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思政课论文.doc

思政课论文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经验或教训 　论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取得很大成效；但同时还存在着大量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低效率的问题。选择什么样的增长方式，取决于国情和开展阶段，还取决于开展观。在环境与资源的约束日渐严峻的今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刻不容缓首先，我们应当搞清楚转变增长方式问题的由来。所谓经济增长方式，就是指推动经济增长的各种生产要素投入及其组合的方式，其实质是依赖什么要素，借助什么手段，通过什么途径，怎样实现经济增长。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后期，苏联实行其在１９５９年党代表大会通过１５年赶超美国的方案后，发现虽然经济增长速度远高于美国，但增长质量很差，经济差距并没有缩小。于是得出一个结论，即增长方式有问题，提出了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６０年代开始，苏联每个五年方案都包含转变增长方式内容，但是，直至苏联解体也未转过来我国在上世纪６０年代后期，由留苏经济学家刘国光、董辅引入此概念后，曾有过一段时期的讨论，但在政策上并没有实际举措，直至九五方案。国家计委拟定九五方案时提出，中国经济的大问题是增长方式问题，要从外延、粗放的增长方式向集约、内涵方向转化。中央吸取了苏联增长方式难以转变的教训，在制定关于九五方案的建议中完善了计委的提法。 　了解人家的开展之路很有必要，但应警惕一些地方依据西方过时理论调整结构带来的严重后果。萨缪尔森将工业开展分为三个阶段，开展道路和增长道路也分为三种。其中，第一阶段是起飞前阶段，以英国为主。主要是依靠土地投入，局限性很大，易陷入马尔萨斯陷阱〔即土地资源被完全占用后，经济无法再继续增长〕。但１９世纪经济起飞后，英国并未陷入马尔萨斯陷阱，原因是经济增长靠的是物质资本投入，用机器代替人工，开展重工业。霍夫曼将１９世纪英国、美国工业化初期和中期阶段的增长方式外推到工业化后期阶段，说明重化工业还要开展得更快，要占支配性地位，这就是霍夫曼经验定理。为什么马克思在１９世纪末说，资本主义丧钟已经敲响？这不是从政治角度提出，完全是通过经济分析提出的。但是从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开展情况看，并未实现霍夫曼定理，于是萨缪尔森将这段开展时期称为现代开展，即经济增长不是依靠物质资本积累和资源的投入，而是效率的提高 　增长不等同于开展粗放经济增长方式是方案经济的必然产物。苏联为什么没有转变过来呢？因为他不懂得增长方式跟体制有关系，你想用行政命令配置资源，增长方式不可能转。因此，中央在九五方案的建议中提出两个转变，一是增长方式转变，二是体制转变，其中体制转变是关键。九五方案期间增长方式转变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十五方案却有了问题，把经济结构调整作为主线，提法没错，因为效率提高，从经济学角度看就是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也就是结构优化。问题是由谁来调整，向什么方向调整，各地在实际执行中出现了偏差。按照九五方案思路，要靠体制的改善来实现优化，但变成了十五方案的以结构调整为主线。调整就应该有调整行为的主体。问题在于，在方案经济中，不管是宏观总量还是结构问题，都由方案、由政府来定。而在市场经济中，应该是政府管宏观，即货币、财政收支、外汇收支、劳动就业总量等关系全社会的总量；市场管微观，即资源在地区、部门、企业间的配置　什么是增长方式？什么是新型工业化道路，很多人没有弄懂。在一些研讨班包括那些科学开展观的研讨班上，领导同志做报告，讲科学开展观，就讲到我们现在进入了重化工业时代。在科学开展观中间夹一个１９世纪重型工业化道路，再讲增长方式转变，完全对不上号。科学开展观怎么走到老工业化道路上呢？老工业化道路怎么可能转变增长方式呢转向何方，从何入手十五届五中全会决定我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但从全国的整体情况看，十五前３年经济结构已在向重型的方向转化。许多地方都在说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以重化工业为主的工业化中后期阶段，本地的经济结构也要向重型结构转化，这是在走旧工业化的老路原因之一是政府作为调整的主体，财政收入、政绩考核，都决定政府必然要搞产值大、税收高的重化工业。北京是世界上技术力量最集中的城市之一，应是高新技术基地、创新基地，但开展了两年，财政收入、ＧＤＰ都上不去，于是选择了汽车业，创造了２００天的现代奇迹。深圳是信息中心，有望成为世界性企业的两个电信 　设备制造企业都在深圳。而深圳反思其开展道路时，认为问题是结构过轻，要向重化工业转化。原因之二是各级政府拥有过大的土地和贷款等资源配置权力。资金投向，除考虑环境、安全等因素外，应由投资的经济主体自己决定，自己承当责任。不要只谈意图、目标怎样良好，重要的是要谈实现目标的机制、手段和实际结果。我认为一要建设有限的政府。除非必要，政府不要干微观的事情，不要直接在地区、部门、企业间配置资源，不然就是抬牛腿。即使在市场失灵条件下，政府不得不对微观领域进行干预时，也要尽量同价格、市场等间接手段相配合。如在讨论生产用水如果紧缺怎么办时提出了两种思路：一种思路是由政府、方案部门来确定哪个企业的生产是国家需要的、有效率的，然后给它配水；另一种意见，提高生产用水的水价，使大量耗水的企业难以承受而关闭或迁到别处，这才是更好的方法二要建设有效的政府。政府要把主要精力放到提供公共产品上。提供有效的效劳。要建立一个好的市场体系，政府要做的事情很多，首先要提供法制，提供规那么，要公正执法。政府在进行宏观调控时要尽量用总量手段，必须用行政手段时，应与价格等手段相配合。现在有一种舆论认为，总量手段非常可怕。其实总量手段是指利率、准备金率、汇率等，是很富有弹性的。总量手段的作用就是要把需求总量调整到与资源支撑能力相适应的水平。至于应该用在微观结构上的哪个企业、部门、地区，是由市场决定的我们现在对行政手段还是用得过多，但却又不能不用，因为我们的市场并不完善。但在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行政手段的副作用和局限性。由领导机关的官员来判断哪个该上哪个不该上，该不该给企业贷款，这是不可想象的。政府如果有如此大的资源配置能力，我国应该还在搞方案经济。现在有一种提法，说总量手段是一刀切，微观干预要区别对待。所谓区别对待，就是由行政机关来判断项目该上与否，贷款该给与否，要该压的压，该支持的支持。这就意味着资源配置还是由领导机关决定。结果，一是容易导致腐败；二是算不准，该下的不一定是效率最差的，该保的也不一定是效率高的；三是由于指标体系注定简单，很容易产生一刀切用科学技术促进转变新型工业化道路有两个意义的新，第一个新是相对于十九世纪那个老工业化道路，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这个新在哪儿呢？主要靠效率提高，而不是靠资源投入实现增长。第二个新就是信息化带开工业化。第一次产业革命的时候，瓦特改进蒸汽机，用了一点热力学，但是根本上是靠经验。第二次产业革命靠这些东西就不行了，而是基于科学的技术能普遍运用。比方做一个，你不基于科学，没有物理、电子学的这些科学研究，一千年也做不成。为什么基于科学的技术能普遍运用呢？关键在于创新的制度化，主要有两个制度：一个是关于科学的制度；一个是关于技术的制度，这两套制度不形成，科学进步不了，基于科学的技术就不可能应用科学和技术是两个不同的东西。科技要为生产效劳，技术可以企业为主体，因为鼓励主要靠市场；而科学不能够直接为生产效劳，科学的鼓励体系以创造优先权为核心。这个鼓励机制在同行，就是建立科学家们独立的共同体，同行的科学家们认可，这是最重要的。所以，要从根上研究人家的历史，我们是一个后进者，后进者聪明在哪儿？聪明在于能够以史为鉴，知道别人哪儿走错了，少走弯路，这就是后发优势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归根到底要靠人。要加快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努力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的创新人才，建设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较高的人才队伍，开创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新局面。要充分认识教育在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中的先导性、根底性和全局性作用，积极推动教育改革，大力开展各级各类教育。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理论的开展与启示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理论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开展理论的重要组成局部。探索转换经济增长方式道路的长期性决定了这一理论经历了一个产生开展过程。就此做以回忆性的考察，认真总结历史经验，不仅可以促进这一理论的进一步开展，还能够为转换经济增长方式的实践提供有益参考，同时也是纪念建国50周年的一种好形式。 　　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理论包括经济增长方式及其转型的概念与表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必要性与途径、研究转型问题的方法等局部。在不同历史时期，受当时政治经济历史条件的影响，这些方面被不同程度、各有侧重地予以了探索。 　　一、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理论的初步思考 　　我国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型问题的最初思考可以追溯到50年代中期。50年代初，我国在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之际，由于受当时“一穷二白〞国情制约和前苏联经济增长模式影响，走上了主要靠投资新建工业企业以加速工业化的道路。这种粗放型增长方式在当时是必要的，但也必然在实践中暴露出无视生产效率等方面的弱点，从而引起了人们的批评。 　　1956年，经济学家孙冶方在其力主改革传统方案经济体制的名作把方案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根底上之中分析传统体制无视价值规律的作用从而不重视效率的弊病时批出：“对资本家来说，生产而不计财务或本钱，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在我们，‘不惜工本’似乎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应有气魄〞“开展生产的秘诀就在于如何降低社会平均必要劳动量，在于如何用改进技术、改善管理的方法，使少数落后的企业劳动消耗量〔包括活劳动和物化劳动〕向大多数中间企业看齐，使大多数的中间企业向少数先进企业看齐，而少数先进的企业又如何更进一步提高。〞他在当时发表的另一篇名作从“总产值〞谈起之中非常重视“通过社会必要劳动量的计算来推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的问题〞，竭力批评无视技术更新和浪费严重的做法，要求“随时算一算投资的效果〞，算一算劳动节约与否，算一算新建项目和改建原企业哪一个合算。他认为，“还是改建省力，花钱少而见效快〞。这些结论虽然包含在批评旧经济体制、力图依据价值规律改革方案经济体制的主张之中，但实际上也说明了旧开展路子的弊病，论及了改变粗放型开展道路的必要性与方法，成为当时思索这一问题的代表。 　　如果说50年代理论界关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思考仅仅算做思想萌芽，那末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认识那么有了明显的变化。50年代中后期的“大跃进〞运动把经济速度放在了不适当的位置，强调“以钢为纲〞，出现了全民大炼钢铁的局面，导致了资源极大浪费，比例严重失调的恶果。沉痛的教训迫使人们总结经济开展的经验。60年代初，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稳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实事求是作风也开始恢复，这都推动理论界敞开思想、阐发新的经济开展理论。当时，从前苏联传入了“外延增长〞和“内涵增长〞的概念，前苏东国家经济学界从分析本国经济增长下降的原因出发就外延增长方式的弊端和向内涵增长方式转变的研究也为我国直接思考经济增长方式问题提供了启示。这一时期的研讨成果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1.初步讨论了外延扩大再生产与内涵扩大再生产的两种方式。 　　理论界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扩大再生产区分为外延扩大再生产与内涵扩大再生产的论述讨论了社会主义再生产是否也应做此划分、划分标志以及二者关系等问题。尽管对怎样划分扩大再生产的两种方式有着争议，但就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也应区分为外延扩大再生产与内涵扩大再生产，形成了较为一致的意见。关于这两种方式的含义，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投入生产过程的生产资料的数量以及生产产品的数量，是由于劳动量的增加而扩大，就是外延扩大再生产，是由于生产技术的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引起的扩大，就是内涵扩大再生产。 　　2.初步指出了重视内涵扩大再生产方式的必要性。 　　学术界还研讨了扩大再生产两种方式的主次关系问题。有的学者认为，最能鲜明地表现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特点的形式，自然首推采取新建和扩建根本建设的外延形式。有的学者那么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能无视利用外延的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