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对人身保险的认识工商管理专业.docx

第二章 文献综述 2.1 国内研究现状 在国内，虽然直接关注人口结构对人身保险发展影响的文献尚少，但是已有不少学者开始关注人口结构对保险发展的影响。孙秀清(2004)认为人口的老龄化对保险的发展有阻碍作用，人口的城市化有助于扩大保险的需求和供给，人口的经济区域结构失衡加剧了保险业在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郭金龙，张昊(2005)从人口的因素分析了中国保险业的发展，研究认为，老年抚养比提高会增加对保险产品的总体需求，教育提升也可以促进对保险的需求。陈键，张少锹(2010)认为城镇化会刺激对保险产品的需求，教育结构的改善也会持续的推动保险的供求和市场的扩大，老龄化的加剧将使得养老保险市场需求增大。廖海亚，游杰(2012)从定性的角度分析了我国人口结构转变对保险发展的影响。指出人口结构中的性别结构、年龄结构，文化教育结构、婚姻家庭结构、行政区域结构、城乡结构等对保险业的发展有重要影响。从以上文献不难发现人口结构对保险业的发展是有着重要影响的，但是对人身保险的发展是怎样的? 张金林(2005)认为人口老龄化趋势给我国人身保险市场发展带来机遇，但是同时人口老龄化程度过高会抑制经济发展，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也会阻碍人身保险市场的发展速度。尹成远等(2008)认为老年人群的比例不断提高，从而导致了对终身寿险、年金保险等寿险产品需求的大幅度增长，所以有利于促进人身保险的发展。黄珊，曹伟丽(2008)通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将人口因素的多个变量汇总后与人身保险保费回归后呈同方向变化，结合对我国人口因素的分析得出:人口绝对数量的增加、老年人口抚养比的上升、城市化程度的加深、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以及现代化产业比例的增大等等，都会刺激我国人身保险的需求。这一方法忽略了各个变量与人身保险保费的关系，影响程度也未探究。张连增，尚颖(2011)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探讨人口老龄化对人身保险市场发展的影响分析，研究认为老龄化对人身保险市场的推动作用要大于其阻碍作用，并且老龄化程度越深，推动作用越明显。 2.2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研究发现65岁以上人口占比与养老保险收入和支出占GDP比重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Pond，2004）。医疗保险水平的增长也与 65 岁以上人口比重的增加呈显著正向关系（Johnson，2004），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人口老龄化不是影响医疗保险支出增长的直接因素，因为人口老龄化造成住院人口的总费用上涨不到一半。美国的保险业务分人寿与健康（包括人身事故）保险、财产与灾害保险两大类。如今保险已成为美国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人寿、医药、房屋、汽车、游船、家具等等都可以保险，这样就能最大程度地抵御各种潜在风险带来的灾害。美国保险的险种数量之多、覆盖面之广令人乍舌，互联网上网保险、解聘下属员工遭报复保险、被外星人绑架保险、意外婚礼保险、流产保险、收养子女失败保险等等。美国保险业的口号是：只要客户需要，保险公司就承保。目前，美国保险市场已相对成熟，保费呈稳定增长态势。从1978年至今的30年里，保费以平均4.6％的速度稳定增长。30年间，保费从4000亿美元增加到18000亿美元。上世纪50年代，随着经济复苏，日本保险业规模已恢复到二战前的水平，形成由社会保险、企业年金、商业保险三位一体的保险体系。60年代初，日本曾流行一个说法叫“国民皆年金，国民皆保险”，这体现了当时的现实情况——国民都加入了国民年金保险；部分人加入了企业年金保险；绝大多数人买了商业保险。进入80年代，日本已发展成为世界保险大国。英国保险业居欧洲之首，是全球仅次于美、日的第三大保险市场，2006年占全球保费收入的11％。英国保险业共有雇员32.4万人，约占英国金融从业人员的1/3。保险业是英国金融出口创汇的主力军，其1/5净保费收入来自海外业务，2006年来自海外的保费收入高达390亿英镑，其中寿险、养老险等长期业务占290亿英镑，财产险等普通业务占100亿英镑。 2.3影响人身保险的因素文献 2.3.1经济发展水平的宏观影响 经济发展水平与我国人身保险发展水平正相关。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其人身保险发展的基础。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居民会逐渐产生对各类人身保险的需求。 而且人身保险公司的发展也需要有一定的国民经济容量来保证其发展空间。 因此，经济发展水平对我国人身保险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居民收入水平对人身保险发展具有正面影响。 当居民的收入水平提高时，会更加关注自身的健康和医疗水平等，而且也会有更多财力选择适合自己的人身保险服务。 因此，当居民收入水平上升时，会增加对人身保险的需求，从而促进人身保险的发展。同时这也表明我国的人身保险具有正的需求收入弹性。通货膨胀不利于我国人身保险发展，当通货膨胀水平逐渐增加时，人身保险合同产生的未来现金流将会不断贬值的，这将减少人身保险带来的收益和效用，从而抑制人身保险的需求，因此通货膨胀水平的提高对我国人身保险发展具有负面影响[3]。 2.3.2 需求影响因素 （一）经济发展水平。保险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社会生产总值的增长程度是保险需求的决定性因素。保险需求总量与经济发展水平成正比，国民生产总值越多，社会可用于保险补偿的货币量增长得也就越快，从而保险需求量也就越大。本文选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表现经济发展水平。 （二）个人可支配收入。个人可支配收入对人身保险市场需求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收入高的人才更有能力购买人身保险产品，此时人们的收入对人身保险产品的消费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而另一方面，人们可以通过积累财富来自保，富有的人并不注重保险，因而人们的收入与人身保险之间又有一定的替代关系。 （三）社会福利与保障水平。社会福利与保障对人身保险需求的影响也是不确定的。一方面，社会保障的资金通过国家税收筹集，通过转移支付的形式返还，因而对大部分人而言相当于一笔收入。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个人收入与人身保险间有一定的替代关系，因而社会保障与人身保险需求可能负相关。另一方面，社会保障的存在也会促进个人增加消费，包括对人身保险产品的消费需求。为了消除时间序列对数据分析的影响，本文我们选取社会福利与保障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表现社会福利与保障水平。 （四）教育水平。保险行业在中国发展比较晚，人们对于保险的认知往往受到传统思想的影响，中国人的儒家思想根深蒂固，崇尚以“家”为核心的文化，教育水平比较低的人们往往比较排斥保险，认为“养儿防老”才是可取的途径。而教育水平较高的人们厌恶风险的程度较高，他们反而更愿意来选择保险，作为规避风险，养老善终的一种有效手段。可见，教育水平的程度会影响到人们对保险的认识，从而影响对人身保险的需求。本文选取教育经费这一指标来反映教育水平，同样，为了消除时间序列对数据分析的影响，得到更精确地结果，我们选取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表现教育水平[4]。 （五）人口总量和人口结构。人口因素是影响保险需求尤其是人身保险需求的重要因素。人口因素包括人口总量和人口结构。一个国家的人口总量是人身保险的潜在需求市场，它与人身保险的需求成正比，在其他因素一定的条件下，人口总量越大，对保险需求的总量也就越多。人口结构这里我们主要考察年龄结构，一个国家老年人数量占人口总数量的比重越高，人身保险的需求就会越多。因此，这里选取了人口总量与老年人数量占人口总数量的比重两个指标[5]。 2.4 居民对人身保险的认识文献 2.4.1 分析居民对保险的认识度 从需求方面来看，人身保险的发展主要受以下因素的制约:居民对保险知识的了解偏少。虽然国内保险业务已恢复近20年时间 ,但大多数居民对保险知识的了解程度仍然极低。据对北京市民的一项抽样调查显示 ,对人寿保险、医疗保险这两项险种“非常了解”的人为0,“比较了解”的人分别仅占被调查人数的1.3%，3. 7% ,而“不太了解”的人分别为56.3%、54.7%,“很不了解”的人分别为30.3%，28.0% ,两项合计分别为86.3%，82.7% ,这说明绝大多数居民的人身保险知识是相当缺乏的。保险经营机构高度集中、保险推介十分密集的北京地区的市民尚且如此 ,其他地区的居民 ,特别是经济落后地区、农村地区的居民就更不了解人身保险了[6] 。既然大多数居民对人身保险不了解 ,也就不可能积极投保。居民的保险倾向弱。我国居民习惯于、偏好于以储蓄的方式自我积累保障基金 ,储蓄仍然是绝大多数居民金融资产选择的首选对象 ,而对保险 ,人们所表现出的是不信任、不积极。 据对北京市民未来保险意向的调查 ,有 49.1% 的被调查者明确表示不参加保险 ,有 40.0% 的被调查者回答说“需考虑 ,不一定” ,仅有9% 的被调查者表示会考虑参加保险。这说明大多数居民的保险倾向很低。居民保险倾向弱是由多方面的原因所造成的 ,一是我国居民传统上没有投保的习惯 ,自我保障与互相保障的倾向很强;二是居民普遍缺乏保险知识 ,不了解保险的性质、保险险种、保险公司等;三是随着教育体制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 ,子女教育费用、住房购置费用等方面的负担加重 ,居民有限的盈余收入往往只能先进行储蓄 ;四是近年来有价证券投资形成了热潮 ,很多居民将盈余资金用于有价证券投资;五是居民对保险不太信任 ,据对北京市民的调查 ,有 1 /5的人认为保险“令人不放心;六是居民普遍存有侥幸心理 ,认为投保不值得; 七是居民对单位和政府的依赖倾向仍然很强 ,遇到灾害或生活困难 ,居民仍习惯于将希望寄托在单位和政府身上 ,因此就不注重自己投保。 虽然居民保险倾向弱是由多方面的原因所造成的 ,但无论是什么原因所造成的 ,都限制了人身保险的发展[7]。 2.4.2农村家庭对人身保险的认识 农民家庭对人身风险的认识有所增强。在农民面临的诸多风险中，诸如自然灾害等传统风险因农民基本生存问题的初步解决以及农业收入在农民增收中作用渐减，对农民造成的冲击不大，而疾病、子女教育、基本生活和老年保障等经济压力成为最为严重的威胁，而社会稳定问题等远期或宏观的风险形式则成为多数农民无暇顾及的问题。在经济体制、社会环境和家庭结构已巨大变迁的状况下，农民还是会通过自我预防和家庭保障来解决可能的人身风险问题，而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逐渐开始发挥其基本保障作用，但其覆盖面及水平还有待提升。人身保险作为一种分摊人身风险，解决个人及家庭后顾之忧的保障模式，已引起农民的一定重视，电视、广播等媒体的普及率及覆盖面深刻地影响着农民家庭对人身保险的知晓程度，但总体而言，农民家庭对人身保险的认识总体来说还只是停留在比较浅显的水平，实际消费行为则还存在于局部地区或部分农民家庭之中。农民家庭人身保险保障对象的选择依次为家庭主要劳动力、未成年子女和年长的父母，其购买的险种还是以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为主，受收入水平的约束，保障水平上农民倾向于选择低保障、低缴费水平的保险产品，他们对新型寿险产品的认识有限，需求不高。农民人身保险消费的渠道开始日益多元化，业务员、保险公司现场宣传、团险均是争取农村人身保险业务的主要途径。保险公司的经营特色和实力以及自身的需要是影响农民家庭业务流向的主要因素[8]。农民家庭没有购买人身保险的原因主要是对人身保险的了解不够以及收入不高，但收入对人身保险消费的影响力开始下降，目前我国大部分农民家庭初步具备了人身保险的购买力。保险公司在农村推行业务效果不佳。保险公司自身服务态度、服务质量的问题及保险业务人员推销业务的夸大宣传、不实说明等不规范行为导致了农民家庭对购买人身保险的效果尚存疑虑。农民家庭未来人身保险的消费意愿较为强烈，大多数农民家庭倾向于选择低保费、低保障水平的产品，但农民家庭对保障水平的期望分化也在加大。农民对险种的偏好多集中于医疗、养老、意外伤害和子女教育保障领域。实力强、知名度高以及分支机构多的保险公司是农民家庭的主要关注对象，同时，农民希望保险公司在提供人身保险产品的同时，更多地做好相关服务和信息提供工作[9]。 2.5 不同地区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