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女性主义视角下严歌苓小说特色文学专业.docx

摘 要 本论文是以波伏娃的存在女性主义思想为理论指导，对严歌苓小说进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波伏娃的存在女性主义的主要成果都凝聚在其理论著作《第二性》当中。本文以《第二性》为理论依托，首先运用了存在女性主义“女性的处境”、“女性是他者”、“社会性别”的理论主张与严歌苓的小说进行了比较分析，然后又利用存在女性主义的观点，分析了严歌苓小说当中女性角色的处境、女性追求自我解放以及严歌苓对理想女性人格的希冀。 关键词：存在女性主义；《第二性》；严歌苓；女性自我解放；女性人格 Abstract This thesis is a 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 of Yan Geling's novels based on Beauvior's feminist thought. The main achievements of Beauvior's existence feminism are condensed in his theoretical book "the second sex". Based on the theory of "second sex", this paper mak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theory of feminism "female situation", "female is the other" and "social gender", and then mak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novels of Yan Geling. Then it analyzes the situation of the female role in Yan Geling's novels by using the feminist viewpoint. Women pursue self liberation and Yan Geling's aspiration for ideal female personality. Keywords:Exstence of Feminism;The second sex;Yan geling;Self emancipation of women;Female personality 目 录  摘 要 I Abstract II 目 录 III 第1章 绪 论 1 第2章存在女性主义与严歌苓 2 一、女性的处境 2 二、严歌苓笔下的“他者” 4 三、社会性别下的女性形象 6 第3章严歌苓笔下存在女性主义书写 7 一、政治洪流下文秀 7 二、男权制下的贤妻良母 8 三、革命中被驯化的女兵 8 第4章追求女性主体的自我绽放 10 一、女性的自我绽放 10 二、女性理想人格的塑造 11 三、脱离“第二性”成为无限体 12 结 论 14 参考文献 15 致 谢 16 第1章 绪 论 西蒙娜·德·波伏娃是法国存在主义作家，也是西方女权主义运动领袖，其理论著作《第二性》被誉为“西方女性”的圣经。自《第二性》问世以来就成为了西方女性主义运动的理论武器，在历次西方女权主义运动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上世纪80年代以降，随着改革开放浪潮的蓬勃展开，中国的文学转向也随之而来，对人的关注度大大提高，人们对人性的探讨再一次激发了人们对女性的切身关怀，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再一次显示出了蓬勃的生机。不少的作家，开始以女性为切入点，在文学创作当中反思女性的处境，思考女性的出路。随着开放的深度与广度进一步深化，女性主义以《第二性》为代表的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为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拓宽了视角，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女性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并逐渐本土化，使得我国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建构和文学批评实践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严歌苓是当今女性移民作家的最为著名的代表人物，在她的笔下创造除了一大批经典的女性文学作品，如《一个女人的史诗》、《雌性的草地》、《小姨多鹤》、《一个女兵的悄悄话》、《第九个寡妇》等等。严歌苓用大量的佳作为我们回顾和反思了女性在特殊年代的生存困境和生活状态，并且衍生出了像田苏菲、沈红霞、多鹤、陶小童、王葡萄等等经典的女性形象。随着近年来严歌苓的作品影视化的大获成功，严歌苓的影响力不断的在中国加强，对严歌苓的作品研究的热度如似火的骄阳。所以，以严歌苓小说作为研究对象，并以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为切入角度可谓是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 本论文立足于《第二性》中的存在女性主义的理论主张，首先试图从“女性的处境”、“女性的他者身份”以及“社会性别理论”三个理论支撑点对严歌苓的小说进行比较研究，比较详细的阐释这三个理论的内涵，并结合相关的文本，讨论严歌苓作品当中体现出的存在女性主义思想。其次，笔者在论文的第二部分，着重从文本出发，选取了《天浴》、《陆犯焉识》、《一个女兵的悄悄话》和《雌性的草地》来分析其中女性的生存处境、生活状态和命运，探讨严歌苓小说的存在女性主义书写。最后，笔者站在思考女性意识的角度上，选取了《少女小渔》、《一个女人的史诗》、《第九个寡妇》和《金陵十三钗》来探讨严歌苓笔下的女性是如何进行自我意识的独立和追求自由精神的绽放的。 本人经过多年的学习和人格塑造，现在自认为自己是一名女权主义者。以女性主义角度来分析严歌苓小说的特色，其一是符合本人的研究兴趣和价值观导向。其二是有助于对本人价值观的进行更为深度的培养和改造。其三是符合当下社会思潮，具有一定的经世致用的意义。 第2章存在女性主义与严歌苓 波伏娃的是西方存在女性主义的先驱者，她的理论著作《第二性》以存在主义的哲学角度，分别从命运、历史、神话，以及成长、处境、辩解这六个方面，梳理了女性的一生，思考和论证了女性自存在依赖是如何形成的“他者”身份的原因以及重新寻回自由的方法。 严歌苓是中国当代最为炙手可热的女性移民作家，她的笔下十分关注中国女性的生存状态，从女性的视角来审视这个世界，审视女性自身的处境。这一章，笔者着重梳理了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理论主张，并与严歌苓的小说进行比较研究。 一、女性的处境 波伏娃在《第二性》的序言当中就明确提出了“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生成的。”波伏娃认为，身体是主体存在与世界之上的主要形成方式，由于女性特殊的生理特征，它在女性形成的过程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当女性第一次来了月经，生理上的变化给女性心理上也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她由此拥有了孕育生命的能力，也是在这个时候，女性的性欲开始觉醒。波伏娃在《第二性》“性的启蒙”一章中提到：“阴蒂组织在成年时并不发生改变，女人一生保持这种性欲的自主。它只是间接地与正常的性交相连，在生育中不起任何作用。女人正是通过阴道被插入和受精的。阴道只有通过男性的干预才成为性欲中心，这种干预总是构成一种侵犯。”[1]意思就是说，女性对性欲的需求完全是被动的，阴道是性欲的中心，却不能完全受女人掌控，她必须忍受男性性器官的侵入才能得到满足。正因为这一点，女性对自我的性需求不能掌握充分的主动权。然而，在整个以男性话语权为主导的社会文化体系当中，只有婚姻内部的性行为才是合法的，而且婚姻内部的性行为更多时候是承担着生育的使命，这使女性从根本上无法获得性的自由，她们无从选择，也无法获得快感。而且处于男权社会文化下的她们对性从来都是被动的，如此矛盾的处境，使她们掩饰自己的内心，她们的性欲求变得更加隐秘，变得口是心非，捉摸不定。 在严歌苓的小说当中，女性角色的性爱体验也呈现出隐秘性的特征。严歌苓小说当中的性描写是十分隐晦的，虽然只是一些简简单单的暧昧行为，却写出了女性一直被忽视的性爱需求和女性最初觉醒的性爱意识。比如《雌性的草地》当中，牧马班的女孩子们生活在政治革命高涨的年代，在强大的政治压迫下，正值青春年华的女孩子们在广袤无垠的大草原上，也无法抵抗自身的生理需求。由于男性爱情的缺失，加之压抑的时代氛围，女孩子们的性欲望是在极为隐秘的行为当中得到宣泄的。严歌苓十分隐晦地描写牧马班的姑娘们改造的马鞍；老杜和柯丹打架的时候获得了异样的性满足，并且在作家的文稿中，让老杜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内心深处的性欲望。又如《心理医生在吗》中的“我”，对性爱的启蒙完全是依赖于贺叔叔的。“我”对性的感知是在与贺叔叔的几次极具暗示性的接触中激发出来的：火车包厢里贺叔叔给“我”洗脚；在“我”睡着的时候给“我”拉裙子盖毯子；“我”去看望贺叔叔时睡在了留有贺叔叔味道和汗水的瓜棚。这一次又一次隐秘的两性体验，使“我”内心深处理解到女性对性与爱的需求。 上述两本小说，我们可以直视地感受到，严歌苓在对于女性自我性爱意识的隐晦书写，更深一层表现出了女性难以言明的性需求，出现这种状态的原因，其中一个便是波伏娃认为的，女性在性爱当中的被动地位。 除了女性的身体因素外，女性的家庭生活也是束缚女性的一道坚固的牢笼。她们一般情况下并不会直接的与社会发生联系，她们一生基本都是在家庭中成长，然后通过婚姻再进入另一个家庭生活当中。可以说，女性的家庭关系就是她们所有的社会关系。 女性的家庭关系其实是比较简单的。与父母的关系、与其他兄弟姐妹的关系、与丈夫和孩子的关系基本就是她所有的关系。这些零零总总的关系，实质上都是存在于以男性话语权为主导的社会体系当中的，即女性是被男性价值判断与男性审美标准所塑造出来的。女孩在与父母的关系中，她逐渐意识到父亲是家庭生活的主导者，如果她再有一个兄长或者是弟弟的话，她会更加确信男性对于家庭的优越性和权威性。长时期的家庭圈养，她的生存和生活都依附于父亲给予她的经济支撑，她会对父亲顶礼膜拜，父权意识会在她成长过程当中慢慢渗透到她的潜意思当中，进而让她对父亲、兄弟的依附扩展到对整体男性的依附。 在婚姻关系当中，女性从主要依附父亲变成主要依附丈夫。虽说只是依附对象发生了转变，但女性的家庭属性从女儿转变成了妻子与母亲。这便意味着她要承担起家庭劳动和生儿育女的双重职责。在社会价值体系中，女性只有通过婚姻这一条道路来实现自我价值，获得合法的社会地位。同时，她们又无法逃避婚姻生活，所以只能寄希望于丈夫实现自我价值，她们通过占有丈夫的价值而实现自身价值。 在严歌苓的小说中，也有展现女性在父权制社会下的生存困境。比如在长篇小数《无出路咖啡馆》中，严歌苓采用插叙的手法，讲述了“我”的母亲的依附于男性，通过男性实现自我价值的故事。“我”母亲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怀着成就自我的梦想，从偏远的小县城来到十里洋城的大上海，凭借着自身的魅力俘虏了位高权重的李市长，并且靠着自身的努力，在与李市长的关系当中掌握了绝对的主动权，最终成就了自己。“我”的母亲，将女性在两性关系的从属地位成功的进行了转变，这不能认为是有现实意义的。“我”的母亲，从一开始便依附于李师长来实现自我价值，这其实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女性的从属地位，反而更进一步加深了女性对于男性的依附性。女性的主观能动性，只能通过男性所创造的价值得以充分的发挥。换言之，女性的努力，必须站在男性的肩膀上。这虽说是具有时代的局限性，但即便是现代社会，通过依附于男性成就自我的女性大有人在。 二、严歌苓笔下的“他者” “‘他’者是西方女性主义的重要概念，是指在主体的支配下丧失自我意识，完全处于客体、被动、从属地位的失去主观人格被异化的人。”[2]波伏娃利用存在主义中“自为的存在”和“自在的存在”的概念来论证男性与女性的两性关系。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详细论证了“自为的存在”和“自在的存在”的辩证关系。萨特认为，“意识的主体只有在意识的客体的注视下，才能意识到自己，成为自为的存在，而意识的客体只是通过向意识显现而存在，但是它是独立于意识之外的，既不由意识产生，也不由自身产生意识，它有自己的固定和完整不受主体意识的控制和影响。”[3]也就是说“自为的存在”必须以“自在的存在”为前提条件，“自为的存在”是“自在的存在”的参照物，来使“自为的存在”得以确定自我的主体意识，进而得出没有“自在的存在”就没有“自为的存在”的结论。“自为的存在”作为意识的主体，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