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培训的质量保障及启示.docx

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培训的质量保障及启示 ：日韩两国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培训的质量保障先进经验和有效做法主要有：完备的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培训法律体系保障；系统的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培训体系；创新教学内容与方式，突出实践教学；充足的资金投入；完善的质量评估监测和严格的职业资格认证。两国的质量保障实践给我国农民工培训的质量保障以重要启示：推进农民工培训法制建设、健全多层次的农民工培训体系、优化农民工培训内容和方式、完善政府主导的多渠道投入机制、强化质量监管等等。 关键词：日本；韩国；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培训；质量保障；启示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开展、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劳动力市场对于高素质产业工人的需求不断增长。近年来，我国农民工培训规模大、开展快，但培训的质量保障却不容乐观。基于国际比较的视野，分析和借鉴日本和韩国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培训的质量保障先进经验和有效做法，对于我国农民工培训的质量保障改良与提升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一、日韩两国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培训的质量保障 （一）完备的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培训法律体系保障 日韩两国都坚持立法为先、依法治农，现都已形成了相当完备的法律体系，从国家法律的高度支持和保障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培训顺利进行。二战后日本政府相当重视教育法制建设。在专门针对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培训方面，1947年公布的学校教育立法首次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农业继承者教育的重要地位，说明了农业学校的宗旨，致力于把拥有高中学历的农民子女培养成为现代农业骨干人才；1948年公布的农业改良助成法提出要加大对农民科技知识的培训力度；1961年公布的农业根本法进一步表示要使农业从业者得到一定的教育和培训，保障从农者及其家庭能够充分就业；[1]1999年，粮食、农业、农村根本法在就农者的教育培训和经营管理方面也做出了相关规定，并要求国家鼓励并扶持农村技术教育。[2]在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培训经费方面，1950年的农业改良资金援助法规定了政府经费支持的工程包括改良农业经营、改善农民生活和培养农村青少年等；1984年修改正后的关于农业振兴地域法律说明要划拨专门资金用以支持农民的继续教育培训。[3]同样，韩国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培训也受到法律保护。1962年制定的农村振兴法强调启蒙指导、技术普及、领导者的培养与训练等，旨在振兴与开发农村；[4]1990年的农渔村开展特别措施法不仅规定了培养农渔民后继者，而且还确立了专业农户的具体培养制度；[5]1993年修改的兵役法规定将农业后继者改为产业技能要员，并且免除兵役；2022年施行的农业、农村根本法对培养专业农业人作出了具体规定。[6]在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培训经费上，1971年出台的农业产学合作审议会规定确定了国家须向农业经营者培育、农业教育培训实习等工程提供必要经费；[7]1980年公布的农渔民后继者培养基金法为农村基层干部和有意愿且有能力务农的农村青少年设立专项培养资金；[8]1998年修订后的农业农村根本法，不仅明确了对农业人培育的援助，而且还涉及到援助资金效率等相关问题。[9] （二）系统的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培训体系 日韩两国都已形成了系统的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培训体系，该体系为农村劳动力打通了更多的职业教育培训渠道，在增加职业教育培训时机、拓宽职业教育培训内容、满足不同农业相关群体职业教育培训需求等方面作出了重大奉献。日本形成了中央政府—都道府县—市町村、政府部门—教育系统—社会力量从上到下、多方参与的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培训体系。[2023]日本的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培训主要由文部科学省、农林水产省等部门负责，包括农业职业高中教育、农业继续教育、农业技术普及组织教育和国内外研修制度。[11]农业职业高中教育由文部科学省系统的农业高中实施，其职业教育培训对象是高中在校生，目标是致力于把高中在校生培养成自营农业人员和农业关联产业技术人员；[12]农业继续教育的实施主体主要有农林水产省和道府县的农业大学校以及民间农业继续教育机构，以农林水产省的农业大学校为例，其职业教育培训对象是有1年以上从农经验、打算长期从农的具有高中学历的农村青年，目标是培养振兴社区农业的中坚人才；[13]农业技术普及组织教育的实施主体包括农业协同组合、农业青年俱乐部和农业改良普及中心，以农业协同组合为例，该组织设营农指导员，以农业协同组合成员及其家属为对象（日本几乎所有的农户都参加了农业协同组合），对其进行生产、经营、生活方面的指导，目标是提高农业者的素质；[14]国内外研修制度主要由全国农村青少年教育振兴会实施，职业教育培训对象是30岁以下的在农或即将务农的青年，目标是获得实践经验、掌握先进技术。[15]韩国的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培训体系由四局部组成，主要包括农村振兴厅、农业协作合同组织、农业大学和其他民间组织。[16]农村振兴厅下设道农村振兴院、市郡农村指导所和邑农村指导所，以后继农民、专业农民、农村青少年、农村妇女等为对象，实施农渔民后继者教育、专业农民教育和专门农业大学教育，农渔民后继者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农业后备劳动者，专业农民教育以培养核心农户为目标，专门农业大学教育以培养具有专业实践能力的青年农业专门人才为主；[17]农业协作合同组织主要由农业经营教育支援团、教育院、研修院和新农民技术大学等机构组成，培训对象包括农业协作合同组织会员（韩国90%以上的农村劳动力都是农业协作合同组织会员）、专业农民等，目标是培养具有农业实践操作技能的农民；[18]农业大学分布于全国各地，以中青年农民、农业后继者、专业农民、骨干农民为培训对象，主要是开展知识、信息密集型培训；其他民间组织包括农村青少年教育协会、农民教育学院、农村文化研究会和其他民间团体，面向农村青少年、农业技术人员和全体农民，旨在开展农村职业教育培训事业。[19] （三）创新教学内容与方式，突出实践教学 日韩两国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培训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培训方式也不拘一格，突出了教学的实践性。日本的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培训内容，除了综合知识和技能外，还涉及到农牧渔生产技术、农产品加工储存和销售、农业经营和管理、国内外农业政策、健康和生活等多个方面。[20]在方式上，强调职业教育培训的实践教学，常用的教学形式有上门指导、实物展示、实地参观考察、互联网传播、讲座等多种方式。以农业改良普及中心为例，该组织要求专门技术员和改良普及员通过示范户的选定、实验样板田的设置、巡回技术指导等方式向农村劳动力提供帮助和指导；此外，还安排农业普及员通过座谈会、讲习会、视频播放、苗圃展示等方式对农村劳动力进行职业教育培训。[21]韩国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培训机构进行职业教育培训之前，很多都会对农村劳动力进行培训需求分析，从而保障职业教育培训内容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其培训内容主要包括实用技能和知识的培训与更新、社会政策教育、农村生产和生活的实用科技等方面。[22]在方式上，韩国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培训表现出以下特点：一是理论结合实践，主要有实习体验、现场参观和讨论等方式；二是培训时间灵活，既有每期3至5天的短期培训，也有1至2年的学历教育，既可完全脱产，也可半脱产或不脱产；三是充分发挥媒介的培训作用。[23]值得一提的是，韩国2023年推出的农村劳动力教育培训券制度开了农村劳动力自主选择职业教育培训机构和培训内容的先河，既满足了实际需要，又遵从了农村劳动力意愿，在韩国引起了强烈反响。[24] （四）充足的资金投入日韩两国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培训资金来源渠道多，数额也大，这为实施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培训提供了强有力的经济保障。在资金来源方面，日本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培训的经费来源主要有财政部拨款，文部科学省资助，地方财政、中央和学校法人筹资，国家低息贷款等多种渠道。在资金投入方面，日本除了对有“认定农业者〞、“青年农业士〞、“模范农户〞等荣誉称号的务农者给予资助，还对民间农民继续教育组织的设施建设、农业改良普及中心的各项进修活动以及参加国内外留学务农人员提供经费和补助。[25]日本政府对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培训的投资不仅工程多，而且数量大。例如，以招收即将从农的高中毕业生为主的县立农业学校和局部农民进修所，其办学经费由国家XX县区当局共同提供，各自承担2/3和1/3。[26]韩国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培训经费来源包括国家财政拨款、农林部门划拨、地方财政补助、国库融资、农协融资、官员非法财产充公等渠道。韩国对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培训投入是非常可观的，政府财政拨款建立的农业专门学校，方案对农渔民后继者进行为期3年的正规教育，其办学年预算达50亿韩元；[27]韩国江原大学向农村劳动力开展的咨询、教育、培训等活动，所有费用都由道（省）政府承担，其中仅农村劳动力人均培训费用就高达300万韩元；2023年，为了革新农村劳动力培训方式，提高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培训质量，韩国农林部投入3.5亿韩元用以示范推广农村劳动力教育培训券制度，从而保障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培训的实效性；为了改变农业后继人缺乏、农村荒芜和萧条加剧的局面，方案到2023年为止，韩国政府将投入2.4万亿韩元用以每年培训5000名从农青年，保证20万专业农户的较高素质。[28] （五）完善的质量评估监测和严格的职业资格认证日本对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培训的质量评估和监测不单单是针对受训者，还针对实施职业教育培训的主体机构。就职业教育培训机构而言，日本已形成了设置认可、内部评价和外部评价共同作用的质量评价体系。[29]设置认可是文部科学省对一所机构是否具备开展职业教育培训工作根本条件的资格认可，从质量上保障该机构较高的办学起点。内部评价是办学机构对自身职业教育培训质量的自我监督，且须定期向内部工作人员和外部相关政府部门报告。外部评价由独立于职业教育培训机构和政府的第三方组织进行实施，它必须接受文部科学省一系列严格的资格认证才能参与评价，其评价的客观性、公正性已使外部评价成为日本主要的职业教育培训质量评价形式。日本对完成职业教育培训的农村劳动力都要进行技能鉴定和资格认证，以确保职业教育培训对农村劳动力的价值。日本的职业资格分为国家资格和民间资格，有资格考试、专家评审和学历认证三种鉴定方式。[30]在日本，职业资格证书和毕业证书同等重要，并且获得职业资格证书是相当不容易的，农村劳动力职业资格有“农业士〞、“指导农业士〞等，这些职业资格对提高从农人员的职业素质是非常有效的。韩国不仅对实施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培训的机构、教师、设施等条件有着严格的标准，而且为了确保资源的充分利用和职业教育培训效果的最优化，还要求各职业教育培训机构必须依据自身的条件和性质选择职业教育培训对象、确定职业教育培训内容。在职业教育培训结束后，参训人员均要接受技术考核。韩国严格实行职业资格认证，以农业后继者为例，首先要获取农业后继者的申请资格，即作为产业技能要员有2年以上从业经验，且年龄不超过40岁；其次，需要在总分值为750分的分数选拔中取得合格成绩才能真正成为农业后继者。[31]完善的质量评估监测和严格的职业资格认证不仅使日韩两国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培训质量得以保证和提升，还促进了职业教育培训机构自身的完善和开展，形成了农业、农村、农民和职业教育培训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二、对我国农民工培训的质量保障启示 （一）推进农民工培训法制建设 日韩两国对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培训的地位、内容和资金投入给予了法律高度的保护，对参与单位和个人的责任与义务、经费来源、运作及相关奖励措施做出了明确的法律规定。我国劳动法和职业教育法虽然有涉及到职工培训，但是范围过宽、可操作性不强、执行力度也不到位。近年来，我国虽然颁发了诸如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假设干意见、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民工培训工作的指导意见等文件，但是这些文件只是一种政策措施，并不具有法律的强制性要求，对农民工培训未起到刚性的标准和保护。鉴于此，我国农民工培训的法制建设应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制定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