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谈民族文化的连续体.docx

谈民族文化的连续体 谈民族文化的连续体 本文关键词：民族文化，连续 谈民族文化的连续体 本文简介：一、从多元一体到文化认同2023年9月，xxx总书记出席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明确指出：“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xxx总书记在讲话中将“文化认同〞类比成民族团结与民族和睦的根基和灵魂，指出只有通过强化 谈民族文化的连续体 本文内容： 一、从多元一体到文化认同 2023年9月，xxx总书记出席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明确指出：“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xxx总书记在讲话中将“文化认同〞类比成民族团结与民族和睦的根基和灵魂，指出只有通过强化文化认同紧握民族团结的灵魂与根基，才能从真正意义上建构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才能有深层的国家认同与道路认同。 从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到xxx主席的“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的新开展，它更加强调〞共有〞和“共同〞，在成认“多〞的前提下强调“一〞。根据比拟流行的解释，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多元一体〞是“政治一体，文化多元〞，文化上属于美美与共、和而不同。现在中央高层在全新的形势下提出文化认同，提出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在保存“美美与共〞的同时，似乎更强调“和而认同〞，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高度要求文化认同。 从人类学民族学常识出发，语言、文化、民族、国家的边界大多不会重合，一国多语、一国多文、一国多族是普遍现象，而且这些“一〞而“多〞的国家各有不同情况，各具特色，不可一概而论。仅举两个例子：中国汉字是具有“象形记忆〞的活态书写系统，它让中国主流文化独具特色；中国的开展道路是否属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延续？x它是否属于“治水社会〞x？所有这些都给我们留下广阔的思考空间，思考人类社会创新开展的可能性。根据罗蒂的观点，早期的海德格尔思想和晚期的维特根斯坦思想，都有自然主义和实用主义倾向——语言和观念不能自成一体，而要和日常实践相结合，意义存在于事物的关联之中。[1]同样道理，西来的马克思主义需要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中国在哭喊着走上现代化不归之路的同时，发现自己没有完全取回西方“真经〞，在开展经济的同时，也丢掉了许多珍贵的精神财富，甚至有“礼崩乐坏〞之感。 中国是一个“复杂共同体〞，自古以来多民族相互往来，有战争，有和平，和平多于战争。经济开展是各民族平等、团结、共同进步的物质保障，十分重要，不可或缺；但是，高层领导意识到，没有文化认同的“根〞与“魂〞，就没有“深层的国家认同和道路认同〞，也就是说，没有文化认同根底的祖国认同、道路认同不可持续。可以说，中国在做一场实验：政治边界(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框定的“中华各民族文化〞要为祖国认同、道路认同提供长期稳定的人文根底。 二、西来之民族主义 “中华民族〞的形塑离不开域外民族主义影响，离不开革命家们对马克思主义等外来思想的中国化实践。当前所习以为常的“民族〞概念舶自于西方，一定意义上，中国近现代以来的社会开展路径与方向，深刻地受到了西方“民族〞话语和实践的影响，由此衍生了与之相关的话语改革与概念变更。 许多历史学家把民族主义的起源追溯到18世纪后半期的北美、西欧和拉丁美洲，有代表性的事件包括：1775年对波兰的一次分割；1776年发表的美国独立宣言；1789-1792年的法国革命；182023年费希特发表的致德意志民族。在18世纪的欧洲和美洲，在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思想的推动下，在工业革命、商业革命和农业革命引发的社会大转型中，印刷媒体开展，交流范围扩大，民众掀起对抗王朝统治的运动，原指同乡学生或不同教派的“民族〞，被政治化为“现代民族〞。盖尔纳认为，工业革命要求统一市场，要求打破村寨藩篱，而新出现的传媒和便利的交通，让这样的要求广泛传播，深入人心。“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民族主义，成为推动近现代历史开展的第一动力。民族主义者要求自己的文化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政治屋顶〞，同文、同族、同国。需要注意的是，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同样离不开现代性世俗教育和高文化(highculture)的助推。在盖尔纳看来，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原那么，其首要特征就表达在民族单位与政治单位的同一性上。[2]1费希特、赫德尔等浪漫主义者那么在此根底上将“同文同种〞与民族主义的“一国一族〞原那么统一起来，为原生性民族主义的兴起奠定了思想根底。浪漫主义与民族主义存在着天然的血亲联系，它们的相互结合最终铸成了“同文同种同国〞的思潮。在民族主义视角下，民族/国家成为调节各种利益的最终单位，人们不再以传统的家族或部族作为其身份象征，取而代之的是崭新的“国民〞身份——它成为个体的“最高身份〞。另一方面，凯杜里、盖尔纳等民族主义者并不认为同质化是民族主义推行的结果，在他们看来，同质化是一种必然而客观的规律所带来的结果，民族主义只是这种同质化的具体表现形式。[2]53换言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决定了民族主义的兴起。盖尔纳所建构的民族主义范式具有极其鲜明的现代主义特征，以至于可以将其归之为“现代论〞：现代工业化时代是民族主义孕育和诞生的历史根底，民族主义是工业化与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作为一种思潮，民族主义的诞生早于实体的民族和民族国家，民族主义通过两种方式“创造〞民族，或对原始民族要素重新整合，或借鉴其他社会要素另起炉灶“无中生有〞。 美国学者汉斯·科恩进一步区分了两种不同特征的民族主义：公民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科恩认为，公民民族主义(civilnationalism)建构在政治理性的根底上，全球范围内法国、英国、美国等国家的民族主义均属此类；而文化民族主义那么烙有浓厚的“神秘性〞，具有代表性的包括亚洲及中、东欧洲的民族主义。不同于公民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类型中的共同体有“先进〞和“落后〞之分，且民族与国家并不天然重合。文化民族主义多存在于农业社会，没有出现公民民族主义国家中的中产阶级，贵族统治是其鲜明的特征。安东尼那么以“领土民族主义〞和“族群民族主义〞将东西方的民族共同体区分开。他将“领土民族主义〞(territorialnationalism)[3]归为“西方型〞，包括法国、俄国、英国、西班牙、瑞典和荷兰；“族群民族主义〞那么属于“东方型〞，包括欧洲的中西部及中东地区。安东尼进一步指出，西方民族共同体是建立在领土、法律制度条文及公民义务的根底上，并且在历史上经历过社会-经济、军事-管理与文化-教育的三大转型；而东方民族共同体那么建基于特定的族群文化，其“三大转型〞尚未完成。[4]民族主义的核心是一族一国、同文同种，是让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政治屋顶〞。那些获得“政治屋顶〞的幸运民族，在强调主流语言和主流文化的同时，也需要接纳少数民族和外族，接受语言多样和文化多样的现实。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由于单一民族主义及其相关的民族自决实践在解决现实问题时的负面影响，国际社会开始反思民族主义思潮，文化多元主义思潮兴起，并表达在西方各个国家的民族政策之中。加拿大最先实行“二元文化〞政策应对具有不同文化特征的英裔和法裔群体，其后又推行“多文化〞政策。1971年，时任加拿大总统的特鲁多最终宣布实施“文化多元主义〞政策；文化多元主义思想也进一步影响了美国的民族政策，美国逐渐放弃了曾经的“大熔炉〞政策。上世纪70年代，美国政府正式放弃了旨在解散、同化印第安人的“结束政策〞，转而在印第安群体中实施“自决政策〞；曾长期对其境内萨米人实施同化的挪威政府也开始转变其固有的民族政策——1989年，作为少数族群的萨米人收到了奥拉夫国王的正式抱歉。[5]233-243 三、从“小中华〞到“大中华〞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形塑和创新开展，和“小中华〞开展为“大中华〞、“旧中华〞开展为“新中华〞的过程直接相关。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形塑和创新开展，一方面关涉各民族水乳交融的大传统、大历史、大趋势，另一方面也关涉外来民族/国族(nation)概念和民族主义(nationalism)思想和实践进入中国的生动历史。 清朝末年内忧外患，朝纲废弛，列强入侵，深受民族主义影响的孙中山先生联合其他革命者，举起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大旗，以“恢复中华〞为己任，发起包括武装起义和话语革命在内的运动，以现代政治中国统领传统文化中国，以“政治国体〞包容“血统民族〞，以国统族，以族保国，旧的血统文化观让位于新的民族政治观。 观察分析中华民族的形成，需要考虑外来概念的“侵袭〞，也需要考虑世界“文明史〞。公元前3500年，苏美尔人已经有楔形文字，埃及人有图形文字，但这些文明都衰亡了，而拥有图形文字的中国保持了自己绵延不断的历史，这本身是一个奇迹。周武王时期已经出现“中国〞这一名称，称“中土〞，以区别于周边之国[6]。当时的“中国〞位于今陕西境内的丰和镐，是周王的居地；周灭商，也以“中国〞之谓称呼商的都城。时至春秋，“中国〞范围进一步扩大，不仅包括周王室直属地区，也包括了鲁国、晋国、宋国、郑国等地。但是，彼时的“中国〞不仅指称政治方位，同时也含有极强的文化区隔之意。秦人虽占据中国，但却因为源自于东夷、发迹于戎狄之地，“中国〞诸侯并不成认他们，仍称其为“夷狄〞，以示文化之辨。 但是，从元朝至有清一代，来自蒙古高原与白山黑水间的游牧民族两次统一中国。中国少数民族为构筑今日大中华的根底，做出了重要的历史奉献。[7]xxx主席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的讲话中强调，中国历史上的中央政权在经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时，大都在政治统一的前提下实行有别于内地的治理体系，表现出“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因俗而治〞的政治智慧。 历史进入近现代，建立和建设现代国家是摆在中国各民族精英面前的首要任务，日本开国，中国开埠，鸦片战争，甲午海战，这些事件压得中国人喘不过气来，变法革新迫在眉睫，绕不过去，也躲不开。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先行者在“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下打响推翻清王朝的第一枪，以求在民族主义大旗下救国图存。追溯西方的民族国家史，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标志着欧洲民族国家建构进程的开启，1789年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进一步推动了这一进程，国族与民族国家的观念深入人心、日益普及，民族国家的建构已成普遍趋势。被卷入世界近代史洪流中的中国，自然也不能在这种民族主义建国大潮中“独善其身〞。 然而，国家与民族各有起源，各民族、各国民国家也各具特色，通向现代国家的路径选择及建构方式当然也不会普同。“国家当然是在没有民族帮助下出现的。一些民族当然是在没有得到自己的国家的祝福的情况下出现的。〞[2]9工业革命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在新时代里，民族和国家“统合〞在民族主义大旗下，“国族〞概念日渐深入人心。这种思潮对于很多被压迫的民族是极具吸引力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孙中山才会言之凿凿：本族人掌握政权才算有国，他族掌权的国家就不算我族之国。[8]崭新的“国族语法〞与过去的“部族语法〞“宗族语法〞相去甚远，它不再“以种取人〞，也不满足于“以文取人〞，而是要求自己的民族拥有自己的“政治屋顶〞，寻求建立“国族〞，并在此根底上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基于建构“国族〞这一目标，历史传统被赋予了提供“原材料〞的新任务——这些原材料必须依照“国族语法〞重新整合排列，为国族建构效劳。当然，外来民族主义与中国传统和外乡实践的结合决定了中华民族如何建构。 1918年1月，时任美国总统的威尔逊提出了著名的十四条和平原那么，其中对奥匈帝国的民族自决作出了专门规定——这是民族自决的欧洲版；无独有偶，在威尔逊之前，列宁提出了另一种形式的苏维埃版民族自决，有两种明显意图：其一是反对民族压迫和帝国主义，其二是在消灭剥削阶级的根底上联合劳动人民和无产阶级实现民族团结、民族联合。[5]178-180经典马克思主义那么认为，民族平等的实现建立在剥削制度与阶级消亡的根底之上。[9]1922年，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明确提出了“用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