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中国转向内在》读后感精选10篇.docx

中国转向内在读后感10篇 中国转向内在是一本由刘子健著作，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6.00元，页数：17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转向内在读后感(一)：胳膊拧不过大腿 　　这么薄的书能写出这个东西是很不容易的，唯一扣的一颗星是给了翻译，如果有什么缺陷的话就是叙事太多，高潮来得太晚而结束的太早。 　　思想随时随地都与文人与皇帝的关系有关，当文人在学术和代理人之间二选一的时候，更多的人选择了权力而非学术，学术开始为正统效劳而并非独立，思想文化更趋向于维护统治的武器而并非活泼，当统治岌岌可危的时候，文人必须要为正统买单，而当统治稳定的时候，文人才可以从缝隙中去影响，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宰相从分庭抗礼到代理人，最终文人的朝廷只是一段，构成了胳膊拧不过大腿的史学回忆。 　　从影响民众到影响一个人，从理想转向实用，从中原到江南。 　　中国转向内在读后感(二)：两宋，中国转向内在 　　处于中华文化“高原区〞的北宋在遭遇“靖康之难〞后文化开始内转。而这一直为人所无视。大家历来只重视北宋的经济与市民生活，在北宋多姿多彩的开展进步表象之下，其实暗潮涌动，中华文明已经开始出现质变了。尤其是二宗北狩，高宗登基之后，朝廷的嬗替与异族的压力导致中国开始滋生“汉族文化中心主义〞，士大夫身负国耻家恨，对汉唐的推崇加剧了对异族统治的憎恨。最终进而导致对外来事物的普遍排斥。这种心态到最后逐渐开展成为对外来文化的漠视。中国开始陷入固步自封的境地。 　　王安石变法遗留下来的朝野纷争仍然在南宋延续。基于复杂的政治宗派斗争，导致保守派和改革派互相倾轧不止，新儒学与旧儒学无法融合，进而也无法组建一个稳定的执政集团。政治挂帅和文化相轻使得南宋在无法翻开外部局面之后，只能矛盾的开启自我保护机制。由此影响深远，中国彻底丧失了汉唐包纳四夷的开阔胸襟和盛世气象。 　　中国转向内在读后感(三)：在哪裏轉向 　　真的是太久沒看學術書了，腦子不夠用啊，以後爭取每月一本吧，作者開宗明義，確實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角來審視兩宋的政治轉向（其實原書副標題是Intellectual-Political Changes in the Early Twelfth Century，感覺文化轉向這樣的翻譯是有欠考量的），在看多了說來說去那麼幾個論調之後真實萬分感謝這樣的別出心裁，兩宋的繁華商品經濟，蓬勃的城市化，發達的國內外貿易，成熟的文官制度，甚至是紙筆的使用和流通，都讓人有一種近代歐洲的錯覺，這很可能是因為有了全球比較史學的先入為主，會不自覺的將歐洲史學當做了參照系，本書的理論前提是：不同文化的演進並沒有一個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型，不是沿著單一的軌道、經過相同的特定步驟前進的，不同文化常有不同的發展重心（當然這裏需要指出的是，此一理論前提適合討論學術，不適宜用來做政治上的狡辯，不然實在太危險，原因是什麽你們懂的），換句話來說，就好似你不能用現代人的眼光說古代人不合道德或者亂倫，西方視角確實是把雙刃劍，看你會用不會用。喜歡談論政治的諸君可以拿這書和錢穆的歷代政治得失對照來看（至於爲什麽這裏只列舉了錢穆的一本書呢，因為實在不好意思，別的還沒有看過啊豈可修，當然還有一個問題是不喜歡多講這類話題，那你還講真是多此一舉啊豈可修），當然還能再找幾本相同主題的來，多多益善，畢竟不同的視角思考問題總是能帶來更多的收穫，一條道走到黑是需要相當勇氣的。 　　中国转向内在读后感(四)：歷史中的中國轉向內在 　　這是一部在學術史中有開創意義的著作。 　　其提出的南北宋之差異，即使在現在也是研究宋史的學者值得關注也需要探討的問題。可惜依舊有太多人囿於“唐宋變革〞或朝代劃分而將之忽略。其史識的流露則是此書最大的成果。 　　另一個被較少關注的貢獻，則是其對“士大夫〞群體的重視（見p13-14）和對道學一脈〞走向正統〞的關注（p130）。 　　值得注意的是，2023版的讀者普遍表現了對此書的失望（7.2的評分，較之02版的8.0可以說明許多問題，截止2023年3月16日）。 　　總結原因有二： 　　第一，此書誠有今日看來膚淺之處，比方將三禮的衰微歸結于新政以及之後的反對派的貶低（p27），以及其他書評中提到的內容。讓許多渴望從中得到關於“兩宋之際的文化轉向〞洞見的讀者覺得沮喪。 　　第二，也是我認為最重要的原因，則是學者以今時（至少是21世紀初）的眼光看待一部出版于1987年的小冊。80年代的學術環境、思考方向、理論深度乃至資料流通，都和現在有巨大差異，以今天的標準來衡量當時的著作，似乎有些苛求。另一方面，這本書的厚度和與厚度不相符的時代、研究廣度也註定了其內容無法過於深入。當今學人早已適應了邏輯嚴密、論證/考據詳細的中國/西方著作，因此不適，也屬正常。 　　翻譯上，趙冬梅教授的措辭絕佳，但其引文沒有使用續資治通鑑（或續通鑑）宋元學案等漢字，而是沿用了劉先生的HTC，SYHA等英文縮寫，算是白玉微瑕。 　　另，這次新版內容沒有變化（字詞錯誤似乎沒甚麼變化），可喜的是，價格也是。 　　中国转向内在读后感(五)：政治總是決定一切的 　　在一个不显眼的位置，作者写了一句关键性的话：“大多数时候，政治总是决定一切〞。中国历史上的政治，从来都是皇权政治。赵宋官家无论是赞同文彦博的“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的神宗，还是玩弄权术至登峰造极之化境的高宗，他们维护皇权政治的初衷与本质是相同的。不同的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进步，还是皇权专制的退步。 　　纵观全书所一直在围绕阐述的所谓“中国文化转向〞以及“中国文化的内向化〞，实质上都是皇权政治演变的“表象〞。所以单纯讨论北宋时期的精英文化是如何渐趋保守，直至南宋时期保守主义的“道学〞成为国家正统思想，以及王安石变法中的理想主义如何被新儒家的道德保守主义所打败的，至少是不丰富的。 　　应该看到的是“皇权〞这只无形的手，一直在作为杠杆撬动中国政治文化的进程和方向，其支点就是以儒家为代表的士大夫阶层。这既是中国进入帝国时代以后的历史大趋势，也是赵宋皇朝的新现象。所谓新，在于它既确立了一个新阶层——士大夫阶层，又不完全信任它，反而让它一直处于分裂至少是分散的状态。皇权利用士大夫治国而不享国，共治又不共有。历史证明，无论是选择实用主义的变法革新还是保守主义的道学，皇权政治总是最终的获益者，稳固的是赵宋政权。至于中国历史的最终走向，并非它的考虑范围。 　　所以，中国文化在两宋之际转向，既是偶然，也是必然。偶然之处首先在于最高统治者即皇帝对实现皇权政治的方式的选择——神宗选择共治，高宗选择专制；其次是精英阶层即士大夫阶层的表现和改革的最终效果：前者与他们之中的领导人物的品格、观察力、执行力、文化修养以及理想性息息相关，比方王安石；后者又要依靠天时地利人和来检验，比方女真人的崛起让王安石变法成为北宋亡国的替罪羊，客观上也促成了道学的兴起。所谓时势，国运也。 　　所谓必然，事物开展到顶峰阶段必然趋向保守，必然缺乏外扩的动力，必然固步自封，这样才能为它的衰退创造历史时机。物极必反放在政治文化领域说的也是一个时势和国运的问题。 　　读完本书，最大的感受就是不必苛责王安石和朱熹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儒家思想，也不必为政治上的激进和无为争论个面红耳赤。存在即是合理。赵宋官家既然能够选择其一，至少证明在当时这是一个最好的选择。用今天的眼光和世界观去解读八百年前的历史，恰恰是犯了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 　　中国转向内在读后感(六)：中国转向内在读后感 　　本书作者与其他人关注点不同，他主要论述的是两宋时期文化的转型。他从学术上，论述了宋代学术的内敛特征。他着重论述了南宋高宗时期的政治是如何影响南宋文化转向内敛的。 在学术上，作者论述了宋代文学、经学、史学和以儒学为表现形式的哲学的特征。 文学上，北宋时期文学家们革新科举文体和内容，“以艺术手法将寻常字词编织为冲动人心的语言、简洁的词句和优雅的片段，来表达微妙的情感、深邃的思想。壮阔的景象和惊人的见解〞。而12世纪的南宋，更加倾向于抽象性思维。 经学上，一个整体的宋代在经学研究上取得了令人自豪的成绩，但是，分开来看时，南宋除了朱熹对经学研究的奉献，其他大多都有着或多或少的局限性。 史学上，南宋史学著述超越了北宋，纪事本末体的出现和百科全书的编纂都可以为此观点做支撑。 儒学是作者重点论述的局部，在他看来，儒学思想是宋代学术的最顶峰。新儒学也集中表现了宋代文学的内敛特征。他们强调内心体验、内省和个人心中内在化的道德观念。 作者将宋代儒学分为了以北宋王安石为代表的制度改革派和道德保守派。制度改革派虽然也旨在提高道德水准，但他们提倡改革。“他们相信道德价值观与功利主义目的可以达成一致〞。 道德保守派又根据其特点被分为道德先验论者和新儒家的先驱。 道德先验论者是新儒家将“德性提高到天理的层次以对抗人欲〞；新儒家的先驱是对道德保守主义者，尤其是程颐学说的追随者。 宋代儒学从北宋五位大儒的改造，再到朱熹的集大成，最后成为王朝正统学说，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而王朝将新儒学选为正统，那么是取决于政治上的利害权衡。因为当时南宋王朝面临着新崛起的蒙古人入侵，急需统一王朝思想，依靠道德呼吁以提高士气。而新儒学在众多儒家们的积极倡导与全国范围的传播，有了一定的影响力。 新儒家将自己的教义树立为王朝正统，但他们本身就已转向了内在，将教义完全地渗透进整个文化后，更加失去了变革的力量。内在的特征更加深入。 作者对于南宋政治的论述，那么是在论述导致新儒学趋于内敛的原因。 北宋王朝为了防止内乱，采取陈腐的军事措施，还将精锐的军队部署到京畿地区，而不是边防线上，指示边防遇袭是不能及时抵住攻击。北宋王朝覆灭后，12世纪的“南宋王朝在错综纷乱的战火和灾难中诞生〞。南宋王朝建立后，同样抵挡不住女真族的攻击。南宋王朝为了求得和平，屈辱投降，不仅向女真族赔去大量的款项，还要自称是女真族的下属或臣子。 自取其辱的行为由王朝最高统治者开始，逐渐影响了士大夫、官员们。他们大多成为了墙头草，甚至有些官员在女真族的控制下建立了傀儡政权，公开与南宋王朝对立。但是朝廷并不会诘难他们，甚至觉得宽宏大度的态度能使他们回来。 在相权与皇权上，高宗频繁更换宰相，而“大多数被罢免的宰相，都是皇帝为了维护自己永远正确，无可指摘的君主形象所选择的替罪羊〞。专制王权逐渐转为专制统治。而且，高宗为了选择和自己利益相关的人，任由忠臣被陷害。在作者对南宋宰相赵鼎的研究中，充分展现了这一方面。 秦桧抓住高宗想要议和的想法，开始陷害赵鼎，想要独掌相权。秦桧死后，他采取一系列的平反命令，恢复了赵鼎的死后哀荣。由此，可以明白，在秦桧独掌相权时，高宗早就对他心怀不满。可是，秦桧当时权力膨胀，高宗轻易动不了他。 南宋政治黑暗，专制王权转为专制统治，影响着知识分子的创新，知识分子有问不敢说。在悲哀和困惑中，知识分子逐渐地转向内省和回忆。他们期望建立一个道德社会，为王朝注入新的动力。 另一方面他们道德没有底线，儒家传统道德逐渐泯灭。知识分子们反对变法，并把北宋的衰亡归咎于王安石的变法，他们认为内在的道德建设犹为重要，是唯一的出路。 　　中国转向内在读后感(七)：政治環境中的文化轉向 　　怎麼說呢，這書缺貨好久了，這次新版一出來就買了。也許是期望越大，失望越大吧，總覺得此書寫的有些外表，沒有深入。 　　將學術或者說文化與政治聯繫起來研究，這必將是未來思想、文化史研究的一個重要途徑，而且也是不可或缺的。毫無疑問，中國古代的學術也好，文化也好，最終還是跟政治聯繫在一起的，而且聯繫緊密，學術與政治的聯繫可能比外國要緊密得多。這也許有許多方面的因素，粗略言之，自漢代儒家獨尊之後，儒家思想與政治的緊密結合首先就規定了儒家思想與政治的天然聯繫。其次，科舉考試的實行，為學者參政提供了一條路徑，比起世襲制、貴族制，當然會使學者與政治的聯繫更為緊密。但不知爲什麽，也許是受哲學史的影響吧，現在對於思想史、文化史的研究，還是集中在學說、思想等內在層面，很少從思想與政治這個非常重要的方面來論述。劉子健先生此文將文化的發展與政治結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