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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主流
质疑
批判
天道酬勤
对主流的质疑与批判
【】在日本明治初期,包括文学这个词汇自身在内的一系列由西方传来的文学概念只是作为名称存在,其内涵那么被人们根据已有的相关的外乡文学资源改编,从明治十几年开始延续到四十年代的写生文运动也深刻地表达了这种状态。而夏目漱石对于当时自然主义者所统治的文坛有所质疑与批判,因此他的写生文观就显得意义非凡。
【关键词】柄谷行人;夏目漱石;文类;写生文
关于柄谷行人的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这本书,我对第七章:文类之死灭这局部感触颇深。这一章主要是谈夏目漱石的写生文对于当时占据主流地位的所谓现代小说的一种排斥与批判意识,以及他对于除了所谓“小说〞以外其他多种多样的文类之尝试,即对“政治小说〞式的文学形式的恢复。如该章所论述的那样,夏目漱石写作了被现代小说所蔑视和排斥的多种类型的作品,他所追求的并非是写实主义,而是多样化的“文〞的可能性。对于漱石而言,写生文具有更深远的意义,比起“写生〞来,“文〞更加重要,而在作为写生文倡导者的正冈子规和高滨虚子那里,是看不到这种对于语言的固执的。
一、“文类之死灭〞
这一章分为三局部对夏目漱石的写生文观进行了分析。首先,第一局局部析了夏目漱石写生文的主要特征。在日本明治初期,包括“文学〞这个词汇在内的一系列由西方传来的“文学〞概念,如“小说〞、“现实主义〞、“自然主义〞这些词汇,只是作为一个“名称〞而存在,而其内在含义那么由日本外乡学者根据其外乡文学资源而改编了,这种用西方舶来的“概念〞套用外乡文学资源的做法,既显示出对于西方文学观念的推崇,同时表现出当时的日本文学界企图通过整合外乡资源,以此到达与西方文学互相抗衡的目的。明治初期是一个传统和现代发生剧烈碰撞的时期,当时展开了一场由明治十几年开始,延续到四十年代的“写生文〞运动,然而这场由“俳句革新〞开始的运动始终处在“俳句〞等传统文类与“小说〞这种现代文类的夹缝之中。这场运动以正冈子规、高滨虚子、河东碧梧桐为代表,这些倡导者曾十分热衷于将写生文开展为“小说〞来创作,但最后均止于其门槛外。
在这样的背景下,夏目漱石的写生文观就显得意义非凡。夏目漱石对于现代小说的表达方式始终是持抵抗态度的,他外表上似乎采取了言文一致的态度,但实际上他对此保持疑义,他的“言文一致〞与当时主流的“言文一致〞有所不同。首先,他认为文章需要表达者,他在写生文中谈到,这个表达者对于人世的态度,是一种“大人对待孩子、父母对待儿童的态度〞。这种态度对包括自己在内的“人世〞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但又并不是无情、冷漠的,因此可以称之为一种“非人情〞,也就是幽默。但是,如果主人公和表达者是同一的,这种幽默不可能存在。这是一种旁观者式的幽默,它的产生是需要以“作者的心理态度〞为前提的,这是被他称之为一种“心〞的状态的视角。他认为文章如果缺乏了表达者,那么很难幽默的起来。因此,出现了表达者也便是“文〞的出现。其次,对于漱石来说,写生文不单单是一种新的散文,也是“文〞的解放,类型的解放。夏目漱石写生文的另一特征是使用现在时,也就是说他拒绝采用一种把全体集中统摄起来的视角,就算写的是过去的事情,但几乎不用过去时态,结果构不成某种统一起来的回忆,“现在〞的意识向多角度扩散开来。这是对自我存在的一种抽离,是一种对当时的现代小说单纯过去式机制的对抗。同时,夏目漱石认为写生文是没有情节线索的,因为他认为现世中没有情节线索,这是一种最真实的状态,情节是无所谓的。漱石始终有着明确的对抗现代小说的意识,如柄谷行人所言,“他试图把所有被现代小说‘中性化’了的书面语或文类夺回来〞,这种所谓的“中性化〞,是一种对于传统的模糊化、回避甚至是消解。他不是把写生文作为向小说开展的萌芽,而是作为反“小说〞的东西来看的。他在俳句的传统中发现了写生文,并在关注当时还没有被当作文学〔艺术〕看待的18世纪英国小说多样性和先驱性,他的这种意识是超前的,但同时也是孤独的。
二、夏目漱石的形式主义
作为理论家夏目漱石是形式主义的,理由在于文学理论已经把历史上确立下来的东西视为不证自明的了。他与加拿大批评家诺斯罗皮·费赖伊在类型方面有着相似的形式主义观。费赖伊将虚构文学〔fiction〕分为小说、罗曼司〔传奇〕、自白及解剖〔体〕四种类型,漱石将之称为“文〞的形式。在费赖伊看来,小说是社会性的,我理解为一种描写“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模式;罗曼司那么是个性的,作品中的主人公大局部是一种被理想化的,具有野性的性格的人物;自白是思想性的,是一种对“知识性和理论性的关心〞;而解剖那么是百科全书式玄学的,更注重进行模式化的性格描写,视人为观念的代言人。在这里,我们称之为小说者,实际上是这些类型的混合。其中“小说〞是一种作为罗曼司的戏仿作品〔parody〕而写的。日俄战争后的日本,认为“小说〞就是“纯文学〞,排斥其他文类,认为其他文类都是“不纯〞的,这种消解只是对西洋文学的一种盲目追随,是错误和片面的。
另一方面,坪内逍遥在小说神髓中对于形式上的文类作了尝试,他将虚构文学分为浪漫和小说,同时将小说分为主事派、人间派和折衷派三类,但并无价值上的上下之分,是非历史性的。但漱石的形式主义却包含了对历史主义的自觉批判,在我看来,他是要打破一种不证自明的真理,是对现代小说所倡导的东西的背离与解构。他研究英国18世纪的小说,是一种对被遗忘了的现代小说“起源〞的追溯,并试图在创作中实现这一追溯。
三、夏目漱石对于“小说〞表达性的拒绝
夏目漱石在短短的十来年间,创作了费赖伊所说的所有类型。对他而言,小说、罗曼司、自白、解剖这些都是一种“文〞,这意味着“小说〞以外的类型,也是一种“文〞,都是写生文。因此漱石既不是自然主义也不是反自然主义的,他只是拒绝了这两者所共同依据的“小说〞的叙事性。漱石一贯受到群众的欢送,正是在于他写了“小说〞以外的类型。
夏目漱石见证了多种文类在“言文一致〞和新的叙事方法确立中被渐渐排除的过程,他关注18世纪的英国文学,理由就在于他认为小说并不是已经定型了的东西。现代小说本身是一种类型,同时它又是在文类开始消灭的时候诞生的。而他不是单纯要写形式上的多种类型,也不是单纯地谋求书面语的恢复,他要恢复“政治文学〞式的文学形式,他要试图恢复“类型〞。作为日本少有的现代主义者,他所作的努力在于直视“斗争〞,防止现代小说中性化的叙事方法,抵抗现代主义形式。他写生文的本质在于幽默,是通过机智和悲剧的净化所难以愈合的“苦恼〞联结的,他的作品中充满着现代小说“自我表现〞所不肯表现的“自我〞,而这种“自我〞是一种病态的表现。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发现,无论是“小说〞还是“写生文〞这些文类概念对夏目漱石来说并不是关键,其写生文的根本目的是在于对当时文坛所谓不证自明的真理的疑心与解构,他的斗争是对于现代小说这一虚构的斗争。夏目漱石能够不拘泥于任何一种既定的文学概念,有一种非历史主义的文学观,这对于日本现代文坛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 柄谷行人. 赵京华, 译. 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3.
[2] 夏目漱石. 张我军, 译. 文学论[M].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23.
[3] 坪内逍遥. 刘振瀛, 译. 小说神髓[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3.
[4] 张晓玲. 夏目漱石写生文观意义新解[J]. 当代外语研究, 202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