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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集纳言论集纳 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副教授陈雪飞在国际论坛2018 年第 4 期发表的美国与俄罗斯在中国的竞争型公共外交基于两国驻华使馆新浪微博的分析一文中认为：尽管“新公共外交”的理念更注重对话与合作，但竞争型公共外交依然是各国处理彼此关系的常用手段，社交媒体为这种竞争提供了新的场域，各国都希望借此影响受众。但是，即便有信息技术的助力，基于双重标准的露骨“宣传战”往往适得其反，这是因为经历了政治社会化的受众通常对这种形式有着某种本能的反感，公共外交主体需要充分理解深嵌于目标国家文化的民众信念体系。当然，公共外交主体仍然可以借助新媒体塑造正面形象，如发布不针对第三方的双边或多边合作以及文化、经贸、科技类的信息，尽管获评有限但情感倾向都较为积极。同时，如果能够影响网络公众人物的态度，借助他们的“两级传播”功能，往往可以事半功倍。此外，竞争型公共外交也是危机外交的重要形式，对于可能损及本国形象或引发争议的议题，充分发挥新媒体的“即时性、互动性”等特点，早发声、多发声，可以达到增信释疑的良好效果。不过，无论何种形式的公共外交，单纯增加文字与图像的跨国流动“量”不一定会增进理解，反倒可能带来偏见和曲解，只有从“质”上提升自身形象或者理解他国，才是更好地理解和处理国际关系的关键。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莫凡在社会科学辑刊2018 年第 4 期发表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国际传播的文化逻辑及其世界历史意义一文中认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国际传播的文化融通话语，有利于弥合价值鸿沟。在当代文化实践中，价值冲突早已由现实世界延伸到虚拟世界。如果说在现实世界中，价值冲突仍然受着意识形态、社会规范的约束，那么在虚拟世界中，这些约束的界限逐步模糊化，网络价值观的自由表达在一定程度上让人性中的负面因素得以展现和突显，从而加深了“地球村”的价值冲突。文化融通话语可以让过于张扬的虚拟文化得以沟通与协调，缓和价值观领域的矛盾与纷争。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王存刚在 2018 年 8 月 3 日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的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一种理论化的解释一文中认为：中国与美国的关系，无疑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关键点。这与两国的实力和影响力、双边关系的重要性等因素有关。尽管目前美国政府仍然顽固坚持传统思维，对崛起的中国满腹狐疑，并采取了极具挑衅意味的对华战略和政策行为，但中国始终坚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对美外交理念，并采取了一系列富有诚意、蕴含善意的举措，力图走出一条前无古人的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关系的建设性之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国际关系史上的伟大创举，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没有一般的模式可以因循。为此，大国的政治家、战略家必须彻底更新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重新确立彼此互动的规则和目标。这不仅有利于诸大国自身，也将惠及世界其他国家。巴基斯坦国立科技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赛义德哈桑贾维德在 2018 年 8 月16 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改革开放带给中国全方位改变一文中认为：如今，借助“一带一路”倡议，中国愿意与世界分享自己改革开放的发展红利，愿意肩负起一个大国的国际责任，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国际形势下，努力推动国际秩序朝着公平正义的方向发展。今天，中国已经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國，这不仅表现在经济体量上，更体现在其日益增强的国际影响力上。对第三世界国家来说，中国的发展经验值得借鉴，中国的成功也坚定了各国后发赶超的发展信心。求是：【杨洁篪：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导 深入推进新时代对外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认为：既要把握世界多极化加速推进的大势，又要重视大国关系深入调整的态势；既要把握经济全球化持续发展的大势，又要重视世界经济格局深刻演变的动向；既要把握国际环境总体稳定的大势，又要重视国际安全挑战错综复杂的局面；既要把握各种文明交流互鉴的大势，又要重视不同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现实。妥善应对和化解我国发展历史交汇期和世界发展转型过渡期相互叠加带来的各种风险挑战，是对外工作必须担负起的重要职责。（2018 年 8 月 2 日 09：03）中国社会科学网：【吴正龙：美欧是敌还是友？】中国驻克罗地亚前大使吴正龙认为：欧盟是敌人还是朋友？对美国民众来说，这个问题近来变得日益模糊起来，敌友角色的转换如川剧变脸一样快。7 月 25 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达成协议，避免了跨大西洋贸易战，缓解了美国威胁对进口汽车加征关税引发的紧张局势。事后，特朗普发推文称美欧“彼此相爱”。当前，美欧关系亦敌亦友，非敌非友，正处在深刻的变化之中。美欧矛盾是愈演愈烈，一发不可收，还是会峰回路转，出现止跌回升的转机，抑或是趋于缓和，关系进入止损期，等待后特朗普时代重启，还有待进一步观察。（2018 年 8 月 5 日1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