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社会主义与创新.docx

社会主义与创新 有方案的民主参与式社会主义有可能发挥的创新行为对于评价该体制的可行性是重要的。有方案的民主参与式社会主义有可能运用当前可供利用的资源和技术满足人类需要，从而实现其支持者的全部期望。但如果它在技术上停滞，那就未必能存在下去。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有方案的民主参与式社会主义必将在未来的某个时候与其对手——资本主义体制展开竞争。而我们知道，后者正在进行飞速创新。（注：可能有人会争辩说，在当代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社会缺陷的存在以及创新活动受到利润的刺激，因此创新的效率和方向都“太革命〞了。）即使撇开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不谈，技术进步的惊人速度在不远的将来对人类的福利也至关重要。 本文通过与其他体制相比较，分析了有方案的民主参与式社会主义的预期创新行为。第二局部提出了一个从总体上分析创新进程的框架。第三局部简单评述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创新行为。第四局部考察了国家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创新经验，尤其是苏联的事例。第五局部直接说明了有方案的民主参与式社会主义体制下预期的创新行为。尽管本文的分析对于其他有方案的民主参与式社会主义的模式或多或少也应该是适用的，但是迪瓦恩的说法将被用作讨论有方案的民主参与式社会主义体制下创新的样板。 二、创新进程 在创新的有关文献中（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对创新而言，发表不出什么有用的见解。它的关注点都静止不变，并且假定技术决定于外因。有关创新的最好著作产生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边缘地带。），通常会突出两种创新：进程创新和产品创新。创新的进程可以被分为四个阶段：创造、开发、生产和推广。这里，创造是指最初产生一个新产品或新工序的想法，并把它做成根本模型。开发涉及到将根本模型变成有经济价值的产品或工序，能在现有的经济体制中生产或采用。生产实际上是第一次生产新产品或采用新的生产工序。推广是指把新产品传播给其他生产者或把新工序应用于其他的使用者。（注：根底科学研究尽管不是创新进程的一局部，却是其关键性根底。但我们这里的分析却省略了它。在资本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体制下，为根底科学提供资金来源的制度结构和性质是相似的，主要都是一种非商业的努力。在预期的未来有方案的民主参与式社会主义体制下，这一点也不太可能有很大的不同。争论的关键是各种体制有效驾驭创新进程的能力。） 如上所述，因为绝大多数新想法不能被采用，所以创造是一种非常冒险的努力。然而创造并不必然造价昂贵。就冒险性来说，开发比创造小得多，但是将根本模型转化为有经济价值的产品或工序所存在的困难，使这一阶段具有耗时耗财的特征。第一次生产新产品和引进新工序的风险还要更小，而且随情况的改变，其本钱也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在创新的最后一个阶段——推广阶段，剩下的惟一风险是商业上的而非技术上的。 上述阶段的划分有助于分析一个特定的制度框架如何适于创新。为了实现良好的运作，这个体制必须有利于创新进程的所有阶段。为展开分析，我们可以对一个体制提出三个问题： 1.该体制能否为创新提供强烈的刺激。 2.该体制能否为开展创新提供大量的手段。 3.该体制能否产生能有效改善人类福利的创新努力。 上述三个问题可用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体制下、已灭亡的国家社会主义体制下以及未来有方案的民主参与式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创新。 三、资本主义创新 西方主流经济学高度评价了资本主义的创新。他们认为，追求利润保障了创新的创造、开发、生产阶段都有强烈的刺激，同时也会引导投资者向潜在的创新者提供必要的财政手段。自由进入市场促使创新迅速推广。如果利润率反映任何经济活动的最终社会价值，那么对人类福利的最正确奉献就得到了保证。 虽然资本主义确实促进了某种迅速的技术变革，但上述认识仍有严重的缺陷。在创新的重要创造阶段，追求利润并不能发挥如此大的作用。研究说明，经济上的重要创造绝大多数来自大学的科学家、政府研究人员和独立的创造者。对他们而言，金钱的考虑通常不是主要的。（注：一项权威性的研究涉及1900年以来的70个经济上重要的创造。人们发现只有24个创造来自工业研究实验室，而半数以上的创造那么来自独立的创造者或研究院的科学家。其他研究著作也有类似发现。）开发阶段仍有高冒险性，加上创造有时带来的大量外部的（因而也是不可捉摸的）收益，这就促使人们（成功地）要求政府资助。（注：1993年，美国联邦政府把全部政府和工业支出的28%用于开发。该年全部研究与开发费用（包括科学研究）的38%是由政府供给的。） 创新的利润刺激是十分矛盾的，为使利润刺激发挥作用，创新者必须有能力获得对创新的垄断控制，并能排斥同行竞争者，否那么第一个创新者的利润将是微缺乏道的。然而，资本主义创新者用来获取这种垄断权力（专利权和掠夺性策略）的合法与非法手段阻碍了新产品和新工序的迅速推广。 资本主义创新进程中最大的缺陷与第三个问题，即创新活动对人类福利的奉献有关。由于资本主义创新者受利润引导，于是产生了如下问题：（1）创新不成比例地以高收入消费者为目标（注：例如，美国的医药企业根本不会为医治诸如结核病和疟疾而从事开发新药品的研究。而这些疾病每年都会导致第三世界中成千上万（低收入）人口的死亡。他们认为，研究医治痤疮或脚趾真菌的新药物更有利可图，因为这些药能卖给高收入的消费者。）；（2）公共物品在创新进程中大大被无视；（3）在创新决策中没有考虑到可能会非常突出的创新的外部收益和本钱；（4）激发创新所需要的垄断权力导致最终产品出现高垄断价格，限制了对新创新的利用，从而减少了它们产生的收益；（注：辉瑞公司的专利抗感冒药能医治爱滋病的一种致命的副作用——隐球菌脑膜炎，但这种药卖18美元一片，所以非洲的爱滋病患者无力购置。而泰国生产一种不受辉瑞公司专利权约束的不注册的盗版药，它只卖60美分一片。）（5）许多创新活动纯属浪费，如公司把创新资源用于打败对手而不是使消费者受益。（注：例如，微软决定把其网络浏览器捆绑到视窗操作系统中，又如药物企业追求和已有药物相比仅有微小分子变化的“同类药品〞，尽管这些药品并不比原来的药物更好，但却能单独申请专利。） 尽管资本主义确实促进了生产力的开展，但其方式却存在严重的缺陷。只有当国家和其他非资本主义制度在创新进程，尤其是在创造阶段的组织和筹资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拥有巨大的垄断权力和阻止别人参与的权力（这既会促进也会阻碍技术进步）时，资本主义才能促进创新。而这将产生严重畸形的创新进程，在经过一定的开展阶段后，这种创新可能会削减人类的福利，其削减程度相当于，甚至会超过它对人类福利的奉献。 四、苏联国家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创新 苏联体制，充其量是一个有严重缺陷、扭曲变形的社会主义版本。但它对建立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方案经济为根底的现代经济做出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尝试。因此，苏联经济的创新经验对我们这里所关注的问题是有重要意义的。 苏联体制的代言人声称，作为社会主义体制，苏联体制能够而且已经在推动技术进步方面超过了资本主义。他们所列举的主要优势是，没有商业秘密、防止资本主义在研究与开发工作上的那种重复浪费、能够直接将技术进步纳入中央方案而不必依赖利润的间接刺激。但是，苏 联领导人很快发现创新并不像所设想的那样顺利开展。战后几十年间，他们常常调整和改革这个体制，以促进创新活动。 成熟的苏联体制用各种制度要素构建了它的创新制度，包括每年由国家方案委员会将方案研发的主要新技术纳入中央方案。但是在苏联创新活动中，有两个制度最为重要：（1）研究与开发机构系统，它以创新为惟一使命；（2）单个企业，它常常有一个促进新产品开发的设计部门，较大的企业那么有一个研究实验室。 苏联体制确实在创新行为方面显示了巨大的力量（注。这一局部借鉴了约瑟夫·伯利纳对苏联创新的开拓性研究。）。苏联的研究与开发机构配有受过良好教育和有奉献精神的研究人员，并且资金充足。它们和企业确实产生了许多重要的创新，其最著名的成就是在军事和空间技术方面，但也扩展到一些民 用工业技术领域。（注。例如，20世纪70年代，苏联在眼科手术设备、无缝铁路铺设机器和某些冶金工序上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直到1975年，苏联经济中每工时的产量都增长迅速，比同期的美国快得多。然而，苏联的创新行为从未实现其预期目标。弄清苏联在创新进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及其体制根源，对于评价有方案的民主参与式社会主义体制的创新行为（包括其可能遇到的问题）是有意义的。 苏联创新进程中有一个严重的鼓励问题。在研究与开发机构中不存在这一问题，但在企业中存在这一问题。苏联企业在小的创新方面相对较好。鼓励问题涉及生产进程中较大的变革以及研发不同于从前的新产品。苏联企业的领导人面临的背景是创新成功得到的奖励（给领导者的奖金）较低，而重大创新所伴随的风险却很高。这往往使领导人对创新持保守态度，不愿意开发新产品或新工序，也不愿引进研究与开发机构产出的成果。 创新的风险不仅仅是由于尝试新事物所产生的不可防止的延误和不可预见的本钱。关键因素是苏联方案体制中存在困难的供给关系。企业总是担忧能否及时得到足够的供货以实现其生产指标。这是“严格方案〞政策的产物，其目的是以可供支配的投入获得最大限度的产出。创新必然使所需的投入产生不可预见的变化，而严格方案体制难于在方案实施中改变投入物资的构成。苏联方案的等级关系意味着企业与它们的供给者之间没有密切联系，这使问题复杂化了。这些情况使得创新成为非常冒险的行为，它可能会中断企业的日常生产，进而导致对其领导人的财政惩罚。 另一个鼓励问题是，对不引进可以采取的新技术的行为缺乏惩罚措施。一个运用过时技术的落后企业会发现其本钱超过了同行业的平均水平，但政府却倾向于保护这些企业并给予补贴。 可供采用的创新手段也有问题。崭新产品的创新往往要么必须使现有企业进入一个新的生产线，要么必须创立一个新企业。苏联的方案体制使工业之间的界限较为僵硬，现有企业进入新的生产线会被认为是侵入别人的领地而遭到阻止。（注：企业从事自用产品的生产除外。）尽管苏联不时地创立新企业，但却是有限的，而且常常遭到现有企业的反对。 在苏联体制下，单个创造者远未得到充分利用。大局部企业都有一个正式的政策，即提供小规模的便利条件以鼓励创造者。但是对吸引有创造力的个人创造者而言，该方案并不十分奏效。这或许是因为压力型的、中央集权的、等级统治的苏联体制培养了人的被动性，从而阻止了个人的创造活动。 就创新活动在促进人类福利方面的效率而言，苏联体制确实防止了资本主义创新的一些问题。在苏联体制下，没有人对创新公共物品有偏见，也没有对新产品和工序制定垄断价格从而限制其应用的问题。 但是在创新活动的效率上，苏联体制有显著的缺陷。在这个方面，我们要列举三个问题。 第一，尽管在很大程度上，不合理的利润准那么指导了资本主义体制中创新努力的部署，但在苏联体制中那么是“方案者的优先选择〞在指导这一部署。高层领导偏爱某些部门（尤其是军事、空间勘探和某些工业部门），而消费品在他们的优先次序中，只居于较低的位置。 第二，创新中的两个关键机构——研究与开发机构和企业之间的不良关系引发了一个问题。研究与开发机构有最好的研究人员和设备，而且它们为新产品和新工序制定了大量方案。但是必须生产新产品和引进新工序的企业都抱怨这些方案不完善、不现实、不可行。研究与开发机构那么抱怨企业对它们的建议不感兴趣。结果，大量的创新努力无果而终。看来，这是苏联体制等级统治特征的产物。在该体制下，同级机构间的关系结构极不健全。（注：参与创新进程的机构间的不良工作关系问题，可被认为对有效运用被奥地利学派称作“默示的知识〞制造了障碍。这种默示的或隐蔽的知识在创新中起着重要作用。） 第三，可能最严重的是，苏联体制下创新所产生的主要外部本钱，尤其是为工作场所和环境健康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