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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中华文化
思考
对中华文化的思考
中华民族历史源远流长,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它足以使中国人、海外华人引以荣耀和自豪,它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凝聚力;另一方面,近代落伍了的中国正在现代化,虽然中国人的思想观念,思维、行为和生活方式都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中国文化也在全方位地转换和开展,但是这种转换和开展本身就是从传统开始的。中国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本身具备文化科学价值。
当然,对“文化〞的定义,往往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实“文化〞内涵可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就广义而言,文化是人类生活的总和,或如梁漱溟先生所说,是“人类生活的样法〞,它包括精神生活、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等极其广泛的方面。狭义而言,文化就是人的全部精神创造活动,是意识、观念、心态和习俗的总和。一般而言,我们更多的是在狭义文化的意义上使用“文化〞这个概念。
以把握不同文化形态的特征。如根据文化的不同功能,可以分为礼仪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等等;根据文化的不同形态,又可分为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心态文化;根据不同的地理环境,还可分为西方文化、东方文化、中国文化、美国文化、海洋文化、大陆文化等等;也可从文化的历史演变,将其分为原始文化、古代文化、近代文化、现代文化、后现代文化等等。
中国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与鲜明的民族特点。探究传统文化,首先应该全面考察中国文化生成与演进的环境。中国位于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岸,西北深入亚洲内陆,是一个海路兼备的国家。中国传统观念上的“天下〞是由四海之内的诸夏和“四夷〞共同构成。论语·颜渊“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在传统的“四海〞范围内具有多民族内向凝聚力,并且奠定了中国文化独立开展的格局。诗经·小雅·北山中就写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清史稿·陶彝传中:“普天率土,欢欣鼓舞。〞中国古代历史上由于历代王朝总是以大国自居,并不重视在海洋的开展,在清朝时更是实施闭关自守的政策,从而形成了半封闭型的大河内陆文化。中国古代社会东部为农业区,西北部主要是游牧区,也由此使中国传统文化中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并存又相互补充。东部的农耕经济又占优势,这是中国传统文化赖以生存和开展的主要经济根底。中国古代传统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在宏观上主要强调“以农为本〞、“重农抑商〞,从而也形成了辉煌的农业文明。
文化本身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一个历史的开展过程,因此,文化既具有地域特征和民族特征,又具有时代特征。在历史性意义上,中国文化既包括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也包括中国文化传统发生剧烈演变的近代文化与现代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体局部,也是我们从先辈传承下来的丰厚的历史遗产。它不仅记录了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发生、演化的历史,而且作为世代相传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那么、风俗习惯,渗透在每个中国人的血脉中,制约着今日之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和思想方式。中国传统文化并不简单地等同于儒家文化,也不是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和佛家文化的简单相加,而是中华民族各种思想文化的总和,包括了各种观念形态和物质形态的文明。
而文化又包括以下特性:
文化的外乡性,与以往的语言学研究不同,中国文化语言学不是承袭与照搬,而是生于中国长于中国的语言理论。其兴起的内在元素,就注定了这种外乡性。虽然文化语言学的产生有西方理论的渊源所在,却决非西方原装的“舶来品〞。文化语言学的人文生态环境,研究旨趣,范围和方法,都具赋浓厚的外乡特色。从其产生看,本世纪初从马氏文甬开始形成的中国现代语言学,丧失了一些本应继承的中国传统语言学的精华,而一头扎进西方语言学理论,尤其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怀抱。而结构主义只注重描写语言的形式分析、分布分析、层次分析和分析语言内部结构的指导思想,隔断了语言学与其它人文学科的联系,从而导致语言研究越来越疏离乃至隔绝于语言的人文属性。西方语言学,是建立在与汉藏语言大相径庭的印欧语言根底上的,照般到中国,不免使中国现代语言学理论困惑重重,步履维艰。出于革新语言学的目的,建立中国自己的语言学,才有了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声音。从其旨趣看,文化语言学旨在结合中国的文化背景,观照中国的语言事实,从而建立能够较好解释中国语言事实的理论,并且将语言学与别的科学结合起来。从其内容看,许多专题都围绕着中国社会文化的独特之处展开,从传统文化到风土人情到民族心理,无一不是中国式的,尤其是对方言、汉字、传统语言学文献的研究形成了主流之一。从其研究者看,除对语言理论的建构兴趣以外,更多地投身于专门问题的研究,对于许多具体的语言现象十分关注,往往属意某一个中国文化的角度进行探索。因而,中国文化语言的“外乡性〞是始于先天,而成于后天的,混然是“土生土长〞。
文化的多样性,在中国文化语言学的旗帜之下,各人所从事的研究对象是至为丰富的。文化内涵本身的多样性加上中国传统文化浩如烟海,使研究的内容呈现海纳百川之势,几乎涵盖了语言的各个方面:语言理论、语音、语法、词汇、文字、语义、方言、音韵、训诂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家庭、教育、军事、政治、经济、广告、翻译、交际等;文化的许多时空领域:文学、艺术、戏曲、音乐、民俗、宗教、神话、历史、地理、哲学、心理等;研究者的专业也极其广泛:语言理论、汉语方言、民族语言、外语、对外汉语教学等;涉及许多不同学科:语言学,社会学、哲学、人类学、文化学、历史学、民俗学、人文地理学等。不同的研究者从不同的领域,不同的语言层面,不同的角度,探讨不同的问题,全方位地展开研究,使文化语言学千姿百态,欣欣向荣。这种多样性,是由文化语言学自身性质决定的,多科学交叉性的研究方法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多样性也带来某种研究上的苦衷。游汝杰在文化语言学引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中指出“建立中国文化语言学的主要困难有:一是文化学所涉及的范围太广阔,语言学又过于专门,各方面的学识很难兼而得之。二是在人文科学中语言学的系统性最强,研究方法最精密、最特殊,语言学和其他学科结合在一起往往产生不平衡现象。尽管语言学方面的研究可以一再深入下去,但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并不需要如此深入的研究。语言学常常不得不游离出来,自成天地,其结果是语言学和文化学难以密合。在目前草创阶段似乎可以分头做成专题研究,积少成多,最后聚集成一门灿烂可观的学问。〞这正说明了当代文化语言学研究中多样性有之,而系统性缺乏的原因。
文化的传统性,当文化语言学以恢宏的文化观照语言时,中国传统语言学的精髓与民族文化的传统,在现代语言学中崭露头角。中国传统的语言研究,主要包括音韵、训诂、文字研究,文学与语言结合的研究早就萌芽了。虽然由于对语言本体研究缺乏理性的科学分析,小学沦为“经学〞之附庸,但其在研究音韵、训诂、文字中,从来都是与文学、艺术、历史、民族、音乐乃至人间万象不相疏离的。对中国现代语言学予以深刻反思的语言学学者,在矫枉过程中,对于传统语言学是某种程度上的回归。当然,这决非指语言学又将重返老路子。语言学的性质地位已有根本性改变。所谓“回归〞是指在现代理论指导下,对传统语文学著作进行崭新的审视取舍。此外,文化语言学诞生之初,适逢“文化热〞之时,重新认识和重新评估传统文化遂成一时之风气。文化语言学最初的一些课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如方言和移民,造词法和传统文化,专名的民族文化特征,句法和传统文化等。这种传统性,一方面使语言学开拓了新视界,另一方面也使语言所蕴涵的文化获得新生。
文化的时代性,传统性并不是排斥时代性。文化语言学没有直接的先行者,因而,它不是对中西传统的机械照抄,也不是对语言现状的简单否认,它是时代的产物,具有强烈的时代性。语言学的革新势必形成文化语言学这一新的开展视野,这首先是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在学术上的闪耀。跨世纪之际,世界日新月异,事事都在求取新的生存方向,语言学在21世纪的特点将是多学科交叉研究,文化语言学正是符合这个时代主流的。其次,当代的语言现象、语言变化,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特别是在语言交际、语言交流与文化的研究上,时代性格外鲜明。
文化的实用性,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实用价值是双重的。首先是语言的研究不复“曲高和寡〞,开始与其他学科进行接触交流,为其他学科提供效劳。一方面把多种人文学科引进语言学,另一方面也把语言学引进别的人文学科,如哲学、人类学、民族学、文化学、社会学等。其次,现阶段的研究主动地向应用领域迈进,试图使语言学走出“不食人间烟火〞的误区。这突出表现在外语界研究母语交际和对外汉语教学的文化导入中。文化语言学的影响对外语界、教学界的影响是显豁而深远的,“文化导入〞、“文化揭示〞、“文化融入〞、“文化语言有机化合〞等已成为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关键之一,其成果也是十分喜人的。在翻译、广告、交际等等社会实用性十分鲜明的领域中,文化语言学也开始结出硕果。外语、对外汉语和民族语教学和翻译中的语言跨文化研究,如,英语教学中对汉语语言与文化和英语语言与文化的比照研究,使英语教学取得更好的效果。语言的跨文化研究是把语言与文化的研究引向跨时空,全方位,多视角比照研究的重要课题,而对于影响教学及其研究的知识性文化和交际性文化,开始受到重视。于是,语言学与实际社会生活日益亲近,学术研究的社会价值日益提高。
文化的温和性,所谓温和性,是从文化语言学研究的精神状态而言的。现阶段的研究呈现的是一种相对的平和冷静,研究气氛难免因此会显得冷清一些。这在某种程度上,其实预示着一个成熟期的到来。而这又完全得益于研究者主体精神的成熟,在主观上到达了不温不火的境地,趋向温和旷达,却又执着自信。经历过澎湃的“文化热〞和“反思热〞的人们,既懂得了学会拒绝依赖,自己行走,又领会了冷静思索,严谨务实,使现阶段的研究气氛趋于客观平和。
中华文化是世界文化大花园里的一朵奇葩。我爱中华文化,所以更要去深层次理解这属于世界,属于我们中华儿女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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