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浅析安娜·卡列尼娜爱情悲剧的原因.docx

浅析安娜·卡列尼娜爱情悲剧的原因 王焕玲 邱洪亮 摘  要：安娜·卡列尼娜是俄国赫赫有名的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的一部杰出作品，也是19世纪中期世界文学史上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小说成功塑造了一个追求个性解放，典雅，端庄，美丽，聪明的贵族妇女形象，但为何如此迷人的安娜却最终落得卧轨自杀的悲剧呢？安娜爱情的悲剧的背后，有着深刻而又复杂的原因，本文将从社会、家庭婚姻以及个人性格等三个方面对其悲剧原因进行分析。 关键词：安娜·卡列尼娜;爱情悲剧;原因 作者简介：王焕玲（1966.6-），女，湖南人，教授，研究方向：俄语语言文化;邱洪亮（1987.10-），男，汉族，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人，佳木斯大学俄语语言文学专业2022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俄罗斯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獻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2）-26--02 一、安娜·卡列尼娜的创作背景 安娜·卡列尼娜是俄国伟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经典小说，是19世纪数一数二的世界优秀作品。列夫·托尔斯泰于1828年出生在俄国一个贵族家庭。在大学期间，对哲学尤其是道德哲学产生浓厚兴趣，他接受了法国启蒙思想，大量阅读卢梭的文学著作。从70年代起，托尔斯泰开始新的思想危机和新的探索时期。他研读各种哲学和宗教书籍，找不到答案。他拜访神父、修道士和隐修士，并结识农民。最终他否认官办教会，接受了宗法制农民的信仰。托尔斯泰世界观发深刻改变，他的文学创作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最终完成了巨作安娜·卡列尼娜。 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于1873年开始创作，并在俄罗斯通讯社杂志上局部出版，整部作品完成于1878年。在此期间，作家决定实施一些设想，写一篇关于上流社会女人的家庭著作，出现了家庭和婚姻问题毁了自己的命运和前途。托尔斯泰说他的主要任务不是唤起读者对女主人公 的怜悯，而是要表现出她的纯真。另一方面，资产阶级贵族掌握国家政权，专制思想和特权思想坚不可摧。安娜的爱情悲剧就是在这种思想剧烈碰撞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小说通过安娜对爱情的追求，列文面对在农村危机的改革和探索的两个线索，描绘了俄罗斯从莫斯科到外省农村的广阔而丰富多彩的画面，先后描述了150多个人物，是一部社会百科全书式的作品。 二、安娜·卡列尼娜爱情悲剧的原因 （一）社会原因 俄国在当时正处于历史大变革，社会受到来自西方资产阶思想的影响。小说的悲剧结果也是由当时混乱的社会所决定的。安娜在火车站与伏伦斯基不期而遇，美丽，大方，迷人，温柔的安娜瞬间使渥伦斯基沦陷，同时英俊潇洒，落落大方的贵族军官渥伦斯基也唤醒了安娜沉睡已久的爱情。安娜少女梦幻般的爱情憧憬与强大的贵族社会思想道德相碰撞，产生锋利的矛盾冲突。这种爱情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是不可能成为现实的，最终以安娜卧轨自杀，渥伦斯基参军投入战场而收尾。在社会道德沦丧的大变革时期，婚姻并不是建立在爱情的根底之上，而是和物质与利益挂钩，婚姻是政治的一种表现形式。所以在当时很多人会出现婚外情，夫妻双方各有情人也都是习以为常，但为了维持社会的地位、名誉、面子，外表上维持这种虚伪的婚姻关系，才导致安娜成为新旧思想交替时期社会思想道德冲突的牺牲品。 而安娜勇敢大胆地追求爱情，却有另一股强大力量抹杀了她的行为。当时的宗法制社会是安娜所无法摆脱的，安娜身处上流社会，在社交场所中贵妇人对安娜的不贞持有幸灾乐祸的态度，他们认为安娜蔑视上流社会，这是他们所不容许的，于是便开始排挤孤立安娜。安娜没有生存空间，以死抗争，是对上流社会的控诉。 安娜生活在资产阶级追求个性解放，爱情自由风气日益增长的新旧交替的时代。安娜身上存在这种思想的烙印。在社会伦理败坏的社会里，丈夫与妻子在外拈花惹草 ，花天酒地，歌舞升平，人人都像在演戏一样，反而不会受到来自社会舆论的谴责。然而安娜为了爱情不顾一切与丈夫公开决裂的行为上流社会是绝对不会允许的。实际上，安娜不想如此虚伪，她不愿在背地里偷偷摸摸，她想要追求光明正大的爱情。应该受到谴责的是这个充满虚伪和欺骗的贵族阶级社会，而不是安娜本人。虽然她追求个性解放，但却摆脱不了社会伦理道德准那么的桎梏。她的精神始终承受着深深的罪反感，内心遭受着痛苦的折磨，她难以承受巨大的压力，最终选择以致卧轨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这也是对当时腐败社会的最好回击。安娜与渥伦斯基在经历了磨难之后，刚刚开始享受幸福的生活，但内心却忍受着对儿子的思念和来自良心的谴责，双重的痛苦使她痛不欲生。安娜内心的矛盾不断加深。上流社会排斥拒绝这个坏女人，对这个破坏秩序和道德标准的人不受法律保护。她没有了掌握自己命运的可能和权利。安娜生命中的一切就是与渥伦斯基的爱情，一旦爱情的消逝安娜便别无所求。所以说，安娜的卧轨自杀是社会原因造成的。 （二）家庭原因 卡列宁是一个十足的官僚机器，他沉醉于追逐名利，对其他事毫无兴趣，他冷漠、虚伪，是典型的一个伪君子形象。他不仅不懂爱情，而且还缺乏爱情。卡列宁在政府做大官的时候，有人安排让安娜与他相识，由于在乎功名利禄，使他必须做出痛苦的抉择：要么娶安娜为妻，要么离开这里的左右为难的处境。安娜的姑妈处心积虑，她托人向卡列宁传达了一个信息：他应该对安娜负责，并向她求婚，因为他的行为已经影响到了安娜的名声，而且从年龄上看，他早已到了该成家的年岁。于是，他与安娜成亲结为夫妻。这样的婚姻是根本没有爱情根底的。16岁花季少女的安娜，向往自由纯真的恋爱，把爱情视为生活的最高境界。卡列宁与安娜结为夫妻，不管从年龄还是从价值观都是不适宜的。 更加可惜的是，安娜在成为卡列宁的妻子之后，也没有加固他们之间的感情根底。他对妻子是敬爱有加，但却不了解妻子内心所需。安娜也是如此，安娜心中理想的男人形象应该是对家庭负责任，对生活上细心照顾，对爱情上热烈，对孩子是慈父般的体贴。可事与愿违，卡列宁的重心全部放在工作上，缺乏对家庭的照顾，即使是关心妻儿也像是在履行形式一样，使人感觉不到真诚与温暖。他始终以公事公办思维与安娜相处，所以使她感觉到丈夫不够体贴，对自己是冷漠无视的。为此，安娜对他的评价是追逐名利，升官发财是他人生的全部，他完全不懂生活，他不是人，而是木偶，更甚是一部官僚机器。 而在安娜与青年军官渥伦斯基相见之后，使安娜重新燃起了对爱情的渴望。在她的想法中，自己的丈夫不管从年龄、学识、相貌、风度，还是对自己的热情，都无法与渥伦斯基相提并论。当他们两人初次在火车站见面时，渥伦斯基就已经彻底为安娜的动人的美貌所折服，如痴心汉一般展开了对安娜疯狂的追求。安娜对爱情的热烈、真诚也着实打动了渥伦斯基。他不顾别的女人对他的爱，母亲的劝阻，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甚至自己光明的前程，义无反顾地选择和安娜在一起并珍视安娜的爱情胜过自己的生命。在相爱的过程中，他们也是彼此为之倾心。以至于托付终身。安娜对渥伦斯基也是到达了痴迷的境界，对他是言听计从，深信不疑。 而到了最后，安娜视爱情为生活的一切，她开始变得偏执、疯狂，爱情观也发生了巨大改变。在安娜看来，没有什么比爱情更重要了。而渥伦斯基和其他男人一样，在跟安娜接触后，他发现自己作为男人失去了以往的自由，失去了美好的前程，失去了很多很多，他想摆脱现状，想去做点别的有意义的事，但安娜对他的把控使他无法做到。他开始变得焦虑、迷茫、烦躁、不知所措，导致对安娜的爱也发生极大的改变。而这种转变安娜显然是不能接受的，她开始变得偏执、猜疑、惶恐、妒忌、甚至恨意萌生。残酷的现实，爱情的迷失使安娜陷入情网无法自拔，双方开始彼此憎恨。 （三）个人原因 安娜出身于贵族家庭，从小便接受着正统教育。尽管在小说中她是一个追求个性解放的妇女形象，但她并没有完全摆脱掉贵族阶级的观念。她思想中有着这两种意识，所以行动也受此影响，所以在追求爱情的过程中充满了矛盾情绪。她难以做出抉择，一方面她无法忍受这种没有爱情的婚姻，另一方面也对可怜的卡列宁产生怜悯之情，同时又无法割舍对儿子的爱。在她看来，勇敢追求爱情师妹有错误的，但破坏了伦理道德，势必会受到上帝的惩罚。在两种矛盾思想作用下，安娜的内心饱受折磨。 安娜的性格堅强、勇敢，直率，她不愿忍受虚伪的婚姻，坚贞不渝地追求自由与真爱，反对社会的压迫与束缚，竭尽自身力量冲破牢笼。但她珍视爱情大于生命，当失去渥伦斯基的爱情之时便无法自拔。在她看来，世界上充满了谎话、虚伪、罪恶，她不再相信任何人，这同时也加速了安娜的悲剧发生。渥伦斯基在火车站第一次见到安娜时，便从她的眼睛里看到了不安的灵魂，从此便对她展开了大胆的追求。安娜她向卡列宁全盘托出之后，她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对丈夫的虚伪冷漠极度愤慨，安娜的另一种性格，她憎恶一切虚假行为，勇敢率真，敢作敢当，对当时的上流社会提出挑战，这显然也就酿成了她的悲剧。 安娜是一种不卑不亢，不迁就，不妥协的性格，她的爱情消失了她也便走向了死亡。“安娜低下头，摩弄着头巾的缨穗，她脸上闪耀着明亮的光辉，但这不是愉快的光辉—是令人想起黑暗里可怕的火灾的火光。〞她这样的性格是不可能再重新回到渥伦斯基的怀抱，这是对渥伦斯基强烈的报复，是对整个社会的报复。对于安娜，我欣赏她对爱情的义无反顾，大胆追求，但不赞成她以爱的名义变得自私自利，甚至背叛家庭，抛弃孩子，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爱，也注定会酿成悲剧。 结论： 社会、婚姻和个人性格共同造就了安娜·卡列尼娜的爱情悲剧，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对爱情的执着勇敢追求，敢于挑战上流社会，使得安娜成为托尔斯泰笔下最具魅力的一位女性形象。 参考文献： [1]马林贤.从西欧文化与俄罗斯文化的交融看安娜.卡列尼娜的悲剧[J].西南民族学院 学报，1998（5）： 72 -76. [2]曾勤.安娜·卡列尼娜的性格悲剧[J].九江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94.（2）： 67-69. [3]列夫·托尔斯泰著，周扬等译.安娜.卡列尼娜[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 [4]安娜·卡列尼娜悲剧的原因，载外国文学史研究2000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