阁楼里的疯女人—浅析《怨女》中的银娣形象 文学专业.doc

阁楼里的疯女人 ——浅析《怨女》中的银娣形象 张爱玲的作品像一首凄寂的挽歌，一抹在中华古文明的死亡环舞面前无奈而倦怠的微笑，她的作品展示的是一个正在逝去的国度，一个注定死亡的“种族”，已经历了“她生命里顶完美的一段，与其让别人给它加上一个不堪的尾巴，不如她自己早早结束了它。”张爱玲就是用她悠悠的叙事语调在一块已然坍塌注定要湮没的墓碑上刻下了最后几行铭文。 张爱玲的“种族”只有两种人的存在：那便是美丽、脆弱、苍白而绝望的女人和没有年龄，因而“永远年轻”的男人。而其中规定的情境永远是母亲、鸦片、女人、被虐与施虐，永远是“一出连演的闹剧”，在《怨女》里面，银娣便是那个美丽、脆弱、苍白而绝望的女人，而在其中“永远年轻”的那个男人是她的儿子玉熹，不能说银娣是个苦命的女人，但却是极为不幸的。生得十分美丽，却父母双亡，由哥嫂做主“高攀”了一户名门望族，做的是这大呼人家的二奶奶，门面上是极体面的了，可是她的丈夫，这个在她生命中应该是作为极为重要的角色的男人，却是残疾的，如同她这“二奶奶”的身份，在张爱玲的笔下，男人是一个无梦的人种，除了闹剧，鸦片、女人之外，他们没有青春，没有衰老，他们是母亲的儿子，儿子的父亲，但她们始终不是丈夫，不是男人，银娣的丈夫便是这样一种形象，银娣的儿子玉熹也没能改变这种命运，一方面是他自己不想改变，另一方面，他母亲的禁锢也束缚了他。 银娣也并不是从一开始便这样的，她也曾经是一个美丽的待字闺中的女孩子，对未来与生活有着无限的憧憬，她也有心底安安相投的男子，可这一切不过是个美丽的但过气的梦，父权社会已决定了她的命运，在这种强大的无可抵逆的命运掌控下，她才一步步变成了最终的样子。“小刘不像是会钻营的人，他要是做一辈子伙计，她成了她哥嫂的穷亲戚，和外婆一样，人家一定说她嫁的不好，她长得再丑些也不过如此。”到后来吴家婶婶过来提亲她是没有选择的了。“他们二爷才比你们姑娘大三岁，他眼睛不方便，不过人家都说弟兄几个是他最好，学问又好，又和气斯文，像女孩子一样。”媒人的话，总是不可靠的，可是对于她，嫁到这样的人家，还有什么挑的呢？“她嫁的人永远看不见她，他这样想着，已经一个人死了大半个，身上僵冷。”然而这只是她命运的开始。 《怨女》所要展现的是一个少女变成一个有些变态的怨妇的过程，所以其叙事重点应该是在后半部分，小说可以分为三个大部分，第一部分是银娣出家之前，第二部分是从嫁到姚家到分家，第三部分是分家之后，这三个部分是环环相扣因果相联的。但是怨女的“怨”的具体表现更展现在第三部分，就是对这对母子关系的描述。张爱玲的穷凶极恶的母亲与孱弱、卑怯的儿子的母子关系式，是在中国式的家庭结构中呈现出来的。在张爱玲的母子关系中，母亲是一个在场的权威。他似乎不是要成为儿子欲望的对象，或压抑儿子对他人的欲望；而是相反，她总是慷慨的为儿子提供女人，而后再横亘于儿子媳妇中间。她隐秘的施虐不是直接指向儿子而是媳妇。对媳妇来说，这是个疯狂的世界。母亲将通过把媳妇变为肮脏的客体，来完成她对儿子的阉割。如果这还不足够有效，那她将借助鸦片，来完成她对儿子的阉割。知道他完全胎化，成为一具死样的孩尸。这是一场恶毒、残忍，令人毛骨悚然的谋杀。一场发生在月光的黑影子里的谋杀。杀手便是那永远被囚禁的女人，一个阁楼里的疯女人。她会以疯子的审慎与机智去杀人。这谋杀是一阕回声，一场复仇，它针对着已然久远的过去父权社会对一个纯真的、充满逃遁希望的少女无血、无声的虐杀。银娣对她的儿子便有一种变态的依赖感，那是她一生中唯一的一点依靠，她恨不得将他拴在身上。她知道他喜欢粉艳霞，就给他编织一个会帮他娶她的梦，“她喃喃的娓娓说下去，织着她的鸦片梦，在他的年纪，他需要一个梦想才能够约束自己，让他以为他要是听话，她真肯拿钱来替他娶粉艳霞。等他吃上了烟，他会踏实些，比较知道轻重。”“总有一天，他也会跟她一样，就惦记着家里过日子与榻上这只灯，要它永远点着。她不怕了，他跑不了，风筝的线抓在她手里。”这是多么狠毒的想法，就这样为了一己私利，毁了儿子的一生。不只是对儿子，对儿媳妇那简直可以称得上是虐待，“熹嫂嫂这可怜，站在楼梯口剥莲子，手上冻疮破了，还泡在凉水里，问她为什么不叫佣人剥，吓死了，叫我别说，妈生气。”最终将儿媳妇活活气死了。在银娣的余生里，她扮演的是一个恶魔，用她的权威，残酷地统治着她生命里的人，因为她内心的积怨，因而也定不能让别人好过，这是她发泄的方式。她就这样以父权社会最为暴虐的形式，玩味着支配他人的权力，对他施行种种绝密的精神上的虐待，因为那是她报复社会的唯一方式与途径。 《怨女》只是那些“阁楼里的疯女人”们的一个典型，张爱玲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她揭示着这些人性的黑暗，但不曾怪罪它们，她只是用了她的笔，铭记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