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未成年人犯转处制度研究.doc

未成年人犯转处制度研究 未成年人犯转处制度研究 未成年人法律保护意识的增强使得人们普遍地意识到，仅仅在刑法中对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问题做出特殊规定，对于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而言是不充分的。未成年人在漫长的刑事诉讼程序中所遭受的痛苦和烙印，可能成为他重新融合于社会的障碍，因而如何防止这一缺陷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议题。本文通过对国外的未成年犯刑事司法转处制度进行比拟研究，结合我国实际，提出在我国建立未成年犯转处制度的立法设想。 一、未成年犯转处制度概述 〔一〕未成年犯转处制度的概念 所谓转处是指将犯罪人从整个刑事司法系统中转移出去，不由刑事司法部门处理的做法[1]。美国明尼达州社区矫正法中规定，转处是指在司法部门开始处理或在处理案件的过程中，适用替代措施得到确认的、有组织的活动。合格的转处活动，必须是在法律禁止的行为发生之后和审判之前采取的[2]。 作为受案中最为重要的变通措施，未成年犯转处制度也称非司法处置措施、非司法调整措施、非正式处理措施，是指对于符合一定标准的未成年犯，使其不进入司法程序，或不予起诉、不予审判、不予刑事处分，而代之以教育性等其他辅助措施[3]，概言之，即将未成年被告人从正式审判中分流的制度。 这一概念最早起源于60年代的美国儿童保护运动，当时在美国减少或者消除司法程序成为矫正改革者的一个主要目标。现代刑法学者逐渐了解到将犯罪者施以监禁或其他隔离矫治，对于改变犯罪者的性格行为，并无多大效益，反而时时产生负面的效果，因此机构外矫治处遇及社区处遇的观念逐渐开展，日益受到重视，正式的惩罚体制和违法行为的宣判只能被作为最后手段而使用。 通常认为，未成年犯转处概念存在着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未成年犯司法转处概念认为将未成年人从刑事司法系统中别离转移，相应行为在不同阶段交由非刑事司法部门加以处理。例如布莱克辞典将转处制度称为审前转处，即一种将罪犯从审判移交到社区方案的程序，如工作培训、教育等，如果圆满完成这一方案，那么可以撤销指控。因此，司法转处经常意味着传统上的少年司法程序被暂缓或终止[4]。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那么〔即北京规那么〕第11条规定，为了防止少年司法中进一步采取的诉讼程序的消极作用，由警察、检察机关或其他机构不将少年案件提交主管当局正式审判，而转交社区或者其他部门观护的做法。因此北京规那么采取了狭义的转处概念。美国的转处体制中也采用狭义的转处概念，即将未成年人从正式的司法审判中分流，防止进入审判体系之中。如美国全国刑事司法标准与目标参谋委员会在1973年的报告指出，转处是指在司法部门开始和继续处理案件的过程中，使用替代措施得到正式成认的、有组织的活动，合格的转处活动必须是在审判之前和法律禁止的行为发生之后采取的。同样，总统委员会所提出并为司法援助管理标准和目标委员会认可的司法转处概念为：司法转处是在逮捕和裁决之间的某一时间，将少年提交现有的社区处理方案或者预防方案，而非将其诉诸于少年司法程序处理的过程。 而广义的司法转处包括刑事司法部门对犯罪人判处非监禁刑的活动以及在刑罚执行过程中的非监禁化措施。如在英国，非监禁化就被称为“监禁的转处〞。因此，广义的转处包括：审前未成年犯适用诉讼程序的分流、审判中刑罚裁量的非监禁化、刑罚执行过程中的非监禁化。 本文主要研究狭义的转处制度。 〔二〕未成年犯转处制度的特点 未成年人的生理和心理尚未完全成熟，行动的盲目性和冲动性较大，认知能力和自制能力与成年人相比拟差，极易受到各种外来不良现象的影响。因此未成年人罪犯作为一个特殊的犯罪群体，应与其他犯罪群体区别对待，不能把成人司法制度和审查方式完全套用到未成年犯身上。正是在这种理念指导下，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建立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转处制度，它的根本原那么是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将犯罪少年置于刑事诉讼程序之外，减少司法干预，给予犯罪少年更多的时机不被起诉，并更普遍地采用诸如训诫、警告等非犯罪化、非刑事化、非监禁化的处置方式，以防止刑事司法给犯罪少年带来的伤害。 1、独立的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指导 尽管各国对未成年人问题的政策模式及具体措施各有不同，但总的来说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在众多因素的影响下〔比方社会政治经济变化、未成年人犯罪率的增减、社会舆论的压力、国家主流观点的转变等〕，一直徘徊在严惩与宽容两者间，总体朝着轻缓方向开展。自19世纪60年代起，在世界范围内就出现了“惩罚刑〞向“教育刑〞转变的趋向，非监禁化成为现代刑罚立法的取向。在对待犯罪人特别是由于非人格性外在因素而犯罪的人群问题上，非刑罚化优于刑罚处分，非监禁刑优于监禁刑。未成年人犯作为一个特殊的犯罪群体，在刑罚处分方面也适用这一规律。 因此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各国的未成年人刑事政策与司法制度的开展都深受转处〔Diversion〕的影响，它本着人道主义，主张温和地处理未成年人非行问题，对于轻罪个案委以福利体系处遇之，对于须经司法审理之重罪或惯犯案件，也主张以未成年人保护为执法原那么，尽量通过转处制度，通过社区化处遇功能代替传统的机构化矫治制度。 2、独立的未成年犯管辖体制 虽然各国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处理所遵循的根本理念相同，但在操作模式上却各不相同，主要分三种模式： 第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福利型少年法院模式。美国以“国家是未成年人儿童最高监护人〞作为未成年人司法理念，其于1899年在伊利诺斯州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少年法院。少年法院是一种与普通的刑事法院完全不同的司法模式，它不是刑事性质的，而是具有民事性质。它所管辖的对象并非局限于违法犯罪的少年儿童，少年法院排除了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审判权，但凡够得上刑事处分的案件，均由少年法院送普通法院审理。因此它的转处制度的特点：转处制度特别兴旺，它们可以发生在进入正式审判前的任何阶段，适用的主体涉及警察、检察官和法官，相应的主体在特定阶段可以决定是否需要羁押未成年被告人、是否需要起诉或暂缓起诉、是否需要正式审判等；在特定项目中，仍然保存了继续进入正式刑事司法体制的可能性，从而加大了转处项目对未成年人的威慑作用，使得它能够取得实际效果，因此转处项目仍然是宽容和威慑相结合的制度体系。 第二种是以德国为代表的刑事少年法庭模式。德国少年刑法中贯彻的是典型的“教育刑法思想〞，它的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治理模式并没有完全照搬美国模式，而是在引进以后，立足于其固有法律传统进行了吸收性的改良，具体表现为从刑事法的观点处遇少年非行问题，而非单纯将少年司法机构作为少年福利机构来使用。它的少年司法体系是“保护优先于处分〞的特别诉讼程序，遵循“教育与保护优先〞和“非不得已不适用监禁处分〞等原那么，因此德国采用的是福利法与司法法并举的模式。它的转处制度的特点是：警察机关应将所有少年犯罪案件移送少年法庭检察官，由后者决定起诉、暂缓起诉或不起诉处分；由于处刑轻缓原那么贯穿于德国未成年人刑事政策和司法制度的全部过程，因此少年法院在审理程序中和裁判结果上都可以依据个案少年的教育保护要求作弹性处理，少年法院对于被认定为有罪的未成年人，可根据具体情况施以教育处分[5]、惩戒处分[6]或少年刑等处分，前两种并无处刑的法律上效果，前科记录上就不加以任何记载。据统计，德国每年仅有4%左右的犯罪未成年人被判处监禁刑。 第三种是以瑞典为代表的福利委员会模式。当少年法庭运动从美国的芝加哥迅速蔓延至世界范围时，北欧一些国家却选择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来应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控制和预防问题。1896年，挪威通过了第一个“儿童福利法〞，未成年人福利制度建立。1902年，瑞典引进了德国新的刑法理论――特别预防刑事政策，并对其进行了一系列改造，也制定了“儿童福利法〞。瑞典的转处制度特别兴旺，对于一般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都由儿童福利委员会处理。在处理未成年人事件过程中，福利委员 会的处理权力不仅包括可以进行各种保护处分，而且在必要时还享有保护未成年人的权力。而司法系统的作用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瑞典进一步采取了非刑事化措施，在1952年的法令中规定，对于18周岁以下的违法犯罪未成年人，原那么上都由儿童福利委员会处理，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法院管辖权大为缩减。如1976年瑞典法院共计对未满18岁少年作出判决为23255件，但其中不起诉与罚金的为23044人，被判处缓刑的191人，有罪并收容于设施的仅为22人。 3、个别化、人性化、多样化的替代措施 为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大局部转处项目都有替代措施以便对被转处的未成年人进行教育和管理，并且对未成年罪犯采取适当的管制和约束而非完全放任不管。 如在台湾地区，与未成年人转处制度相衔接的是其严密的对有犯罪行为或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的矫正与更生保护制度，对未成年人的更生保护工作主要通过更生保护会进行。根据更生保护法规定，更生保护会是受法务部指挥监督的周围法人，其设更生保护区，配置更生辅导员，办理更生保护事业。受少年处分并执行完毕的少年、在观察保护中的少年以及在保护管束中的少年，可以成为更生保护的对象。更生保护会对于被保护者可以依具体情况采用不同更生保护方式，包括直接保护〔以教导、感化或技艺训练等方式进行〕、间接保护〔以辅导就业、就学或其他适当方式进行〕与暂时保护。 4、转处形式多样 转处可以是发生在进入审判前的任何阶段，因此其形式多样。如比利时实行缓予起诉制度[7]，如果检察官认为根据犯罪行为人的性格、年龄、境遇、犯罪性质、情节和轻重程度及犯罪后的情况，认为可以暂缓起诉的，可以决定暂不起诉，而予以监督考察。在经过一定时期的考察监督后，如果认为犯罪行为人表现良好，那么可以决定不予起诉。这一制度在本世纪60年代被引进美国后那么被改造成审前考察监督制度。被适用考察监督的被告人必须是被检察官认定确实犯了罪的人，如果其行为本身不构成犯罪，不能对其进行审前考察监督。但是由于在审前考察监督过程中只要被告人表现良好就可以决定不予起诉。对被告人来说，适用审前考察监督那么可以到达虽然事实上犯了罪却可以不被法院定罪判刑的理想结果。因此，审前考察监督是对事实上犯了罪却可以不被法院定罪判刑的理想处理方式。 〔三〕转处制度的作用 1、转处制度在内容设计和执行上符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观念。未成年人犯罪原因是极其复杂的，社会因素、个体因素等各种因素错综联结，尤其是考虑到未成年人正处于成长期，易受外界影响但也容易接受教育和矫正，因此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应当强调预防而非惩治，在刑事诉讼程序中也应当考虑到采取合理措施实现这一意图。而转处一般强调对犯罪人的教育、改善、治疗，其本质就在于尽可能地以非惩罚性手段或者在惩罚过程中结合预防性策略，以实现预防的目的。事实上，转处为刑事司法的多元化提供了条件，防止使刑罚成为唯一的实现预防犯罪目的的手段。 2、转处在实际效果上根本性地减少了未成年罪犯复归社会的障碍。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可能会给未成年人留下罪犯的烙印，从而形成社会的污名标志，这一身份尤其是羁押处遇可能导致其同社会隔离，负面身份的社会强化和自我强化阻碍了社会的接受程度以及他们融入社会的程度，加大了再犯可能。而转处那么尽可能地防止其经历刑事诉讼程序的全过程，使之尽量从诉讼程序中分流，或者使其能在不脱离社会的情况下得到改善。这是转处理念中最为核心的价值。 3、转处在整体上提高了司法效益。任何司法行为都需要配置相应的司法资源，尤其是羁押或者监禁的本钱消耗巨大，而社会的整体资源有限，转处提供了司法处理的多种替代方案，在执行过程中能够充分地利用社区、教育机构、家庭等各种社会资源，并且通过尽早实现分流，提高了案件的处理速度，实现了资源的多元整合和有效利用，进而使司法资源主要地集中于那些危害更为严重的犯罪。 4、转处实现了司法的恢复功能。它能够在执行过程中允许包括被害人、被告人家庭、社区在内的多方角色参与，共同弥补和恢复由于犯罪给社会所带来的损害[8]。 5、转处符合处遇个别化和轻缓化的倾向。转处的前提在于对于未成年人被告人或罪犯进行调查分类，以便决定在什么阶段分流，并采取什么样的转处措施区别对待，因而必须厘定科学合理的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