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网络对中国政治文化传播的影响.docx

网络对中国政治文化传播的影响 【内容】网络在中国的开展和普及促使了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培育和开展,成为了进行公民政治社会化的新型政治传播渠道,但也导致了强势政治文化霸权的扩张,国家对政治信息控制弱化的负面问题。 【关 键 词】网络 政治文化 传播 如今,网络时代大潮席卷全球,网络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冲击着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方面。据CNNIC(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统计,截止到2022年6月底,中国网民数量已经到达4.2亿人,互联网普及率攀升至31.8%,较2022年底增长3600万人,中国网民规模保持快速增长之势。正如马克思所说:“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1],作为“第四媒体〞的网络这一新兴技术正慢慢地却又不可逆转地改变着我们的社会生存方式和文化交往方式。政治文化是社会文化领域中的一个子系统,它的传播也必然受到网络的影响和制约。政治文化是长期形成的心理积淀,深藏在人们心中并潜移默化地支配着人们的政治行为,而网络正是通过改变政治文化来改变人们的政治行为,从而对国家政治体系、政治生活、个人参与和评价政治生活的方式和态度产生深远的影响。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它给中国政治文化传播带来了积极和消极的双重影响。 一、网络对中国政治文化传播的积极影响 (一)网络促使了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培育和开展 根据社会政治形态的演进过程,我们可以把人类经历过的政治形态划分为简单政治体系、专制政治体系和民主政治体系三个阶段。与不同的政治形态相适应,形成了不同的政治文化类型,这就是阿尔蒙德和维巴的三种划分,即地域型政治文化、臣属性政治文化与参与型政治文化。要推进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开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必须对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进行转型,建设参与型政治文化。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政治参与离不开畅通的参与渠道,正如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所强调:“政治体系所能提供的参与渠道越多越通畅,政治的参与就越加便利,相应的参与也就越多。只要克服较少的障碍,便可行动,人们就去参与;遇到的障碍越大,人们就越不大介入政治。〞[2]笔者近来参与的一项关于政治传播渠道的课题,在某省青年参与国家政事和社会问题讨论的渠道上的调查得出“网络占37.6%,报纸杂志占30.6%,播送电视占14.5%,其他占17.2%〞[3],网络能够成为青年群体政治参与的首选,这与公民通过网络进行政治参与更加便利,遇到的障碍较少是分不开的。 网络为公民参政议政提供了新途径,是“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新渠道,具体表达以下四点:首先,网络扩大了公民对政治信息的知情权。公民可以登陆各级各地政府机关的官方网站,直接了解政府各种公开的政务信息。其次,网络扩大了公民对自身利益的表达权。公民不仅可以通过网络表达自己的切身利益和参与国家决策的讨论,而且还可以与政治人物进行现场的沟通与交流。同时,网络更加方便了政府掌握民意,将反响信息进行统一整理,有助于党和政府自身合法性建设。再次,网络扩大了公民对政府行为的监督权。公民通过网络可以揭发政府不良行为和官员违纪事件。最后,网络扩大了公民政治活动的其他权利。公民可以通过网络进行直接投票选举,亲自行使民主权利,还可以制造舆论压力,形成各种各样的“压力集团〞,从而迫使政府和官员不得不重视其存在和要求。在当代社会中,越来越多的公民通过网络的开展参与了多种多样的政治活动,诞生了诸如网络论政、网络监督、网络宣传、网络评判、网络互动等新型公民政治参与方式。网络使政治生活越来越公开透明,增强了公民对党和国家的认同感和信任感,并塑造了公民独立的政治人格,从而助推了公民的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培育和开展。 (二)网络是进行公民政治社会化的新型政治传播渠道 政治文化具有延续性,它通过政治社会化得以传播和沿袭。政治社会化是指社会成员在政治实践活动中学习政治知识、形成政治意识并获得政治立场的过程,是一个社会中特定政治文化传播和延续的过程。政治传播渠道是实现政治社会化的重要途径和方式。1998年5月,联合国新闻委员会年会正式将网络定义为“第四媒体〞,即既报纸、播送、电视之后的新兴传播媒介,网络传播已成为如今广泛使用的一个新名词。通过笔者的调查,网络是某省青年群体在获得政治信息上排在第二位的政治传播渠道,其中“选择电视的最多,为22.4%,依次为网络19.7%;报纸17.1%;学校为14.1%……〞[4],虽然这是对某一地区的特定群体的调查结果,但是有一定代表性来说明随着经济和技术的开展,网络已经成为对公民政治社会化的主要政治传播渠道之一。 把主流政治文化的宣传和教育搬到网络,公民足不出户就能浏览和储存网络中的各类政治文化信息,了解最新的学术动态与详尽的研究资料,大大方便了人们对这些信息的查阅和学习。首先,网络政治传播具有便捷化、低本钱化。与传统的政治传播渠道相比,传播者和受众可以便捷地、低本钱地发布和接收信息,从一定意义上讲,只要轻点鼠标,便可不花一分钱来上传和获取政治信息。其次,网络政治传播具有艺术化、娱乐化。通过红色经典网站和网络益智游戏这种艺术化和娱乐化的方式,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会不知不觉地渗透到公民的精神世界。比方,在北京大学的新青年网、上海交通大学的焦点网、吉林大学的学而思网等,青年学生通过讨论交流、音像视听的方式接受了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教育。在官员选举类游戏中,玩家通过角色扮演来获知选举程序,用寓教于乐的方式培养了玩家的民主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再次,网络政治传播具有巨量化、即时化。因为网络是一个纵横交错的、全方位多层次的立体交互信息传播平台,网络可以传播大量的政治信息,并且以极快的速度传播,所以公民可以通过网络第一时间获取国内外巨量的时事资讯。最后,网络政治传播具有扁平化、非中心化。在传统社会里,政治信息的唯一合法的权威发布者只有政府。在称为“电子民主时代〞、“网络民主时代〞的网络时代,政治信息产生和传播是扁平化,非中心化的,没有一个当然的唯一权威发布中心,像政治学专业网站、网上图书馆等这些网站都会给公民提供丰富的政治信息资源。正是网络政治传播具有这些新特征,使网络在公民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网络对中国政治文化传播的消极影响 (一)网络会导致强势政治文化霸权的扩张 “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5]。不同的国家、地域、民族之间的政治文化存在着长期的差异性,有着民族性与阶级性等特点。网络时代的文化不只依靠其理论的完整性,更加依靠其在传播过程中的文化张力,依靠其在现实世界中的扩散范围来实现的。因此,网络时代的政治文化传播表现出强势政治文化的扩张,目前在网络上更多的表现了美国的政治文化。英语作为“网络第一语言〞的身份与美国在信息业中的主导地位使其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信息宗主国。“全球网络业务中有90%在美国发起、终结和通过。网络的全部网页有81%是英语的,其他语种加起来不到20%。网络上访问量最大的100个网络站点中,有94个在美国境内。全球网络管理中所以的重大决定仍由美国主导。世界性的大型数据库在全球有近3000个,其中70%设在美国〞[6]。可见,无论是在语言层面上,还是在技术层面上,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都占有大量的优势,其必定将文化扩张作为其军事、政治、经济上的对应物、补充物和促进物。借助于向别国输出形形色色的政治文化产品,有意无意地表现它们关于资本主义地位、自由主义价值观念、个人主义品行等论题,来进行潜移默化的思想控制和某种强求统一的精神压力的“文化侵略〞,正如美国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曾断言:“谁掌握了信息,控制了网络,谁就拥有了世界。〞所以,对于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并且是开展中国家的中国来说,应该警惕西方兴旺国家特别是美国利用网络进行“和平演变〞的威胁。 (二)网络会导致国家对政治信息控制的弱化 政治社会化的使命和职责主要在于传播主导的政治文化,反映主流文化价值,同时指导社会亚文化、抵抗和批判反文化。不管是哪个政治体系,总会有意无意地利用政权的力量确立主导政治文化的核心地位。通过政治传播渠道使主导政治文化得到全体社会成员的认同和支持,培养合格的政治人格,以利于政治体系的有效运转。在网络时代之前,国家垄断了对主导政治文化传播的权利,普通公民获得的都是已被筛选的信息,个人向公民广泛传播自己的思想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网络的出现打破了传统传媒的垄断性,使普通公民可以廉价向全世界自由地发布信息和传播思想,并自由地选择和吸纳信息。这是因为“互联网协议的开放性和管理方式的非中心性、离散性决定了其信息的传递和交流是完全自由和在相当程度上不受政府管理与控制的〞[7]。尼葛洛庞蒂对网络根底的TCP/IP协议也作过这样的解释:“一个个信息包各自独立,其中包含了大量的信息,每个信息包都可以经由不同的传输路径,从甲地传到达乙地。……正是这种分散式体系结构令互联网络能像今天这样三头六臂。无论是通过法律还是暴力,政客都没方法控制这个网络,讯息还是传送出去了,不是经由这条路,就是走另外一条路出去〞[8]。正是如此,国家面临着政治信息内容无法控制的为难局面。这就要求国家必须依法加强对网络舆情的监管,用战略眼光对网络言论加以引导和适当的标准,加大对虚假网络信息和非法网站的打击力度,以到达网络自由和网络秩序的和谐。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美]罗伯特·A·达尔.现代政治分析[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3] [4]张丹竹等.政治传播渠道对吉林省青年政治社会化影响的调查研究(工程编号:2022jlqsn-zb18)[R].2022吉林省青少年开展状况白皮书(共青团吉林省委),2022. [5][美]阿尔蒙德等.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6]谢岳.群众传媒与民主政治[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2. [7]周光辉,周笑梅.互联网对国家的冲击与国家的回应[J].政治学研究,2001,(2). [8][美]尼古拉·尼葛洛庞蒂.数字化生活[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