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解读斯图亚特·霍尔的大众文化传播模式.docx

解读斯图亚特·霍尔的群众文化传播模式 南楠 ：斯图亚特·霍尔是美国文化研究 的杰出代表，霍尔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立场，运用阿尔诸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和葛兰西的霸权主义思想来解释群众文化的传播规律，创立了编码/解码的群众文化传播模式——“霍尔模式〞。本文通过 流通阶段、解码立场、理论奉献等方面进行解读，旨在对“霍尔模式〞有更加深刻的认知和了解。 关键词：编码/解码；传播学；群众文化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23〕02-0000-01 传播学形成于20世纪四十年代的美国，经过几十年的开展形成庞大的学术体系，涌现出一批卓越的学科奠基人和开创人。作为传播学第五位奠基人的施拉姆，成功的使传播学科“从梦想变成了现实〞， 群众传播媒介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必备“精神食粮〞，影响受众的思想。随着传播媒介的不断延伸和扩展，仅仅从单一学科来剖析群众媒介已经捉襟见肘，学科融合成为走出困境的必经之路。斯图亚特 ·霍尔是当代文化研究之父，是伯明翰学派思想的开创者和集大成者，他为英国文化研究做出了卓越的奉献，他成功的将社会学和传播学进行学科融合，他主张从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的角 度出发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群众传播模式，运用符号学方法、结构主义理论和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分析传播现象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内在联系，阐述传播制度和社会背景的相互影响，解读群众传播模式和 群众文化的紧密结合，注重受众在传播效果中的绝对性作用。斯图亚特·霍尔在群众文化传播研究中令其名声大作的是其1973年发表的电视话语的编码和解码一文，详细阐述了“编码/解码〞的群众 文化传播模式。 一、四个流通的阶段 诞生于美国的传播学研究将传播过程看做是单一的“传者——信息——受者〞线性传播，霍尔认为受众在接受信息之后会进行再次创造，从而使传播过程成为一个圆圈。他提出了“信息交流的四个阶段 〞，即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和再生产。这其中包括四个相互联系但是各自不同的流通环节，充分揭示了信息传播循环的规律，虽然彼此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信息传递是又保持高度的自治。霍尔 运用符号学的理论，认为信息以符号为载体进行传播，同时受到信息的发出者和传递者限制。由于信息接收者的社会背景、知识水平的差异，他们在接收信息的时候会产生不同的解读，作为信息再生产 的创造者，受众积极参与再生产活动，使得信息的流通过程得以继续，摆脱了传统的受众被动接受信息的状态，成为内容的生产者，他们成为意识形态的高级个体，对信息进行分化、结构和重组。 霍尔得出的“再生产〞一说源自于马克思的“生产——再生产〞理论，信息的流通和接收是电视节目生产的关键环节，通过一些认知结构反作用于生产过程本身。霍尔仔细地考察每个环节，考虑其相互 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电视信息的声场和接收是两个相互连接但又各自区别的环节。 霍尔的理论受到阿尔诸塞关于群众传媒从事“合意〞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国家意识形态装置〞的观点，群众传媒真实的反响社会意识形态，从事信息的生产和再生产，由于群众传媒本身拥有一种被赋予 的独特功能，能够将新闻信息进行选择、加工。 二、三个解码的立场 霍尔的电视话语中的编码/解码一文成为“英国文化研究的重要转折点〞，电视文本的形成分为编码、成品和解码三个阶段。任何信息进入社会流通之前都需要进行编码的过程，也就是文本意义的生 产过程。通过对材料有目的的选择性、有目的的加工，得出含有视觉和听觉信息的电视文本成品。受众在接受文本信息的时候，需要对信息进行解码活动。霍尔认为编码和解码的信息过程不是完全对称 的，所谓对称的程度就是信息在传达过程中“理解〞和“误解〞的差异程度，这个过程依赖于编码者和解码者所处位置之间建立的对称和不对称的关系。在解码的过程中，信息完全或者不能够完全的被 传达，间断的信息或者是扭曲的传达编码文本，这种差异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播送者和听众之间的社会地位和背景的差异。 建构电视话语解码的过程中，霍尔提出三个假想的立场。 第一个假想的立场是主导—霸权立场〔dominant—hegemonic position〕，信息传递的目的是通过媒介使得传播者和受众之间到达同等的信息交流，受众的解码的过程中，得到的信息与传播者编码使所 设定的信息相符合，到达一种传播预期。但是这种传播过程有时会受到阻碍，一些人为的主观操作，导致信息传递的扭曲，意识形态的再生产遭到严重破坏。 第二个假想的立场是协调的符码〔negotiated code〕。霍尔引用葛兰西的霸权思想，运用协调的角度看待事物的对立与统一。 第三个假想的立场是以一种全然相反的方式去解码信息。受众在解读信息时，按照主导符码的相反含义进行理解，生成一种对抗性符码，有意识的防止受到传媒的操纵。 三、两个研究的奉献 斯图亚特·霍尔创立的编码/解码的传播模式对群众媒介文化研究有着突出的奉献。一方面，霍尔模式突破了传统的“传者——信息——受者〞的传播路径，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媒介理论的根底上进行研究 ，形成符号学的概念模式。另一方面，霍尔的三个解码的立场为其他学者的媒介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托，也为今后的受众分析建构了新的的研究框架。 四、一个霍尔模式 编码/解码让霍尔迅速名声大作，也成为独特的“霍尔模式〞。霍尔曾经指出编码/解码模式存在局部缺陷。他认为，从社会、政治文化层面对媒介信息进行解码没有充分解释霸权的再生产。编码/解码的 存在的意义是对整个社会现象进行解读，注重群众存在的价值和意识形态，真实地反响社会存在。霍尔曾经试图用偏爱意义和偏爱解读来解释受众对社会现象的认知和反响，这其中偏爱解读和意识形态 意义的链接需要深层次的研究和考察。 斯图亚特·霍尔建立群众文化传播模式，目的是通过解释信息传播过程的各个环节揭示受众的意识形态，让群众在解码的过程中突破话语权的控制，获取真实有效的信息。霍尔认为，群众传媒不是政治 操作的工具，而是能够客观真实的反响社会现象。通过开掘群众文化的传播模式，充分利用其内在的霸权力量，形成一个差异化的多元社会。 参考文献： [1]李媛媛.斯图亚特·霍尔的传媒理论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4年，第6期：P64 [2]邹赞.斯图亚特·霍尔论群众文化与传媒[J].中国石油大学学报.2023年，第6期：P84 [3]戴维·莫利.电视、受众与文化研究[M].新闻出版社.202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