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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论
2009
贵州
公务员
考试
参考
解析
贵州省2009年省、市、县三级机关统一面向社会公开招考公务员
《申论》试卷
满分:150分 时限:150分钟
一、注意事项
1.申论考试是对应考者阅读理解能力、综合分析能力、提出和解决问题能力、文字表达能力的综合测试。
2.作答参考时限:阅读材料40分钟,作答110分钟。
3.仔细阅读给定资料,按照后面提出的“申论要求”依次作答。
二、给定资料
材料一:2007年8月13日下午4时,在建的湖南凤凰县堤溪沱江大桥突然倒塌。这是一座设计为长328米、高42米、桥面宽12米的双向二车道大桥。正大施工进入尾声时,大桥四个桥墩横向次第倒塌。所有目击此次大桥倒塌的人都用了“突然”这个字眼来形容。从第一个桥孔掉混凝土到解体,不过几分钟。而328米的四孔大桥从东到西连环倒塌,前后不过10秒钟,根据“8.13”事故现场指挥部提供的数据,现场施工人员中有64名遇难,88名生还者中,有22人受伤。
堤溪沱大桥是当地常见的石拱桥,造价较钢筋混凝土大桥低廉。由于当地缺河沙,大桥采用浆砌结构,石块和石块之间黏合均是用山上石头磨成的的粉末和水泥搅拌制成的砂浆。工人田茂看到,运来的沙子里面还掺有泥土。刘名负责切割桥面和桥墩的大块石料,按规定,石块的厚度是20公分,但老板告诉他,18公分的也可以收。既然这样,石块也就越切越薄,最薄的也就只有16公分了。当然,这背后还有工程的建造者,还有质量监督人员,还有工程招、投标过程,还有领导的决策等等。事故发生后,中共湖南省委当即将湘西自治州州长立案。
材料二:1999年4月,重庆綦江彩虹桥垮塌案,涉案人员14人被重庆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10人提起上诉。同年12月,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原綦江县县委副书记林世元、原綦江县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主任张基碧、原重庆市市政工程质量监督站站长赵祥忠、原綦江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贺际慎、“彩虹桥”工程组织承建者费上利等人,分别因受贿罪、玩忽职守罪、重大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等罪名,分别被判处其6年有期徒刑至死刑,并对其中部分责任人处以2万至50万元罚款。
1994年,赵国勋应原重庆市市政设计院院长助理段浩之邀,私下组织重庆交通学院教师吴某、周某等人,为綦江县设计了“中承式钢管混凝土提篮拱人行桥”(即虹桥),此举已经违反设计程序规定,随后又冒用市勘察设计院的图签出图。事发后,经专家鉴定,确认该图粗糙、更改随意,构造也有不当之处。
1996年端午节,彩虹桥竣工不到半年,綦江举办龙舟赛时,彩虹桥曾发出嘎的一声炸响,桥上观众吓得惶恐四散,事后有关部门邀请赵国勋以设计方主要负责人的专家身份到现场勘察。赵推断,“异响系应力调整,属正常现象”,这一错误的结论直接致使綦江县原县委书记张开科作出继续上人通行的决定。事发之后,此罪定为单位犯罪,主要指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单位违反国家规定,降低工程质量标准,造成重大安全事故。
材料三:据《楚天都市报》报道:维持一审判决的焦家湾大桥垮塌案的终审判决书正式送达,至此,本报多次报道的209国道巴东段“复建豆腐渣工程”案尘埃落定。此案发生在1998年2月20日上午,正在施工中的焦家湾大桥突然坍塌,11人当场死亡,6人重伤,经济损失190多万元,惨祸震惊全国。焦家湾大桥的施工单位——巴东县兴东建设总公司第七公司本是一个乡镇建筑队,根本就没有建设桥梁的资质。第七公司经理谭朋芝通过关系把焦家湾大桥的建设任务拿到手后,本来想将此项工程交给自己的亲戚陈泽恒做,只因价钱没谈好,于是便自己做。由工程指挥部提供的图纸,大桥拱圈的“半立剖面图”无效,也没有木拱架的图纸。指挥部聘请的施工员谭文国已经60岁了,对技术要求是一窍不通。加之工程的层层转包,使得整座大桥在质量上大打折扣,偷工减料、以次充好的情况屡见不鲜。以上种种原因,便导致了大桥的垮塌。去年7月7日,巴东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原巴东县副县长汪盛钧有期徒刑5年;原巴东县移民局局长谭绍鼎有期徒刑4年;原巴东县交通局副局长贾继龙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原巴东交通局工程股股长杜兵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判决后,4人皆不服判决,提请上述,二审法院审理认为,原判决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驳回上述,维持原判。
材料四:(新华网 昆明2008年2月1日电)近日,云南省临沧市“遮奈水电站坍塌事故”3名主要责任人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随着案件侦查工作走向深入,坍塌事故背后的工程乱象渐渐浮出水面。令人瞠目结舌的是,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豆腐渣”工程:没有地质勘测报告,工程设计存在明显缺陷;施工不仅严重偷工减料,还擅改施工顺序;试水前既没有制订试水方案,工程保养期也没到。更荒唐的是,工程经过转包,最终被一个没有资质的项目经理包给了一支没有资质的施工队。
据调查,遮奈水电站业主的投资方之一是云南银瑞投资有限公司,这家公司由一个叫杨柏云的老板出资1000多万元,另外400万元股本由云南省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职工集资。据调查,明渠及隧道工程是由银瑞公司以“议标”形式发包给云南省水利水电公司的,而后者并未真正组织施工,直接将工程转包给了瞿正方的施工队。这种“议标”、转包以及“挂靠”的行为,在工程建设领域也普遍存在。正如翟正方所说:“他是通过朋友介绍拿到工程的,不出事就什么事都没有,出了事就……”他表示,以前还做过许多工程,遇到要资质时“挂靠”到有资质的朋友那里去就行了。
材料五:2005年,设计使用寿命50年、竣工验收时“工程质量等级优良”的湖北钟祥汉江大桥,仅运行10年便成为“危桥”,今年9月不得不拆除重建。令人费解的是,从4年前该桥出现险情到拆除重建,其工程质量问题迄今无人承担责任,而原先参加该桥设计、施工和监理的单位,再度参加拆除和重建大桥的投标。为此,湖北省委领导日前批示要求严查有关责任人。
汉江大桥曾是钟祥人引以为荣的城市标志性建筑,当初交通部门竣工验收时的结论是工程质量等级优良。到2001年,省交通部门就发现了桥体有裂缝。2004年,大桥“病症”加剧,湖北省交通厅公路局委托交通部公路科研所进行检测后,定性为“危桥”。2005年3月,大桥完全封闭,禁止通车行人。过往人流和车辆只有改道从数百米外的渡口乘轮渡过江。当时交通部公路科研所的检测报告表明,大桥主桥箱梁腹板开裂,中间三跨跨中底板横向贯穿开裂,且仍在发展,部分钢筋锈蚀严重,大桥目前荷载等级远低于原设计标准,不能满足使用要求。一项质量等级优良的工程为何如此短命?据中国铁道第四勘察设计院桥梁专家蔡云标分析,除了车辆超限超载加速了大桥的衰老之外,桥梁耐久性不够的根本原因在于质量缺陷。
材料六:据《新京报》2005年8月15日报道,获得被称为中国建筑行业质量最高奖的“鲁班奖”的两项工程,近段时间频爆丑闻令人心忧。特别是1990年获特别奖的中国体育博物馆实际是彻头彻脚的豆腐渣工程,在使用仅15年后就成了危房。近日又传出消息,造价1.4亿元的北大生命科学学院教学楼刚刚摘取“鲁班奖”桂冠,就出现了墙面开裂及大面积渗水现象,实验室的有毒气体常常排到其他房间。上述两奖,堪称“鲁班奖”开评史上的两大败笔。细究两项工程,不难看出它们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典型的献礼工程。前者是1990年北京亚运会的标志性建筑,为了赶在亚运会开幕前夕完工,建筑方不惜缩短工期,边改图纸边施工,降低工程质量,以至于建成之初,一下雨就得用脸盆接漏水;后者投入使用于北京大学校庆之际,仅仅过了几个月就开始渗水漏水,至今情况越来越严重。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两项工程都是在边漏边补中申报国家建筑质量最高奖“鲁班奖”的,作为一项国家级的质量容易,“鲁班奖”不该放弃严格的评审把关标准,为某些献礼工程做锦上添花的“献礼”。
材料七:来自四川省建设厅的数据显示,在2008年5月12日的汶川大地震中,重灾区学校倒塌面积为199.7228万平方米,倒塌房屋总面积为14889.3万平方米,倒塌学校面积占总倒塌房舍面积的1.3%。
日前,四川省建设厅出具了一份关于“5.12”汶川大地震中校舍大面积垮塌情况的专项分析报告。报告认为,导致此次地震中校舍大面积垮塌的主要原因有三方面:一是建筑防震标准低,二是地震烈度太大,三是部分建筑结构设计不合理和施工质量控制不严格。多位接受采访人士均对记者表示,如果说前两个原因是天灾,第三个原因就是人祸。
上世纪末,农村中小学建设由乡镇自筹资金,建成一批“三无”(无规范设计、无规范施工监理、无规范竣工验收)校舍。这次垮塌的校舍中,相当一批就是建造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聚源中学两栋教学楼一栋建于1988年,一栋建于1992年,北川中学教学楼建于1995年。2001年-2005年,我国启动校舍二期危改工程,此后,2006年-2007年,随着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启动了新一轮校舍危房改造工程。但是“有些校舍未按现行规范进行加固”,终在5·12地震中酿成惨剧。什邡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地区,在此次15所垮塌最为严重的学校中,什邡地区就占了6所。
材料八:据《经济参考》报道:藏污纳垢的道路工程假投标,养肥几多“蠹虫”。前不久,河南省有关方面透露许漯高速公路再现“豆腐渣”工程,舆论沸然。该省监察厅和省交通厅的通报称,这条设计寿命为15年的高速路通车后不久即出现严重的质量问题,一个重要原因是施工企业借用资质中标,偷工减料,掺杂使假,给工程留下严重质量隐患,已外逃的原许漯路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童言白对此负有直接领导责任。有分析说,就是假招标毁了许漯高速公路。梳理所有“折戟沉沙”交通部门官员的档案,发现一个惊人的相似之处,就是他们无不与插手工程招投标有关。
2002年6月,由于违规招标和中标单位违法分包转包工程,投资3.8亿元的云南昆禄公路因为严重质量问题,在试通车18天后被迫中断交通,国家不得不再斥资1亿元进行翻修。一时间,虚假招投标招致各方“炮轰”。凭着曾经建过一条子虚乌有的“高速公路”的虚假业绩,顺利通过有关部门和资深专家的重重审查,一路“过关斩将”,最后竟堂而皇之地以得分第一名,在某标段如愿以偿中了标。这桩2002年发生在湖南常(德)张(家界)高速公路招投标中的荒唐事被曝光,于是有人质疑:还有几条公路工程招投标是真的?常张高速公路招投标过程中上演的这出闹剧或许有一定的偶然性。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被称为投资、建设“阳光法案”的《招投标法》,在许多公路建设工程热热闹闹的招投标“游戏”中被扭曲,相当一部分项目招投标“失灵”。据一位工程局老总私下透露,公路工程招投标中送“红包”在业内有公开的行情。
中纪委调研组2003年11月24日发布的一份调研报告说,近年来全国已有十几个省区的交通厅厅长在公路工程建设中因贪污受贿被判刑,其中河南省连续三任交通厅长都是在干预和插手公路工程招投标中,因收受巨额贿赂而倒下的。
材料九:深圳创立防治政府投资工程腐败的新机制,工期不再“马拉松”,投资不再“无底洞”,质量不再“豆腐渣”,干部不再“倒下马”。深圳市建筑工务署创造的是廉洁工程、效益工程、精品工程,被人们形象地称为“政府工程好管家”、“纳税人的精算盘”。而建筑工务署的领导头脑很清醒,他们说:“我们也是很普通的人,也有抵抗不了诱惑的时候,是好的制度使大家没有机会腐败。”建筑工务署把社会化生产模式引入工程管理领域,“作坊”式小生产,变成批发式集团作业,“三超一拖”成为历史,工程效益大大提高。工务署每年要完成数十亿投资,几十个工程同时开工,他们学习工厂流水线,把分散的、小规模的管理活动,转变成分工协作、大规模的社会化大生产。他们把建设过程分为若干个节点,如前期准备、招投标、计量支付、竣工移交等,全署人员据此作专业分工,依托专业组、项目组实行批发式的集团作业,例如招标,署里每周召开一次招标会议,一次审议十几项招投标事宜,效率自然很高。这种批发式作业类似工厂流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