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江平让政府的归政府让市场的归市场让社会的归社会.docx

江平：让政府的归政府,让市场的归市场,让社会的归社会 第一篇：江平：让政府的归政府，让市场的归市场，让社会的归社会让政府的归政府，让市场的归市场，让社会的归社会 政治权威是否有利于推动下一轮改革。中国经济红利怎样持续。社会自治与政府管制又如何协调。12月8日下午，萧功秦、华生、江平齐聚凤凰大学问沙龙，与200多位现场观众一起探讨中国改革的新方向。 著名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以处理好国家、社会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为主题发表演讲。江平说市场是以私权利为核心，政府是以公权力为核心，而社会是以自治为核心，自治性既有power的一面，也有right的一面，三者应该管哪些，必须要明确。 如何处理好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江平认为在重大改革问题上，必须要法律为先，然后才能改革，同时，政府不能热衷于资源配置、市场准入的问题，要明确规定政府的权力，一方面在于宏观调控，一方面在于市场秩序管理，而且要保障市场平等竞争，不平等竞争就根本无市场可言。 如何解决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演讲重点，江平指出很多社会组织名为民间组织，实际上都是政府做后台，这样的社会组织很难起到相应作用，也不能代表公共利益，甚至政府还可以打着公共利益的幌子征收土地等。江平认为各级人大、听证会和民意调查机构可以代表社会公共利益发表意见。 江平最后说，树立市场权威不是靠政府的章，“中国老百姓还仍然有一个迷信的思想，迷信政府，认为政府的权威性最高，其他的都不信任，这一点不仅要从政府来改变，从老百姓也要来改变〞。 编辑：周东旭以下为演讲实录： 国家、市场与社会各管哪些必须要明确 江平。我今天讲的是法治问题。法治可能有两种概念，一个概念是指政治国家的法治，或者叫狭义的法治。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专门用一章谈法治建设，其中讲的只是政治国家的法治。还有更广义概念的法治，就是市场社会或者说市民社会、公民社会的法治，这就涉及到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广义的法治在三中全会决议中并没有专门作为一章来讲，但有关市场和社会的内容都涉及到了广义的法治。所以，这次我讲的题目其实是两个关系，一个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一个是政府和社会的关系。 这两个关系是长期以来国家内部社会关系中矛盾积累比较多的，也就是说，长期以来的社会构成中，我们就是一个政府为主体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不正常，政府和社会的关系也不正常。那么，如何调节好这种关系，是三中全会改革中的一个关键问题。 讲到法治问题，实质说来涉及到权力和权利的关系，一个是公权力（power），另一个是私权利（right），这两个问题也涉及到法治的一个核心问题，讲法治，离不开两个关系，两种权。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西方谚语说属于上帝管的交给上帝，属于恺撒管的交给凯撒，这句话是法治社会中的一个根本理念。所谓上帝管的交给上帝，凯撒管的交给凯撒，说明权力分工是非常明确的，任何一个都不能够超越权限，属于上帝管的，即使人间再有能力的人比方凯撒也管不了，属于人间凯撒来管的上帝也管不了。 我们要区别社会管的是哪些，市场管的是哪些，国家管的是哪些，必须要明确。可以说市场管的主要是私权利，以私权利为核心；政府是公权力，是公权力的核心，公权力当然是政府行使；社会管的是什么。社会是自治团体，自治性就确定了它既有power的一面，也有right的一面，尤其是在社会关系中，确定哪些属于社会拥有的权力，哪些属于社会中应该有的权利，把二者的界限明确划分，这就是自治的特点。国家管的是公权力，市场管的是私权利，而社会应该管的是自治并尽到自治的责任。 政府和市场：法律权威与改革的两难关系 三中全会提到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就是所谓的政府和市场关系。现在解读已经很多，过去提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根底性作用，今天改成决定性作用。根底性作用和决定性作用有本质上的差异，既然说是决定性作用，也就是说在市场与权力的决定方面，市场起主要作用，发挥最根本作用。如果说两只手，一是无形的手，一是有形的手，无形的手是市场的手，当然应该是最重要的，只有当市场这只手不能起作用的时候，国家这个有形的手才能进行干预。 但是长期以来，国家这只手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市场始终感觉到有很强的政府影子在起作用，这就是吴敬琏教授常说的，我们的市场还是一半管制，一半市场在发挥作用。半市场半管制的现象造成政府和市场关系失调，或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扭曲。 怎么能够做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我不是经济学家，只能够从法律法治方面谈一点意见。我认为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需要解决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解决好市场的改革和法律的关系。刚刚萧功秦和华生两位教授都讲到，改革开放是从35年前开始的，35年来就一直存在这个问题，到今天仍然没有彻底解决好改革和法律之间的关系。在学法律的人来看，改革是比较活泼的，或者说改革无时不在，而法律相对说来是稳定的，怎么处理好法律的稳定和改革不断变动之间的关系。处理好是很难的，因为既然法律已经在那有规定，就得按照法律来办，要突破法律来改革，只有先改法律，然后才能改革。如果改革必须以改革法律作为前提的话，那太麻烦了，也就不可能实现改革。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改革总的说来是在前进，而法律相对滞后。如果一个人紧紧抱住法律不变，很容易形成法律教条主义或者原教旨主义式的东西，法律就是条文，条文如果不变，那不就变成只有法律是至高无上的，其他一切都可以置之脑后。也不行。怎么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确实值得思考。 在改革初期，我们用了一个方法就是授权，授权给国务院，在改革中所涉及到的一些问题，可以由国务院的法规或者部门规章来调整，这看起来似乎解决了一些问题，甚至在一些经济改革开放区，也用了一些变通的方法，可以自己制定一些和中央不同的法规和政策来缓解矛盾。但是改革到了今天，再用这个方法不行了，不能够再授权国务院来制定一些法规代替法律，比方财税制度，到现在还没有统一的税法，比方征收房产税有法律依据吗。哪个法律规定可以征收房产税，如果要征遗产税，哪个法律规定可以。如果连税种都可以由国务院自己来规定，等于破坏了法治。长期用这样的方法是不太可行的，所以应该找出一种突破的方法。 现在至少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讲出这么一句话，重大的改革必须依法有据，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一点，那真是不错了。在重大的改革方面，不能够随便突破，也就是说在重大的改革问题上，必须先改法律，然后再来实践；而不能倒过来，先改革，然后再改法律，这是对法律权威性的尊重。 如果讲法治，讲依法治国，连法律都不尊重，随便可以违反法律，那还行吗。不行。我记得1986年通过民法通那么，过了两年国务院公布了一条东西，土地可以买卖，也就是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买卖、出租、抵押，原来宪法中的土地不得买卖，不得抵押，不得出租的规定不就是作废了，怎么办。第一步修改宪法，宪法不修改怎么行。宪法把这一条改了，紧接着把土地管理法中的这个条文也改了。当时我还在七届人大法律委员会，我就提出来，说民法通那么也要改，其中也有这么一句话，有的领导就说，既然宪法都改了，土地管理法也改了，民法还改什么。到现在民法通那么中仍然有这句话，土地不得买卖、出租、抵押，这实际上就是对法律的践踏，告诉人们这法律没有什么好遵守的，因为修改了之后它也不变，人们心目中法律的权威就破产了。这很重要，在重大问题上，必须要法律为先，然后才能改革。 政府和市场关系第二个重要的问题，就涉及到政府到底管哪些，市场到底管哪些。如果这些不弄清楚，仍然会是政府的手伸得过长。这次三中全会破天荒第一次对政府宏观调控范围讲得很细，哪些属于宏观调控，应该由政府来管。也就是说属于微观的，当然不应该由政府来管，微观问题应由市场自己解决。 第二，涉及到市场秩序、公平竞争、公平交易方面的问题，政府也要管。我过去在这个问题上也写过文章，认为市场经济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市场自由的法治，一个是市场秩序的法治，市场自由当然是归市场自己管，而市场秩序只能是政府管。因为一个社会的秩序也好，市场的秩序也好，政府有权限，有能够制裁的强力措施，公权力在手，你要是破坏了市场秩序，就用公权力进行制裁，这是个人办不到的。 可是，涉及到资产配置的问题，政府手中拥有很大的权力，地方的各级政府仍然更多热衷于资源配置、市场准入的问题，而对于市场秩序却不太关心，为什么这样。这就是利益的所在。因为资源配制也好，市场准入也好，政府有批准权，有准入权，有行政许可，在这些方面有很大的利害关系，如果政府拿到这一权力，各级财政收入就大大提高，所以一定要把利益渠道切断，也就是要明确规定政府的权力，一方面在于宏观调控，一方面在于市场秩序管理，这样才能减少政府过多干预经济的现象出现。 第三个问题也涉及到市场经济法治的根底性作用，市场竞争必须平等，如果市场是在不平等竞争情况下进行，就根本没有市场可言，也就不是一个真正能够称得上市场经济的东西。这次三中全会提到三个关系： 一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关系。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关系始终没有建立在平等根底上，国务院通过了一次关于民营企业的规定，没有得到认真执行，后来又搞了一次，仍然不行，也就是说在各级政府的管理人员心目中，国营企业与私营企业根本就不是站在平等地位，仍然认为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亲儿子，而民营企业是异己的，这个东西不改变，二者就没有真正平等可言。我参加过一次天那么所的研讨会，他们就认为如果把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放在平等条件下竞争，国有企业不是盈利很多，而是亏损了很多，为什么。民营企业的土地是有偿取得的，而所有的国有企业都是无偿划拨的，单是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他们的利益是不一样的。 二是国有土地和农村集体土地的关系，也不是站在平等起跑线上的。想想看，国有土地可以出让，收入由各级政府财政拿去，而集体土地不能够流通，除非是作为特定用途，作为集体企业、工业用地等，其他的不能够自由流通。这次提出可以自由流通，但仍然有很多问题不够明确，集体土地是集体的，如果流通了，应该算谁的。当然你可以说，所有权不能流通，只不过是经营权流通，但是如果把集体土地抵押了怎么办。抵押了还不了钱，所有权变不变。还是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总之这是阻碍市场经济的又一个重大问题。 三是内资和外资的关系。在座的人可能都知道，从1978年制定了中外合资企业法开始，确定给外商企业很多优惠，而很多内资企业根本达不到给予外资企业的这些优惠，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平等竞争。现在对于外资企业稍微做了某些限制，外资企业哇哇大叫了，说对他不平等了。我们的公司法里也明确讲，外商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适用本法，但是适用具体哪些条文也没有说，实践中也存在困惑。同样都是公司，内资企业要完全按照公司法来办，外资企业就参照公司企业，公司法到底怎样决定也是个问题。 所以，在解决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中，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要解决好二者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地法律完善，只有法律进一步完善，才能够使政府和市场进入了一个正确的轨道。 国家和社会：让社会回归自治 我今天讲的第二个关键关系是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在三中全会决定的第十三项中，有一句话叫创新社会治理机制，其中提到要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 不要看就这么短短的一些字，其中表现了很多新的思想，其中之一就是实行政社分开，政府和社会要分开，所谓分开就是各司其职，哪些应该是政府管的就由政府来管，哪些属于社会管的就由社会来管，这是一个重要的思想。 另外，推进社会组织明确职责，职责就是有权力，也有权利，这二者要结合好，明确哪些属于社会组织的权利。从这一点应该看到，社会以自治为核心，我们研究的还很差，往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