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英国的传媒与文化研究 赵斌.docx

英国的传媒与文化研究 现代传播2023年第5期 第6期 赵斌 在当今西方世界，媒体与传播〔media & communications〕已成为社会科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尤其从60年代后期开始，社会科学家们就群众传媒对西方社会及其文化的各个方面所产生的影响，作了较为详尽的研究和阐述。然而，鉴于中国社会科学的独特历史和遭遇，媒体与传播研究在本来就倍备冷落的社会科学中更是寥寥无几。目前，在国内有关传播媒体的论说和文字中，占相当比例的是媒体从业人员对自身工作的总结和探讨。同时还有知识界对汹涌而至的群众流行文化的有感而发。从社会科学的角度，对传播媒体进行系统的经验研究和严密的理论分析的文字那么很少①。这种研究状况，与群众传媒本身的迅猛开展及其在当今中国社会乃至整个世界所扮演的愈来愈关键的角色极不相符。因此，在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提倡开展文化与传媒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拟对英国的传媒与文化研究进行简单的综合介绍，重点选择在传媒研究历史上有过重大突破和影响的研究机构及其研究成果，并希望借此能为国内该研究领域的开展提供一些有用的思路。 1.早期经验主义的传播研究 西方社会科学对群众传媒的关注，起始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美国，也就是有声电影开始盛行之际。由于美国的社会科学具有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传统，其特征之一是方法的缜密与理论的贫乏成正比。社会科学的用途，不在于从根本上对社会进行批判和反思，而在于解决实际社会问题，最大程度地维护现有制度的稳定。至于制度本身是否公正那么无关紧要。因此，美国社会科学的主流是御用研究而非批判研究，最初的对群众传播〔mass communication〕的研究也不例外。 传媒研究史上第一个比拟有影响的调查报告，就是针对美国公众对当时正在兴起的有声电影所抱的成见撰写而成的。有声电影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一出现，就得到众多青少年观众的青睐。很多家长因此担忧添加了声音的银幕更具吸引力，对青少年的道德行为会产生不良的影响。当时的社科学者们针对公众的这种顾虑，进行了一系列包括问卷调查在内的实际调查研究，结果便是后来传播研究史上常提到的“潘恩基金研究〞〔The Payne Fund Studies〕②。此研究得出的结论，现在看来似乎多余而且浅薄，即电影确实对青少年能够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但是，由于套上了“科学〞的光环，这一结论在当时公众中影响很大，对后来的传媒研究也起到了一定的标准作用。在此后的30多年里，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传播与媒体研究的主流，便停留在关注传媒对受众所施加的影响上，也就是所谓的媒体效果研究〔media effect studies〕。 从总体来看，媒体效果研究大都有意无意地落入了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刺激－反响模式〔stimulus-response〕之中。该模式假定，传媒一旦发出刺激信号，受众〔audience〕必定会在态度或行为上有所反响，传播研究的任务在于发现并测量这种受众反响。这一模式在后来社会科学对不同媒体的研究中都得以体现，包括对播送、电视以及连环画册的研究。其中，最为突出的是60年代中后期对儿童与电视的研究。与“潘恩基金研究〞背后的动机类似，儿童与电视的研究，也起因于公众对电视这一“更新的〞媒体的顾虑，人们担忧电视这一闯入家庭中的小屏幕比电影院更容易教会儿童一些不良的行为。50年代中后期，电视正在普遍进入西方家庭，当时的研究得以采用实地考察〔field work〕的方式，把已经普及电视的社区与尚未普及电视的社区进行比拟③。 到了60年代中期，随着电视的进一步普及，儿童及电视的研究便从社区转向心理学研究室〔laboratory experiment〕，纯量化研究成为一种不得已的时尚。此时在美国，公众舆论的焦点越来越集中在反对电视中的暴力和性。面对这种舆论压力，由政府资助的研究人员便开始企图通过心理学实验来建立电视内容与儿童行为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相当一批实验研究似乎证明了其中的因果关系，但是也有少数得出恰恰相反的结果，即电视中呈现的暴力可以减少实际的暴力行为，亦即所谓的宣泄理论。这种相互矛盾的结论并非偶然，而恰恰说明行为主义心理学研究本身的严重局限性。因为它将研究对象从活生生的实际生活中抽出来，放在人为的实验室里去观察，得出的结论也只能是虚拟的。这种局限性也正是后来英国的传媒社会学批判和超越的对象。 狭隘的经验主义对传播媒体研究的垄断，直到60年代后期才得以解体。它们常被后来的批评者戏称为“皮下注射模式〞〔the hypodermic model〕，或者“子弹理论〞〔bullet theory〕。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在此之前的几十年里就没有其他非主流的传媒研究存在，只是它们影响甚微。从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当时在西方世界方兴未艾的批判社会学〔critical sociology〕将其矛头指向了群众传媒。批判社会学的兴起和开展与其历史背景和社会根底是分不开的，亦即战后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结束。一系列社会动乱取代了平衡开展，包括人们熟知的西欧青年学生运动，美国黑人公民权利运动，以及反对越战示威游行。突如其来的社会动乱，进一步动摇了长期以来作为英美社会科学根底的实证主义哲学，从而也将社会学从安于现状的结构功能主义中解放出来，迫使其成为社会批判的工具。在西欧，马克思主义以及后来被统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流派，为批判社会学的迅速开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源泉；在美国，以威伯伦〔Thorstein Veblen〕和米尔思〔C. Wright Mills〕为代表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外乡批判传统也得以宏扬。当时正在蓬勃开展中的群众传播媒体自然也成了社会学批判分析的对象之一，批判传媒研究〔critical media research〕从此得以在70年代迅速开展壮大起来④。 2.英国的文化研究 英语世界的批判传媒研究，起于60年代后期，在80年代中期到达鼎盛。在其主要发源地英国，批判传媒研究从一开始就围绕两个大学的研究中心所采取的不同理论和学科立场而展开。成立于1964年的伯明翰大学〔Birmingham University〕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从一开始就强调文化与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提供汲取多方面的思想和理论资源，确立了所谓的英国文化研究〔British cultural studies〕的传统，传播媒体那么构成其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方面。晚两年成立的莱斯特大学〔Leicester University〕群众传播研究中心〔Centre for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那么以社会学为其学科根底，全力以赴地对传播媒体进行全面深入的批判研究。这两个中心先后在80年代中后期，随着其理论骨干的离任而逐步衰落。但是，它们早期和鼎盛时期的研究工作，在理论和方法论上为英国的批判传媒研究奠定了坚实根底。其开创性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对后来在高校中逐渐普及了的传媒与文化研究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也是难以超越的。 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主要理论家霍尔〔Stuart Hall〕，致力于重新开掘“意识形态〞〔ideology〕这一关键词，并对其进行理论“整容〞，使它成为文化研究和批判的有力工具⑤。马克思所说的意识形态，是建立在经济根底之上的上层建筑的一局部，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那么，在电子传媒时代，一个社会中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又怎样成了包括被统治阶层在内的全社会的意识形态？这实际上是一个争夺和取得文化领导权的问题，也就是霍尔所说的“语言阶级斗争〞。在这样一个“和平〞而非强制的过程中，传播媒体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文化研究的任务之一就是要解构这一过程，探讨媒体有意无意中采取的意识形态立场。 为了便于实际研究和分析，霍尔还详细探讨了意义创造过程中“编码〞〔encoding〕和“解码〞〔decoding〕这两个不同的阶段⑥，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正是通过这两个实际操作上极其复杂的阶段而实现的。在传媒研究领域，意识形态分析〔ideological analysis〕代替了过去的效果研究，理论和研究实践长期别离的状态也得以改变。除了对文化研究领域进行理论探讨，更为重要的是，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还作了大量的文本分析和经验研究，对包括群众传媒在内的当代西方社会的文化现象进行多方位的描述、阐释和批判，内容涉及 亚文化〔subculture〕、青年文化〔youth culture〕、女性研究〔women’s studies〕等方面。在追述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思想根源时， 霍尔不但谈到英国外乡“鼻祖〞郝哥特〔Richard Hogard〕、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和汤姆逊〔E. P. Thompson〕，还谈到欧陆的阿尔杜塞〔Louis Althusser〕、格拉姆西〔Antonio Gramsci〕、列威－斯特劳斯〔Levi-Strauss〕、福科〔Foucault〕和拉康〔Lacan〕，可见伯明翰文化研究从一开始就确立了其理论和方法资源上集大成的原那么⑦。 被霍尔誉为英国文化研究开山鼻祖的威廉斯和郝哥特，都是工人阶级出身的人文知识分子。面对英国这样一个阶级划分极为鲜明并且相对稳定的社会，威廉斯形象地将自己这种特殊境遇称作一种“越界〞〔border crossing〕，即跨越社会阶层的界限。他们对工人阶级生存状况的同情和理解，决定了他们对群众传媒和流行文化采取的特定态度。作为人文知识分子，他们的批判立场是不容置疑的。但是，这种批判与传统精英文化倡导者所持的态度有着根本的区别，这亦即西方社会政治上左与右的区别。传统文化精英对群众流行文化采取的态度是无视和蔑视，手段那么是隔离或消灭。威廉斯等那么把群众传媒放在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对其起源的开展进行认真的探讨。群众文化现象从此也登上了学术这一“大雅之堂〞，成为原来只针对经典严肃文本的文艺批判的对象。这在当时英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威廉斯等才被后来者们推举为英国文化研究的开山鼻祖。 威廉斯早在50年代就对开始对英语中的一些关键词进行词源学和社会学的双重探讨，从词义的变化中把握社会的变迁，反之亦然。英语中culture一词，从原来的拉丁词根开展而来，并延伸出种种不同的意思和用法，成为英语中最难界定的概念之一。只有当culture从狭窄的“高级精神产品〞延伸为人类学意义上的“一种生活方式〞，群众的生活方式才可能成为“文化〞，也才有了群众文化〔mass culture〕和流行文化〔ppular culture〕的说法。但是，对当代文化研究来说，以上culture的两个定义一个过于狭窄，一个过于宽泛。学者们因而试图在这一窄一宽之间找到更为确切的说法。目前比拟为人接受的一种定义认为，文化是一切具有象征意义的东西，包括言说、物品、行动、事件等等。其实，这个定义本身也有过于宽泛和模糊其辞之嫌。文化这一概念本身的模糊不定也导致了后来的文化研究领域的无限扩展和杂乱无章，尤其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后，起源于英国的文化研究在美国和澳大利亚等英语国家逐渐盛行并变异，使得企图对这一领域进行整体综述的努力变得越来越困难。 70年代伯明翰大学的文化研究，在理论上认同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有意识地反对一切经济决定论，与20世纪形形色色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论不约而同。在研究实践中，那么通过对文化现象的记录和阐释到达一种社会批判。譬如，对工人阶级青少年中产生的、反社会的亚文化的关注，隐含了对英国社会阶级压迫的批判。更如，女性主义理论直接影响和指导了中心的具体研究问题，包括群众传媒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和歪曲，以此到达对男权社会里无所不在的性别歧视的批判。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在鼎盛过后，蜕变成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