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从“崇儒尊经”的社会背景看《汉书艺文志》的局限性.docx

天道酬勤 从“崇儒尊经〞的社会背景看汉书.艺文志的局限性 摘 要： “崇儒尊经〞是汉代社会的主导思想，汉书·艺文志是在此思想环境中编撰而成的目录，表现出了强烈的崇儒倾向，导致其在史学、诸子之学、文学等方面的论述和评价上存在着较大的思想局限性，本文试以阐述。 关键词： 汉书·艺文志 崇儒尊经 局限性 一、汉书·艺文志产生的社会背景 汉初建时，黄老之学成为主要的治国方略。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到汉武帝时期，西汉经济空前强盛，大一统的封建专制统治急需得到空前加强。由于黄老之学中既存在着老子的“君王南面之术〞，又存在着注重个体和精神的自由学说，已经不能完全适应皇权专制统治，因此，汉代统治者开始对百家论取优劣。最终，经董仲舒改造过的儒学力拔头筹，摘得了意识形态的桂冠，成为汉代乃至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主导思想。 东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正是在此意识形态的指导下编撰而成的。它作为我国现存的第一部完整的官方史志目录著作，不但对先秦至西汉时期国家所藏典籍进行了较为科学的整理和分类，而且对当时的各学派的流变状况做出了详尽的总结和评价，表达了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1］的学术特色。但是，由于其处在一个儒学独尊、经学繁盛的时代，不可防止地烙上了时代的印记。班固在汉志中将论语列于六艺略而非诸子略的儒家，使论语获得了“经〞的地位；将孔子所在的儒家列于诸子略之首；用儒家的道德标准评价汉志中的各类典籍，都表现出了作为官修史志目录的崇儒倾向。由于班固刻意提升儒家的独尊地位，因此，汉志中不可防止地存在着思想上的局限性。 二、汉书·艺文志中史学的附庸地位 汉代统治者独尊儒学，用儒学排挤和控制百家，使学术和权力相互结合，把儒学快速开展成了经学，整个汉代思想文化进入了经学时代。经学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它必然对当时的社会产生强大的控制力，无论是汉代的政治、经济、法律、教育，还是诸子、史学、文学等，都笼罩在了浓厚的经学气氛中。 昔刘向、刘歆父子典校群籍，叙百家之源流，考学术之短长，写成了别录、七略。班固沿袭七略体例，编成了汉书·艺文志。汉志“七略〞中的史书并未单独分类，而是散附于“七略〞各类之中。如：六艺略于“春秋类〞下附了十二家史书；诸子略中，“儒家〞收有周史六韬六篇，周政六篇，周法九篇，河间周制十八篇，高祖传十三篇，孝文传十一篇，刘向所序六十七篇，共一百三十篇。“小说家〞中收周考七十六篇，青史子五十七篇，共一百三十三篇；数术略的“历谱类〞收帝王诸侯世谱二十卷，古来帝王年谱五卷。“刑法类〞收山海经十三篇,共三十八篇。观之，汉志中史书数目众多，单独分类亦可，而班固缘何未立史部呢？ 局部学者认为汉志未立史部是当时史籍数量太少所致。如果上溯到汉代以前，中国著史的传统由来已久。古代天子诸侯，必有国史以记言行。夏殷时代，就有“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周代史官亦设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等。汉武帝始置太史公，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先后执掌其事。东汉时期，著史已经蔚然成风。单就汉志所载史书计算，总数也在千篇以上。近人姚名达在中国目录学史中说：“往往同一种中，又复杂附绝不同类之书，如附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太史公、汉大年纪十二家之书于春秋……假设谓史书甚少，不必独立，那么其他各种，每有六七家百余卷即成一种者；而谓以十二家五百余篇之史书反不能另立一种乎？〞［2］由此可知，史籍之少并非汉志未立史部之真正原因，其实质是汉武帝罢黜百家之后，儒学独尊，经学成了传统文化法定的正统，居于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史学逐步沦为了经学的附庸。 汉志·六艺略所收典籍为儒家“六经〞及论语、孝经、小学书。在六经中，每类除了儒家所尊的“经〞书之外，其余皆为解“经〞之“传〞或“说〞。所以，春秋类中所附的史书，被班固看做是解春秋之作。在经学独尊的时代，经学著作在各类著作中居于支配、统帅的地位，史学家也都以经书为宗镜，将其著述作为经学的辅翼和解释。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写道：“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夫君不君那么犯，臣不臣那么诛，父不父那么无道，子不子那么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那么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3］可见司马迁创作史记也是以经学所阐发的君臣大义为指导原那么的。汉代人未将史学视为独立的学科体系，也说明了当时史学观念以及价值体系并未完全确实立。汉代的史学家可以说就是经学家，他们是以经学的眼光审视史书著作的。对他们而言，阐发儒家正统思想才是著史的重要目的，汉志未独立史部亦如此原因。 三、汉书·艺文志中诸子之学的支流地位 西周以来，宗法思想对人们的约束力日渐削弱，沦落为社会底层的士人，纷纷提出了自己的社会主张和理论学说，诸子百家应运而生。天下一统之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和汉武帝的“独尊儒术〞都对百家之学产生了削弱作用，诸子争鸣的局面开始渐趋没落。 汉志将诸子略列为第二，可以看出班固对学术思想和学术流派的重视。诸子略中共列十家，分别为：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和小说家。诸子略小序说：“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今异家者各报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班固认为儒家之外的各家都直接发源于“六经〞，是根据“经〞而成“一家之言〞的，取消了各家在学术上的独立性，使之沦为了经学的支流附翼。 自春秋战国以来，诸子之学的产生与开展，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起着不可忽略的作用。自秦孝公任用商鞅实施变法，秦国经济迅速开展；到秦始皇吞并六国，统一天下后采用法家思想，稳定了大一统政局；再到汉初承秦制，后又以黄老思想作为治国方略，等等，都足以证明诸子之学并非六经之流裔，而是与儒学并驾齐驱的学术思想。 自武帝罢黜百家以后，诸子之学根本处于委顿状态。从汉志·诸子略所载书目可以看出，武帝以后儒家类最多，而道家仅有刘向说老子四篇，另有老子邻氏、傅氏、徐氏，其余各家更是少得可怜。汉代主要是从学术思想上对诸子之学进行整理，即“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以经学为标准，进行学术统一。而班固于汉志中对诸子之学进行的第一个整理举措就是压制道家。司马谈在论六家指要中视道家为诸家之源，司马迁在史记列传中以道家居于诸家之首，而班固认为“其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而先黄、老而后六经〞，与尊儒的思想相悖离。因此，汉志中班固对道家的地位是刻意贬抑的。他把道家置于儒家之后，仅认为清虚自守、卑弱自持，方能合于易之谦卦，为道家之所长。 此外，班固还对小说家进行了贬低。汉志说：“诸子十家，可观者九家而已。〞班固评小说家：“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有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受“崇儒尊经〞的影响，小说家的政教功能相对薄弱，只是经典之外的传闻野语，故不能入“可观者〞之列。诸子之学溯其源并非“六经〞之支流，班固在创作中迫于“崇儒尊经〞的学术气氛，将其置于支流地位，对各家学术的评断存在着偏颇之处。 四、汉书·艺文志中文学的附属地位 两汉是经学昌明的时代，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经学大师层出不穷，宗经成为了汉一代的社会风气。随着汉代经学地位的提高，文人的地位开始逐渐下降。方师铎曾引一学者之语：“战国末年纯文学家没有地位，文人起于春秋战国间，那时政论家已经取得独立的社会地位，但纯文艺家地位并不显要。这种情形到战国末年，屈、宋时代还是一样，就是西汉也没有多大改变。所以东方朔、郭舍人、枚皋一流人都见视如倡；司马相如虽有些政治才能，仍靠辞赋为晋身之阶；甚至连司马迁都叹道：‘固主上所戏弄，倡优蓄之。’〞［4］由此观之，文学于汉代之时，只是文人跻身庙堂之上的工具，并非是为文学而文学，仍附属于经学的范畴之中。 汉志将诗赋单独列类为诗赋略，共收诗赋一百零六家，一千三百一十八篇。受经学“经世致用〞的影响，“诗〞、“赋〞与政治教化，特别是儒家的“仁〞、“礼〞关系密切。文以道存，汉代文学的存在是为了阐述儒学的思想。作为“六经〞之一的诗经，与文学的关系最为直接。因此，汉代形成了以诗经阐释为中心，以伦理道德标准为旨的经学化的功利主义文学观。把诗经学化，把诗同政治教化相连，觉察其中的“美刺〞，成为汉代文人的创作初衷。诗经中的每句话在汉代都具有裁判一切礼俗政教的功能，正如汉志·六艺略·诗小序言：“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作为一代之文学的汉赋也被收入了汉志中，从此点上看，好似表达了汉代文学观念的独立性。实际上，班固将其单独列类的原因是汉赋中有大量的含韵之文，功能上与诗经相承，可用来进行政治教化。然而，此时汉代人的文体观念还处于比拟模糊的阶段，仅就诗赋略收录作品可见一斑。除“诗〞“赋〞之外，还收了骚、颂、歌、辞等非赋之作，更有非诗非赋的“声曲〞类。诗赋略的划分说明汉代的“赋〞只是一个会聚了不同形式的文体的集合体的名称。班固独立“诗赋〞，却未能辨清文体性质，可见他只是以经学的政教功能来看待它们，正如小序言：“始孔氏之门人用赋也，那么贾谊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明显地将其置于儒家之列，把赋置于孔门之中，以发挥“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的政治功能。尽管汉志中有文学的分类，但立足点不是文学本身，而是发扬文学的教化职能，是“经〞之流裔，即文学为儒家经学的附属。 汉书·艺文志作为中国第一部官修史志目录，编纂质量到达了很高的水平，并被誉为“学术之宗，明道之要〞［5］。其分类和编纂思想更是被后世官修目录所继承，在目录学史上的发凡意义和引领功勋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因为班固处在一个儒学独尊、经学为宗的政治思想环境中，将一切学术思想都归于儒家的学术体系之中，以经学为宗镜，以儒家标准为评价尺度，造成了汉书·艺文志在史学、诸子之学、文学的评价上的局限性，取消了三者的独立存在性，是汉书·艺文志的一大缺憾。 参考文献： ［1］章学诚.校雠通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6. ［2］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3］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4］方师铎.传统文学与类书之关系［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 ［5］章学诚.校雠通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