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年经济危机.doc

年经济危机 　 13. 宏观经济的经典案例之一：1929——1933年大危机 　如何判断危机的来临，是人类社会进入到现代时期的一个重要课题。这应该是在高等教育的每一个环节都是应该重点研究的内容。迄今为止，在宏观经济运行中堪称经济学的经典案例有两个，一个是1929——1933年的大危机，另一个是滞胀的双重困境危机。在本章中我们重点讨论前者，下一章我们将分析后者。在这里，我们重点学习的应该是危机的表现形式和治理方法，这对于经济学家来讲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13.1 大危机的前期背景：自由市场经济的终结 　起始于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工业革命的长期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尽管在1907年、1913年和1921年有过短暂的经济衰退)，铸造了一个富庶而强大的美国。20世纪20年代，在美国，—个高度稳定的持久繁荣状态似乎确己成实现。进入新世纪以后的今天，当人们在重新审读这页历史的时候，即便是带着苛刻和挑剔的眼光，也不能不为这一时期美国经济的繁荣表象所吸引： 　第一，1919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到达742亿美元，这是截至该年为止的创纪录数字。1929年，国民生产总值在历史上第一次突破l000亿美元大关，高达103l亿美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0年内，按人口平均的国民生产总值从1315美元。与此同时，物价根本保持稳定。 　第二，20世纪20年代，技术变革已到达奇迹般的程度：这10年内政府发出的创造创造专利证比美国历史上以往的任何年代都要多。技术和管理上的重大革命，在20年代初期，几乎每一个企业都程度不同地接受了泰罗的科学管理方法)，使工业总产值的增长比任何时期都要快。1920一1929年，美国工业总产值大约增长了53％．而1899—1915年仅为4．3％。 　第三，工商业和政府之间的配合及其亲密关系，在20世纪20年代到达了前所末右的高度。与此同时，劳资关系也明显宽松，以每年平均罢工数为例1916—1921年为3503次， 1922一l925年降为1304次，1926—1929年更降为791次；在20年代，因工人罢工而损失的工时还不到全部工时的0.001％。除了煤矿工人和纺织工人还进行暴力斗争之外，工人运动日趋保守，合作比冲突更为有利成为一条不成文的原那么。 　然而，前所未有的繁荣孕育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历史，已经把美国推向崩溃的边缘。1929年10月24日是一个被称为‘黑色星期四〞的美国的灾难日，纽约证券交易所抛售股票的狂潮如山崩地裂，1300万股股票易手，记录股票交易行情的自动收报机甚至来不及显示现场的股票行情；成千上万的经不起风浪的小投机者被他们的经纪人无情地出卖了。这是20年代逐渐上升到爆炸点的经济运行过程中，长期被积聚下来的各种矛盾和被紧紧围堵住而无以释放的破坏力量的惊人的触媒和释放。10月39日，纽约证券交易所出现了交易史上最狂暴的情景——1650万股股票成交，股票市场看起来就像一种新的海底探测装置一样，从的金融大陆架一下子掉进了未经探测的无底大海。 　我们无意详尽地描述1929—1933年大危机的全部过程；在这场危机过去之后的今天，人们更加关心和深刻思索的，不是危机本身酌过程，而是这场危机酌原因、后果和摆脱这场危机的途径、方式及其对整个美国经济的久远而深邃的影响。总之，它不止于经济方面，面是概括了社会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大危机以前的10年正是美国建国以来政府干预最少、经济最自由放任的时期，这意味着美国从建国以来一直崇尚的自由市场经济的破产。 　13.2 大危机的表现形式：传统理论的失效 　有关在1929一1933年这场危机的数量方面后果的统计概况： 　第一、由于股票贬值，全美国损失840亿美元，超过了1928年817亿美元的国民收入总额。 　第二，有13万家工商企业和5000家银行破产，工业生产下降了45％；重工业主要部门生产下降的情况是：采煤下降65．6％，生铁下降86．7％，炼钢下降84．7％，汽车下降92.1%，机床制造下降96．3％。 　第三，农业收入从130亿美元降到55亿美元。 　第四，全国失业人数达1200一1300万人，约占劳动人口的四分之一。 　第五, 国民生产总值从l031亿美元下降到742亿美元。 　第六, 进口总值从45亿美元降为13亿美元，出口总值从53亿美元降为17亿美元，等等。 　这场危机在非数量方面的直接后果是，它极大地动摇了。美国人民对资本主义制度根本价值或市场制度持久价值的信心；更确切地说，大危机以极端的形式在各地区、各阶层造成了广泛的痛苦和深刻的不满，从而使美国人民相信，只有政府干预才是对付这场灾难的唯一方法；也只有大危机才使美国人民接受和认可了30年代以后美国总统大幅度地增加并使用政府干预。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危机的主要后果就不止是它所造成的十年内乱，它还是一种巨大的动力，一种历史的契机；这种动力和契机，促成了已经孕育近一个世纪的政府在经济进程中的作用的根本性转变——这也正是新政的历史作用。 　研究说明，30年代大危机的主要原因有两条：一是在美国经济开展到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原有的市场机制已经无法承受、容纳和驾驭生产力的巨大开展了，而与此同时，有效的宏观经济管理尚未确立，政府干预趋于停止，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愈益弱化，这就导致了经济运行过程的严重失控和经济秩序的极度紊乱。二是贫富差距与美国经济一起增长，国民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均和两极分化，导致了大多数人的生活贫困与货币购置力的停滞和下降，由此出现的市场需求缺乏，与基于对未来前景的盲目看好而迅速膨胀起来的投资规模和信贷规模恰成鲜明比照；始于人为减税、任意放纵银行滥发贷款的经济过热所形成的供求之间愈益加剧的失衡，终于导致了虚假经济繁荣的彻底消灭。 　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原因。例如，20年代的繁荣，与其说是全美国的，不如说是美国城市的，长期以来的农业危机，使农产品价格、良业收入和农民购置力自1920年以来一直在下降。农业拖了国民经济的后腿，农民拖了其他各业人民的后腿。这说明，一个大国的经济起飞和经济繁荣，如果不以农业的腾飞和繁荣为根底，那它终究会因缺乏后劲而行之不远。无粮不急，这恐伯是世界经济史上反复证明了的一个真理。又如，20年代的持续增长仅限于某些工业部门，其他一些工业部门并不很繁荣。再如，商业银行的资本被用来在不动产和证券市场上进行肆无忌惮的大投机等等。我们还可以继续找出更多的原因来，但是，这场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前述两条。 　对于第一个原因而言，为什么说20世纪20年代是美国建国以来政府干预最少、经济最自由放任的时期，在这一时期的自由放任主义与大危机有何联系要正确地答复这些问题，还得从20世纪初期的美国进步运动说起。1901年，当西文多·罗斯福入主白宫的时候，人民对于当时流行的自由放任学说以及有关政府无为而治理论的普遍不满，从而形成了一股来势不小的社会力量；在此根底上．各个社会改革团体结成一个组织得不根严密的进步派联合组织，掀起了所谓的进步运动。这场运动没有主要的方向，没有固定的目标，也没有建成一个完美社会的纲领；它不是一个精心筹划的政治运动，而是一个包罗万象的以知识分子为主要成份的思想文化激流。这场运动的哲学观点尽管形形色色，但它的主流是争取扩大政府权力，致力于建设贤能的政府。进步运动并不是孤立出现的。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新工业制度的弊病虽然还没有完全暴露出来，但是趋向却已清晰可见。一个根本的问题是，是否应当让财富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并让所有生产资源的管理权集中起来而不受限制性立法约束，或者说是否应当对经济过程加以管理以利于整个社会的开展。因此，进步运动试图探索一种理论来证明，建立一个能够控制国民经济所有部门和领域的强有力的政府是合理的。诚然，自由放任政策受到了严厉的批评。与此密切相关的是，这样一条原那么被提了出来：运用国家的全部资源来提高贫穷地区的文化水平、保护各种集团和阶级免受同胞的剥削，扩大政府对于不幸的和没有正当权利的人的援助，并且在私人企业所不能或不愿插足的领域内扩大政府的干预。进步运动打破丁政党界限，无论是共和党人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还是民主党人伍德罗·威尔逊总统，都参加了进去；前者在任期内(1901．9—1909．3)抨击了作恶多端的大富豪，支持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的施行，后者在任期内(1913．3—1921．3)促使国会通过了联邦储藏法、克莱顿法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等一系列法律。我们不难发见，这是顺应历史潮流和经济开展内在要求的明智之举。 　应当指出，除了技术变革所引起的自19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增长的惯性作用以外，20世纪20年代的空前的繁荣是用以下方法实现的：第一，维持高额保护关税，关税税率一直提高到很高的地步；第二是减低高额所得税和公司税；第三是停止实施反托拉斯法和奖励大规模的合并或联合——放弃了强迫竞争的原那么而采纳了企业界内部互相合作和政府与企业界合作的原那么。共和党除了关税一项以外，没有任何为农业着想的方案，除了工业繁荣的间接好处以外，没有任何为劳工着想的方案。它为生产而生产，置消费于不顾。结果就出现了一个大公司外表繁荣的时期。这种繁荣造成了财富分配愈来愈不均的现象，萌发了通货膨胀和投机狂潮，促成了商业卡特尔、控股公司和工业垄断公司的疯狂扩张。显然，这种取消国家干预的理论和政策，从1921年哈定上台起就为30年代大危机理下了巨大的隐患并开始积聚到后来几乎要毁掉这个年轻国家的疯狂的破坏性力量。 　联邦储藏系统管理不严，以致大大促进了股票市场上的投机热潮，但是美国政府却拒绝干预，并且公开声称“一切根本上都是健全的〞；几百万美元的外国政府的公愤，被明明知道这些公债分文不值的人卖给了美国私人投资者，而政府知道这种情况，却不予披露和干预；由于所得税法制订得很不完善，几百万美元的所得税被漏掉了，但是担任财政部长达11年之久的梅隆(Andl ew MeHon)却从未把这种情况通知国会，关税委员会几乎名存实亡；联邦贸易委员会奄奄一息；反托拉斯法形同虚没，垄断公司的扩张到处受到欢送；所得税与公司税在财政部长的怂恿下一再削减——以长期经济衰退的巨大代价来换取短暂繁荣的一己功利；至于坚决主张联邦政府应该最少最少地介入经济领域的胡佛总统，竟然在使美国人民惊恐不已的“黑色星期四〞的第二天，轻松自假设地发表文告，声称“美国主要工商业以及商品的生产和销售，形势很好，欣欣向荣〞；当大危机向纵深开展，一再忍耐的美国人民终于提出这样的要求——不是维持现行制度的现状，而是要对它进行彻底检修时，但胡佛却仍然认为，只要恢复20年代的企业机制就足够了，最好是全国的企业都能摆脱政府的干预，最大限度地由各种非政府的、自愿的机构来组织经营管理(即所谓自愿制度)。诸如此类，不再一一列举。 　这些事实说明，这个时期在美国所发生的一切是极其异乎寻常的；这是政府干预经济的原那么被废除殆尽的时期，是在空前繁荣的表象下俏俏准备和逼近一场巨大经济地震的“震前期〞；这是美国历史上政府官员在无为而治的旗帜下以权谋私、官官相护、营私舞弊、严重读职等犯罪行为最猖撅的政治黑暗期。历史的开展有时候往往是令人遗憾的。本来，随着进步运动的健康开展和壮大，美国人民是完全有可能消除经济开展中的巨大隐患，从而阻止、至少是减缓这场大危机的，但是，连续三届共和党总统顽固地和错误地取消政府干预的政策，加之进步运动本身缺乏严密的组织和明确的方案，又由于知识分子的那种宣传就能改变政治格局的书生气和软弱性，而当时绝大多数基层的劳动者又并未自觉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所有这些因素集合在一起，终于把美国引向了一条通往崩溃和消灭的道路。 　国民收入分配的愈益不均和贫富悬殊的日臻加剧，是形成30年代大危机的又—个主要原因。在1920—1929年，美国按全国总人口平均的可自由支配的(即纳税后的)年收入从635美元增为693美元，约提高9％。然而，在同一时期内，占总人口那么的最上层人口的平均可自由支配的年收入，从7492美元增为13114美元，提高了75％左右。也就是说，在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