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李济失踪的大师.docx

李济,失踪的大师 翻开文本图片集 1928年是李济一生的转折点，也是中国考古学和历史学的转折点。就在这一年，国民政府成立最高学术机构“中央研究院〞，他被任命为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 10年之前，他由清华学堂选送留学美国，5年里拿了3个学位：心理学学士、社会学硕士，最后是哈佛大学人类学专业的哲学博士——也是中国第一位人类学博士。有人自此习惯性地称他为“Dr.李〞。据说他父亲有一阵还给自己起了别号“博父〞，在诗词和书信中公开使用，有炫耀儿子的意思，更显示老父的尊严。 1923年回国后，他在南开大学当了两年教授。之后清华学堂成立国学研究院，聘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为教授，李济资历稍浅，加上需要做田野工作，任“特约讲师〞，但月薪400元鹰洋、助教一人、研究室一间的“标配〞，与四教授持平。 李济拿的是人类学博士，但他一生的主要事业无疑是考古。按他自己晚年的说法，是一个偶然的时机使他“从人类学家转为考古学家〞：1926年他在山西夏县开掘了西阴村遗址。这是第一次中国人主持的科学考古开掘——李济后来因此被称为“中国考古学之父〞，同时也是史语所所长傅斯年选择他领导考古组的重要原因，他需要一个受过西方田野工作训练的人。 傅斯年为史语所制定方案，一开始就决定了两件事：一、成立一个组，以考古学作为研究中国史的新工具；二、以开掘安阳殷墟作为这个组的第一个田野工作地。他想知道刻字的甲骨是否仍然存在。 1928年的第一次试掘证实了这一点。不过这次试掘跟盗墓差不太多，就地往下掘坑，只顾捡拾甲骨，其余一概不管。李济从第二次开始领导了开掘工作，此后，他的名字就跟殷墟连在一起了。许多年后，殷墟开掘在中国社科院评选的“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中高居榜首。 安阳的洹上村是袁世凯当年失意时退居的地方，考古组到那里时他的遗产已经充公。他们就在他家中办公。李济写信给友人说：“历来做考古工作的，从没有这样幸运过。〞 从1928年起，他们在小屯、后冈、侯家庄等地进行了15次开掘。在殷墟这所大学校中，李济和后来参加的中国第一个读正规考古专业的学者梁思永〔梁启超之子〕以现代考古方法和观念培养了众多同事和学生，其中包括后来的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所长夏鼐和台湾史语所所长高去寻，一个时期内两岸考古界的几乎所有领军人物。他们的开掘证实了商的存在，中国的信史得以上推数百年。有趣的是，干了将近7年，开掘进行到第11次，他们才领到了官方的“第一号采取古物〞执照。 第15次开掘结束后十多天，“七七事变〞爆发，随后李济投入了史语所和中央博物院的迁移工作。长沙，昆明，李庄，他们带着殷墟文物、图书、仪器、档案、标本在西南绕了一个大圈子。由于医疗条件糟糕，李济的两个女儿鹤徵、凤徵，分别在昆明和李庄病逝。 经历丧女之痛，李济陷入消沉。1942年初，他写信给傅斯年，想辞去行政职务，专心研究：“数月以来，失眠已成一习惯，中夜辗转，窃念研究所自成立以来，所成就之人才多矣，而弟愧不在其列，有负知己，诚不自安，然此亦非弟一人之咎。弟自觉今日最迫切之需要，为解脱，而非光芒。衷心所祈求者为数年安静之时间；假设再不能得，或将成为一永久之废物矣。〞傅斯年勉励他为了对得起此生，还要做一些大工作。 抗战结束，回到南京，李济以为可以安心工作了。不料几年后，他又面临一次大迁移。 “我必须搬，你怎么样？〞 国共之争的战线不断南移，1948年底，南京已是风声鹤唳。11月，故宫博物院、中央博物院决议选一批文物运往台湾，李济受命参与押运。在他看来，只要打仗，文物就会受损；只要文物平安，放在中国哪个地方无所谓。几年前共产党的朋友俄国人打进长春时，溥仪带去的故宫国宝被劫掠一空，这种事不能再发生。所以，文物去哪儿他就去哪儿。这种近似“没有立场〞的姿态，为他招来一些骂声，不少来自昔日师友。 李济把要搬家的消息告诉儿子李光谟：我必须搬，你怎么样？ 因为李济工作太忙，李光谟跟着祖父完成了启蒙教育。“父亲好似没怎么管过我，平常他一回家就扎到书房去了，有时候还带着没做完的工作，有时候就自己看书。我这辈子跟父亲说过什么话我都记不太清楚，次数太少了。〞因此也就不太亲近。 1947年他就参加了学生运动，“家里不是很知道〞。在同济大学医学院读书的他憧憬著民主和自由，觉得共产党带着民众走的路是对的。但他不清楚像父亲这样的人该归在哪一类，自己应不应该反对他们。这阵子他正请了假在家养病。犹豫再三，他跟着父亲去了台湾，一家人借住在台大医学院的教室里。 父亲想了些方法让他进台大。当时傅斯年还没担任校长，台大说从外校转来的，年级要降两级，还要补一年的日语。同济的课程原本只剩最后两年，他决定还是回去完成学业。 1949年2月22日他离开台湾时，母亲送到了码头，父亲头天晚上就说不来送了，李光谟提前跟他道了别。当时，基隆和上海每天都有客船往返。蒋介石下野后，“代总统〞李宗仁提出了划江而治的方案，许多人相信和谈能成功。李光谟当时还想着暑假就可以回家，但回到上海后，他发现情势变得太快。 两个月后入台开始受限。父母一天一封电报催他回家，五六月份，他收到母亲来信，让他回台湾商量出国留学的事，同时寄来的还有买好的机票。当时一般人根本买不到票，李济找傅斯年，傅斯年想了很多方法才弄到了一张。见到机票，李光谟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原样寄回了台湾。他回信说，自己决定留下来，“看一个新社会是怎样建立起来〞，以后“我们还会有相见的一天〞。 他参加了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对他的归来，他觉得同志们是欢送的，但得考验考验，毕竟你去过台湾。每隔一段时间他还能拿到一小笔钱，那是李济托朋友把他的讲座教授津贴转给了儿子。 每天都有人离开这座城市，更多人静静等待着易帜的那一天。 几年之后，李济在香港碰到那位朋友的女儿。她告诉李济，“李大哥去北京了，娶了太太，生了孩子。〞李济问道，“他在哪家医院工作？〞 让儿子学医是李济的心愿，他认为医学能探索人本身的奥秘，也是研究体质人类学的根底。李光谟没有遵从他的意愿。他考入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前身〕后转学俄文，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之后服从组织安排，从事马列主义哲学理论的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