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谁是“一大”南湖租船人嘉兴南湖一大代表13人.doc

【谁是【谁是“一大一大”南湖租船人】嘉兴南湖南湖租船人】嘉兴南湖一大代表一大代表 1313 人人 错过的历史 大凡讲述中共党史,都有明确记载:党的一大在嘉兴南湖租船开会的事,这是王会悟的主意,也是由她去操办一切的。关于南湖租船人的史事,我早年已从父亲孔另境口中得知,只是苦于没有文字记载可以对照查证。我看到韦韬、陈小曼著我的父亲茅盾第一章第二节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第 8 页上讲道:党的一大召开时,临时把会址转移到嘉兴南湖,就是王会悟出的主意;而在嘉兴租借南湖的游船,则是父亲的内弟孔另境(当时他正在嘉兴中学念书)出力联系的。现在,有人这样明确地叙说,太令人兴奋了!我的父亲孔另境是“一大”在嘉兴南湖开会时的租船人,他曾配合过王会悟的秘密工作。虽然已是错过的历史,至今有人补充述说它的过往,把一段光荣历史真实地记录下来,我觉得这仍有很重要的意义。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父亲生前为什么没有这段历史的回忆文字呢?至少,目前还没有发现他有关这方面的自述。然而,小时候,父亲在聊天时会讲述那条嘉兴南湖的红船,讲起自己年轻的时候 与南湖游船有关的事 在我记忆深处有这么几件与南湖有关的事:1964 年 4 月,我曾陪同父亲回家乡乌镇一次。那时交通颇为不便,从上海出发,先坐火车到嘉兴,再转坐内河的船到乌镇。回程时,当然也要到嘉兴转车。那天,父亲特意预留了时间,提议去一次南湖。我们父女俩在南湖岛上的烟雨楼前拍照留念,还特意在南湖游船前驻足。父亲对我说,这条游船可有着特殊的意义。接着他说起当年租船的事,显然,他的思绪回到了过去。他指着湖边的房子说,此地我熟悉,当年我就是到这儿来租船的 再早几年,大约 1960 年前后,父亲有两次很晚才回家,他说到嘉兴议事开会去了,为修复“一大”开会时租用过的船。父亲还收到南湖革命纪念馆寄来的两张方形照片南湖革命纪念船、中共“一大”革命纪念船船舱,说是修复船的实景,请父亲提出意见。这两张照片至今还收藏在我的资料夹里。就此,我知道这条船和父亲有点关系,但不便信口说话,毕竟我知道此话说出口的分量。寻找证据 然而,此事也并非完全无人知晓。在我的日记里曾有一段记录,不妨抄录下来:1979 年 7 月 29 日 星期日 下午去徐恭时家,他非常用功,掌握材料很多。几个月前(3 月 18 日)他对我说,他知道“一大”南湖租船的事与我父亲和茅盾有关。我很惊奇,他怎么知道?今天又特意去问他关于南湖租船的事。回家,又问了母亲,情况大致是“一大”会议在兴业路开了几天,以后需要转移,想去杭州,但考虑太闹。此时李达是代表,他夫人王会悟是乌镇人,与姑妈孔德很熟,他们商量去南湖比较好。具体借船人是父亲,这时他在嘉兴读书。茅盾也是有关人员。在恢复这艘船的时候,父亲和茅盾都去看过这船,对这船的格局提出意见。徐恭时先生早年(19611962 年)曾是“茅盾资料编辑小组”成员,他们做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查阅了大量报刊资料,同时也访问了与茅盾有关的一些亲友和知情人,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他掌握的“南湖租船人”信息,大致也源于做这个项目的时候。但是,没有看到他们当年的资料记载,至少现在还没有发现。那么,茅盾是否知道召开“一大”会议?他在我走过的道路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 10 月版)第 174 页说:“一大”选出陈独秀为总书记,但陈独秀当时尚在广州,并未出席“一大”。上海出席“一大”的是李汉俊和李达。“一大”以后,李汉俊与陈独秀、张国焘,也与国际代表,在建党问题上产生意见分歧 从这段文字,可以了解到茅盾对于召开“一大”是完全知情的。我还注意到王会悟的几次叙述:其一,1991 年冬季和 1992 年 8 月,桐乡人柏春带着录音设备,两次赴北京看望和采访了王会悟,听她亲口讲述 1921 年的历史。王会悟用浓重的乌镇口音讲述 1921 年在嘉兴南湖举行的那次重要会议情况:上海侦探很多,“一大”没开完就被发现了有人提议去西湖。我说怎么能去西湖呢?已经被巡捕房注意,即使到了杭州也是要被察觉的刚开始,大家讨论,后来结论是,这也不能去,那也不能去我说到一个大又不大,小又不小的地方去。去南湖,是我一个人提出来的。董必武特别赞同。谈到为什么提议去南湖时,柏春的录音带里再次传出了王会悟的亲口解释:嘉兴的情况我熟悉,要是有事的话还有我同学,我在嘉兴读过书,朋友都是有钱的。至少我的朋友不是地痞流氓,不会出卖我还跟他们讲,桌上要放一副麻将,有情况时可以作掩护 其二,在乌镇西栅王会悟纪念馆,在题为“一大”卫士王会悟的展览文字中有一节“再献良策到南湖”里介绍:王会悟立即受命了解上海到嘉兴的火车班次,又先行赶往嘉兴安排一切。她先到市区张家弄鸳湖旅馆包租两间客房,作为代表们歇脚之处,又托旅馆账房代雇了一艘中型画舫式游船,还预定了一桌酒菜。安排完这些,王会悟便到车站迎接代表们的到来。为了准确无误,2008 年 3 月 29 日,我拨通了北京茅盾之子韦韬家的电话,向他核实情况。如今已 84 岁高龄的他,再次肯定他在书中的记述是准确的,是其父母亲在世时讲述的史实,他耳熟能详并记忆犹新。考虑再三,我决定把这件事记述下来,使之不因岁月的流逝而被湮没得无踪影;或者,若干年后有史家考证时,可以作为有关材料的补充。是为幸。(本文节选自霜重色愈浓孔另境,作者系孔另境的长女,著名作家、出版家、文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