”她离开了传教士一家，终日借酒精麻醉自己。吉卜林对利斯佩思和英国青年作了强烈的对比。利斯佩思单纯善良，感情真挚，而英国青年却仅将她视为供人消遣的对象，他的浅薄、自负、忘恩负义给利斯佩思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他的无情背叛从广义上 “暗示了英国人对印度人民的背叛”。此外，小说中，传教士夫妇多次流露出其种族优越感，认为东方人肮脏凌乱、愚蠢无知。吉卜林批评了他们的这种殖民主义心态，指出 “帝国主义的所谓向殖民地人民灌输平等价值观仅仅是个骗局”。短篇故事 《国王迷》讲述了两个殖民者如何在卡菲尔斯坦王国骗得王位并最终被当地人严惩的故事。它 “是一部帝国主义寓言”，预测了帝国主义难以避免的终结。 白人殖民者德雷沃特和卡内汉凭借来福枪，利用愚弄手段，使卡菲尔斯坦王国的土人相信德雷沃特是上天派来的神灵。德雷沃特作了国王，两人陶醉在土人的崇拜中。为延续王位，德雷沃特决定娶一位土人女子为妻。因害怕和神灵结婚，新娘咬了德雷沃特一口，他出了血，土人认识到他是凡人后群起反抗，将其杀死。卡内汉则被折磨致残。德雷沃特和卡内汉在种族优越感的驱动下，以掠夺财富和攫取权力为动机，依靠在白人世界学到的诡计，用武力征服了一个个部落。他们声称要给饱尝战乱之苦的地方带来和平与繁荣，真正热衷的却是掠夺与权力。正如德雷沃特所言: “我已成为四海之内唯我独尊的真命天子……这一带山里有大量黄金宝藏……”“我想要搞成一个帝国! 当威震四方的皇帝”!在吉卜林看来，德雷沃特和卡内汉贪得无厌，权力欲望十足。他们的所谓承担责任、传播文明的行动，实际上都是受到权力与利益的驱动。借助小说中印度土著对他们的严惩，吉卜林警告，帝国主义者最终不会有好下场，他们罪有应得。 二、东西文化的融合观 我们可以知道在东西文化对立冲突中，吉卜林不是一味站在大英帝国的角度去维护他们，他更多时候是站在印度人们一方，指责英国殖民者的无情和霸道。他对印度总是有难以割舍的情怀，他希望英国殖民者能够很好地了解印度的风俗习惯，了解他们的思想，这样才能更好地治理印度。吉卜林在一些作品中表示了他的东西文化融合的愿望。他的东西文化融合观主要体现在《普伦巴葛的奇迹》和《基姆》中。《普伦巴葛的奇迹》讲述的是印度土邦首相传奇的故事。首相先是接受英国先进的教育后，在其土邦国内实行改革，成绩显著，闻名国内外。就在他事业如日中天时他却抛弃名利，隐姓埋名，拿起他的钵，四处云游，做起了太阳教教徒。最后他行至喜马拉雅山下，定居于山峰之上修道，受山下村人的供奉，与动物为伴，终日静思。有一天，连降暴雨导致山洪爆发，在山体即将崩塌之际他冲到山下唤醒山下居民，帮助他们逃离到安全地带。而他自己却因为身单体薄，劳累过度而溘然长逝。这篇短篇小说收录于《丛林故事续集》中，它是其中唯一一部非动物题材的短篇小说。很显然，普伦巴葛是两种文化的结合体。普伦巴葛的前半生是西方文化的代表，他在印度孟买接受英国最先进的教育，凭借他的教育出身他当上了土邦国的首相。他上任后运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再加上他的西方文化，建立学校，修筑公路，创办医院。他所进行的改革无一不体现他的西方教育。就连英国殖民政府都表扬他“毫无保留地吸收英国的好东西”。而他后半生苦行僧的生活，做起太阳教教徒则代表了他的东方文化。 许多评论家认为《普伦巴葛的奇迹》是东西方文化融合的尝试。批评家沙哈尼认为“在普伦巴葛的性格中成功地将基督教价值观念与印度教的生活方式微妙结合在一起”，尽管小说中普伦巴葛的身份转换让人不可理解，但是它却使吉卜林向东西方文化融合迈出了一步。如果说《普伦巴葛的奇迹》是吉卜林东西方文化融合的初探，那么《基姆》就是东西方文化融合的成熟之作。《基姆》（1901）是吉卜林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也是最后一部印度题材的小说，被认为是“最成熟的印度题材作品，最伟大的小说”。小说的明线是印度的一个英籍爱尔兰士兵的遗孤基姆与一个西藏喇嘛在印度寻找“箭河”，暗线是基姆作为英国情报处间谍进行“大游戏”，从而获取情报。整部《基姆》都充满了和谐的基调。这些表达了吉卜林对印度怀有的特殊感情。《基姆》是吉卜林离开印度十年后回忆他儿童快乐时光有感而写的。虽说他对此部作品酝酿已久，但是我们还是看出不变的印度情怀。吉卜林用这种温情的基调也昭示了东西方文化融合的成熟。在这部小说中“印度成为世界上唯一讲民主的地方”，在这里国家的贫穷，不公，种族、种姓矛盾都被弱化处理。各种民族，各种种姓，各行各业来来往往，努力建构和谐的印度。在这样没有种族种姓之分下，每个人都是平等的。纵观全书，我们发现英国人和印度人是和平相处的。 因此，我们不难看出吉卜林从头到尾都在营造英国人和印度人和谐相处的景象。我们看不到英国人和印度人之间的误解，而是印度人对英国人的信任。当喇嘛在从未见到的火车面前犹豫不前的时候，一个壮实的锡克工匠鼓励他说：“不用怕。我记得我也怕过火车。进 来！这东西是政府做的好事。”工匠对火车的赞美实际上是对英国政府的认同，因为火车是英国政府修筑的。他其实也在直白英国政府的伟大，因为火车是政府做的好事。伴随着印度的认同，是它宗教信仰的自由。“整个印度到处是各式各样的圣者，用各种各样语言传播着真理。”除了宗教信仰自由之外，吉卜林笔下的印度没有种族之分，这点通过喇嘛来清楚地传达：“对修道的人来说，没有黑人白人之分，没有印度人和菩提耶而人之分，我们都是寻求灵魂的解脱。”甚至连特工马哈布也说“信仰就像马匹一样。每一种信仰在他的国度里都有他自有的价值”。马布哈是阿拉伯人，信仰的是穆斯林。在这里，基督教，印度教，伊斯兰教各种宗教都得到宽容。这些都表达了吉卜林民族的宗教宽容信念和对民族融合的向往。从上面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吉卜林对东西方文化观的探索过程。吉卜林的双重身份影响了他的东西方文化观。一方面，他认为东西方文化是冲突对立的，这点可以从他的作品《伊姆雷的归来》和《野兽的烙印》看出来。它们都是吉卜林早期的印度题材小说作品。这些小说里面更多体现的是东西方文化的冲突。另一方面，他希望东西方文化能够融合。《普伦巴葛的奇迹》是吉卜林东西文化融合观的初探，而最后一部印度题材小说《基姆》就是成功的东西方文化融合。从冲突到融合，我们可以看出吉卜林思想的成熟。总之，吉卜林是他那个时代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作家。 结论： 吉卜林以现实主义手法描绘了他所处时代的印度之全景图，以真挚的情感描写了白人统治下的印度残暴黑暗、丑陋落后的一面。然而，鲜有评论家看到这一点，他们只是一味地将吉卜林定位为 “帝国主义作家”，可是从以上研究我们可以看出，吉卜林小说真正倡导的是中东西文化的融合。 参考文献： [1] 李敏.  重读吉卜林文学作品之《丛林之书》[J]. 短篇小说(原创版). 2012(17) [2] 姚萍.  《丛林之书》翻译的多视角研究[J]. 语文学刊(外语教育教学). 2012(04) [3] 孙莉.  从后殖民视角解读吉卜林印度题材小说中人物的身份问题[D]. 东北师范大学 2009 [4] 高佳.  丛林中的身份与竞争——论吉卜林《丛林之书》的成长主题[J]. 大家. 2012(08) [5] 尹锡南.  吉卜林与印度的心物关联及其创作中的“历史缺席”问题——“殖民与后殖民文学中的印度书写”研究[J]. 南亚研究季刊. 200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