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一九二四年的北京大雪.docx

一九二四年的北京大雪 张诗洋 一九二四年末的北京很冷，清华学堂教务长张彭春在十二月三十日的日记里，写下了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小诗： 大雪！ 纯美的雪！ 雪说： 你必须写。 大雪纷纷扬扬落下，持续了一天一夜，北京一派银装素裹。张彭春赞美雪的纯美，并借大雪之口说出“你必须写〞。但十八岁就出国留洋的张彭春其实并不擅长中文诗歌创作，在他的日记日程草案里，他时常痛恨自己不能娴熟驾驭文字，以至于在清华任职期间，其改革观念因为不擅记录、发表而“被人剽窃〞。一般书信、公文尚且令他为难，更遑论创作诗歌。所以，这首勉强押韵的四句小诗写得直白，甚至显得有些戏谑。大雪要求“你必须写〞的“你〞，恐怕不是张彭春对自己的指称，而是另有所指。 认清方向的志摩君 年末岁尾， 张彭春依然忙碌得很。十二月十六日，同学胡适生日，张彭春前往贺寿。日记载，他当晚“宿石虎胡同〞。石虎胡同七号的好春轩，即是挚友徐志摩在北京的住处。廿二日，回天津，见丁文江，商谈清华校事。次日，见清华校长曹云祥。廿五日，访前校长周诒春。廿七日下午，陈独秀组织“年终俱乐会〞，张彭春因事未能出席，错过了“与校人联络的时机〞。到了十二月廿八日，“志摩请午饭〞。 在张彭春年底访见的朋友中， 徐志摩与他最为要好， 仅一九二四年末，他们已经聚会两三次了。后来，在徐志摩与陆小曼热恋时，有次徐志摩拜访张伯苓、张彭春兄弟，突然要找纸和笔来写信。张伯苓问他写给谁，徐志摩答曰：“不相干的人。〞张彭春却了然在怀，打趣道：“顶相干的！〞待徐志摩与陆小曼筹备婚礼时，想邀请老师梁启超担任证婚人，还是张彭春去找梁启超说情，梁才勉强容许出席。张、徐二人惺惺相惜，亲密程度可见一斑。 张彭春对徐志摩话里有话的调笑，与日记里把大雪拟人化的幽默如出一辙，让人不禁联想，张彭春是否因为频繁与志摩君见面而受到鼓励尝试写诗。徐志摩也确实创作过与雪有关的诗歌，即是那首著名的雪花的快乐： 假设我是一朵雪花， 翩翩的半空里潇洒。 我一定认清我的方向— 飞扬，飞扬，飞扬，— 这地面上有我的方向。 …… 在半空里娟娟的飞舞， 认明了那清幽的住处， 等着她来花园里探望 —飞扬，飞扬，飞扬， —啊，她身上有朱砂梅的清香！ …… 徐志摩仿佛化身那一朵雪花，自由、飘逸，在半空中寻找自己的方向。雪花的快乐写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三十日，发表于次年一月十七日的现代评论。果然，正是张彭春日记里所记的十二月三十日那场雪。用徐志摩自己的话，他胸中的诗情“不分方向地乱冲〞，如同最早写诗那半年一样，徐志摩感受到一种伟大力量的震撼，“意念都在指头间散作缤纷的花雨〞，“绝无依傍，也不知顾虑〞（徐志摩：〈猛虎集〉序）。可以想见，张彭春与徐志摩聚在一处共同赏雪，张彭春见证了徐君诗兴大发，也促成了徐志摩诗中“最完美的一首诗〞（朱湘：评徐君〈志摩的诗〉）。 英国留学归来的徐志摩，与美国博士毕业的张彭春志趣相投，共同组织成立了日后紅极一时的文艺社团“新月社〞。“新月社〞的得名，其实来自张彭春的提议。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日，张彭春二女儿出生，他因极崇拜印度诗人泰戈尔，并且当时正筹备泰戈尔访华事宜，便用泰翁诗集新月集之名，为女儿取名“新月〞。这名字寄托了张彭春对新生儿的期待，也及时地宽慰了他因大女儿明明在归国途中生病、落下后遗症的终身遗憾。张彭春又将“新月〞这个名字，推荐给徐志摩等聚餐会成员，大家欣然接受。徐志摩进一步阐述“新月〞的寓意—“虽那么不是一个怎样有力的象征，但它那纤弱的一弯清楚暗示着、怀抱着未来的圆满。〞（徐志摩：新月的态度）确实，回国不久的徐志摩此时也正在寻找自己的方向，他希望集合一些“对于文艺有兴趣〞、志同道合的朋友，组成社团，“每两星期聚会一次〞，使成员之间得以“互相鼓励〞。这便是新月社的前身。 一九二四年，泰戈尔访华，新月社排演诗剧齐德拉。张彭春任导演，徐志摩是主演之一，交往密切。作为美国克拉克大学的校友，张彭春从徐志摩身上“觉出一种特别的力量涌出来〞，每每见面总被他宽厚温雅的人格魅力鼓舞。徐志摩也十分珍视其与张彭春的情谊，他说自己对于话剧只是一介摇旗呐喊的小兵，真正在行的，“只有张仲述（彭春）一个〞。后来，张彭春为陪同梅兰芳访美、出国讲学做准备。徐志摩得知，取书以赠，并记下了一些交往点滴以及由此而起的“伤离别〞： 尘世匆匆，相逢不易。年来每与仲述相见，谈必彻旦，而犹未厌。去冬在北平，在八里台，絮语连朝。晨起出户，冰雪嶙峋，辄与相视而笑。此景固未易忘。……濒行，无以为旅途之赆，因检案头寐叟题跋次集奉贻，以为纪念。愿各努力，长毋相忘。（据黄仕忠偶遇徐志摩辑录） 两人畅谈通宵达旦，至晨起出户时，“冰雪嶙峋，辄与相视而笑〞，此情此景，缺乏为外人道也，却真令两位知心人难以忘怀。 “坚硬灿烂〞的鲁迅先生 一九二四年观看新月社齐德拉演出的鲁迅先生对剧作者泰戈尔访华颇有微词，对于主事者徐志摩也并不欣赏。他在集外集序言里明说：“我更不喜欢徐志摩那样的诗，而他偏爱各处投稿，语丝一出版，他就马上来了，有人赞成他，登了出来，我就做了一篇杂感，和他开一通玩笑，使他不能来。〞 有趣的是， 与徐志摩雪花的快乐差不多同时， 鲁迅于一九二五年一月十八日创作了散文诗雪，并发表在一月二十六日的语丝上。据曾任晚清军机大臣的那桐的日记，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三十日，北京下起大雪，“卯刻落雪至午刻止，天仍阴，入夜大雪至天明止〞。此前的十二月十七日，只有早上飘了一丝“微雪〞，不符合鲁迅笔下所谓“朔方的雪〞。此后两个月间，北京均“晴和〞，未再降雪。也就是说，鲁迅和徐志摩诗中所写的，均是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三十日那场雪。 同月发表的这两首诗歌，有着根本性的差异。如果说徐志摩雪花的快乐是具象的、浪漫的、无所顾忌的，那么鲁迅的雪那么是抽象的、冷峻的、意有所指的。虽那么都是对于生命的思考，却透露着作者迥异的艺术特点和审美风格，从中可见二人此后“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内在根由。 查鲁迅日记一九二五年一月十六日记：“夜赴女师校同乐会。〞除了自然气象意义上的大雪，这次同乐会也成为鲁迅创作雪的动因之一（李哲：“雨雪之辩〞与精神重生—鲁迅〈雪〉笺释）。这天是周作人四十岁生日，周作人到女师大参加“同乐会〞。而鲁迅同日亦赴“同乐会〞，失和的兄弟二人极有可能在会场为难地见了一面。待一月十八日（农历小年），为周作人庆生的孙伏园等人又去鲁迅家中拜访。同日晚间，诸友散去，鲁迅便写下了“野草之八〞—雪。 在对“雪〞的凝视中，鲁迅保持一贯的横眉冷对的风格，拿“雪〞与“雨〞做比照。联系到周作人曾写过散文苦雨、把“苦雨〞题为书斋名，自称“苦雨翁〞，并被时人誉为“博识〞，而这些恰恰都在雪中出现了，就不难理解鲁迅笔下雨雪之间的比照、较量，正是周作人与鲁迅人格差异的折射。雪冰冷、坚硬、孤独，却也灿烂。鲁迅不留情面地写道，“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笔笔诛心，掷地有声。 鲁迅的怒视不无道理，也包含着对混乱时局的忧思。这场大雪的第二天，重病缠身的孙中山北上，重申了入京宣言中宣称的“救国论〞，而具体手段那么是与“老敌人〞段祺瑞合作—他乐观地把段祺瑞当作反对袁世凯称帝的爱国军人。以后见之明来看，这个策略注定会失败。两个多月后，孙中山逝世，段祺瑞召开善后会议，目的是争取包括军阀、政客、文人在内的各界支持，存续北洋军阀的统治寿命。此时的中国，军阀走马灯一般地轮流登场，任何一派都无法弥合派系之间的利益冲突，更无力统一全国。北京将落入谁手，中华又将何去何从，成为飘零时代里知识分子内心的困局。 “北漂〞青年沈从文 寻找方向的，还有从湘西走来的沈从文。他化名休芸芸，在晨报副刊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我坐在这不可收拾的破烂命运之舟上，竟想不出法去做一次一年以上的固定生活。我成了一张小而无根的浮萍，风如何吹—风的去处，便是我的去处。〞（沈从文：一封未曾付邮的信） 一九二三年，二十一岁的文学青年沈从文从湘西来到北京，希望能考取大学。不难想象，仅有小学文化程度的沈从文会在求学路上遭遇什么。他坚持创作，并把作品寄给当时的主流报刊，在穷困潦倒中等待着被发现。努力过后，沈从文报考清华、燕京大学等院校都失败了，好不容易被中法大学录取，却最终因为交不起每月二十八元的膳宿费而未能入读。沈从文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北漂〞。 沈从文不得已给素未谋面的郁达夫写了一封求助信。这位文坛前辈甫一登场，就被认为用小说创造了一个“完全特殊的世界〞，“吹醒了当时的无数青年的心〞（郭沫假设：论郁达夫）。一九二四年冬，郁達夫冒着大雪，去沈从文的“窄而霉小斋〞看他。寒冬腊月，沈从文还穿着单衣，见此情景，郁达夫抖了抖自己羊毛围巾上的雪片，给沈从文戴上。又请他吃饭，把结账找回的三元二毛钱留给沈从文。雪中送炭的温暖，让沉在深渊谷底的沈从文看到了希望。 正如沈从文没有想到郁达夫的“雪日造访〞，令他同样意想不到的是，郁达夫在见面后，竟专为沈从文写了篇鸣不平的“檄文〞。这篇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亦刊登在晨报副刊上，一经发表就引起社会强烈反响，也彻底改变了沈从文的命运。 郁达夫随即介绍晨报副刊的编辑，为沈从文提供发表习作的时机。他还引荐沈从文与自己杭州府中学校的老同学徐志摩相识。一九二五年，徐志摩应陈博生、黄子美之邀，正式担任晨报副刊的主编，开辟新月社的又一阵地。沈从文这一时期在晨报副刊上发表的文章多达五十余篇，尤其在第五十期（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 上一连发表了市集水车玫瑰九妹等六篇作品。主编徐志摩特别在市集后写了一段欣赏语，表达对沈从文的推崇和赏识。 沈从文走上了文坛， 虽然起步时经历了穷苦潦倒， 却在一九二四年那场雪之后，因郁达夫、徐志摩的鼎力相助成功“突围〞。然而，在其后的一系列论争中，不管是鲁迅以“第三种人〞为由将沈作排斥在“中国新文学大系〞之外，还是三十年代众人批判他“不写阶级斗争〞“缺乏爱憎清楚的立场〞，以及抗战时期与左翼作家关系恶化，沈从文几乎每一次都站在了对立方向，被列为批判对象。 沈从文围绕在徐志摩周围，却未曾参加新月社。一九三一年，徐志摩乘坐的飞机失事，灵柩暂厝于济南福缘庵。沈从文闻讯立即前往，为年仅三十六岁的徐志摩送行。随后几个月间，沈从文屡次致信胡适，商量如何处理徐志摩的生前资料，后来又一再写文章缅怀这位“没有一个别的师友能够代替〞（沈从文：友情）的天才诗人。此是后话。 一九二四年的大雪，映照了当时几位年轻人不同的文艺观和方向感。在雪花的快乐发表后的第三年，徐志摩写下同样著名的我不知道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显然与此前飞扬、潇洒的形象不同，似乎也有些“坚硬〞 和“孤独〞。原本可以“先不问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徐志摩：新月的态度）的平静被打破，正预示着飘摇年代的风向瞬息变换，各种“主义〞此消彼长。不过，激荡年代里的文人们，从“时代的破烂〞里规复人生的尊严与方向，靠着从生命内核里供应的信仰、忍耐，抱团取暖，或者踽踽独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