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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伟人
身后
身患
疾病
站在伟人身后的卓琳:身患疾病的伟人
在北京景山后街的一条胡同里,有一个普通的院子,灰砖灰瓦,方方正正,院内种满了花草树木,郁郁葱葱。这就是“中国人民的儿子〞邓小平生前居住的地方。他们全家是1977年搬到这里来的。卓琳比邓小平小12岁,两人都属龙。如今,伴随邓小平走过了58个风雨春秋的卓琳仍然生活在这里。
院子里有两棵靠得很近的油松,一棵高大挺拔,一棵婀娜多姿,枝条互相拥抱着,并肩矗立,好似两个人相依相伴。于是,孩子们称这两棵树为“双龙树〞。卓琳闲庭信步时,总爱倚靠着双龙树的树干静静地回忆些什么。
相识相爱在延安的金秋
1939年秋,邓小平与卓琳相识在延安。卓琳说:“他(邓小平)是从前方回来的,和邓发住在一个窑洞里头。我在公安部工作,他们经常到公安部来玩。有时也叫我们到他们住的地方去玩,他大概在那个时候就对我有意了,但我不知道。他找到跟我一块儿到延安的女伴,让她来跟我谈,说他想跟我结婚,问我同不同意。那个女伴和我谈了两次,我都不愿意。我说我年纪还轻,不想那么早结婚,就这样,我拒绝了。〞邓小平当时是八路军129师政委,卓琳是一个女大学生。据卓琳讲,当时她怕跟一个工农干部成家,而去延安的那些干部多是工农干部,“我不是看不起他们,是怕他们没有知识,跟他们说不到一块儿。〞后来,邓小平两次主动找上门来,卓琳听了他自我介绍的有关情况后,觉得还不错,是个知识分子。“我想,反正早晚都得结婚,那个时候自己已经23岁了,算了,就凑合吧。〞
不久,战友们以淳朴的方式为他们俩举行了简朴的婚礼。结婚几天后,卓琳便随丈夫离开延安奔赴前线。在婚后的日子里,快言快语的卓琳慢慢适应了沉默寡言的邓小平,也渐渐理解了丈夫的心,她默默地支持着丈夫。
从“名绅千金〞到共产党人
卓琳的经历虽不像邓小平那样波澜壮阔、震撼人心,但也同样充满曲折和耐人寻味。她出生在一个富甲乡里的工商名绅家庭里,父亲是云南有名的“火腿大王〞,曾因某种原因而被“软禁〞过。于是,刚刚四五岁的她同母亲先后赴越南、香港和广州,千里寻父。她小时候从周围的好多事情中感受到人世间女性的种种遭遇,小小心灵常常萌发出对抗意识。
1931年,卓琳从云南几经辗转来到北平,在一个补习班学习数月。次年,考入北平女子一中。1935年,一二・一六运动中,19岁的卓琳同数千名学生走上街头,参加抗议洪流,高呼“不当亡国奴〞的口号,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和南京国民党的卖国行径。对她来说,这是一次灵魂的洗礼,使她的思想觉悟发生了质的飞跃。
第二年,卓琳以优异成绩考上北京大学物理系。在校期间,她积极参加了大学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不久,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经乔装改扮的卓琳,躲过日本鬼子凶神恶煞般的视线,逃出北平,投奔革命圣地延安。次年年初,参加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矢志不渝的革命者。
特殊时期共享“特殊待遇〞
1952年,邓小平从西南局调到中央工作,卓琳也带着孩子们一同来到了北京。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邓小平对自己的妻子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不要到外面工作,不要出风头。于是,卓琳屡次谢绝了一些单位、团体请她参与工作的邀请,从没想过从政参政,一门心思为邓小平当秘书,整理日常文件,尽心尽力地做着自己认定的份内的工作。她从不给他添乱、惹是非。卓琳就是这样几十年如一日,默默无闻地在邓小平背后奉献着。
家庭的温暖,无疑有助于邓小平沉着应对接踵而至的政治风波。风雨飘摇与境遇沉浮中,不变的是与他相依相伴的妻子儿女。1966年,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把邓小平一家推向了灾难的深渊。艰难岁月,更显出夫妻的情深意切。那个时候,有不少人想的是划清界限,而清醒的卓琳特别信任自己的丈夫。“那时我相信他没有错,当然失误可能是有的,但不会有错误,更不会有大的错误。〞
1969年10月,邓小平以“全国第二号走资派〞的身份被下放到江西监管劳动。经过战争磨练的卓琳顶着巨大的精神压力,毫不犹豫地陪伴邓小平到了江西,迎接生活的挑战。那时,邓小平被分配到一家拖拉机修配厂干钳工活儿,这对他来讲并不陌生,早年在法国留学时就干过。然而,那时邓小平毕竟已是将近70岁的老人了。卓琳在厂里干的活是折线圈,可以坐着干。看到邓小平劳动很累,卓琳就要给他搬个椅子坐坐,邓小平却说,一旦坐下去就站不起来了。
工资全部停发,改发很少量的生活费,生活颇为拮据。于是,邓小平夫妇开垦出了一块地,种些菜什么的。“他挖地,我就拿个小板凳坐在那里拣石头,拣完石头后,弄成一亩地的样子。我们跟老百姓要些种子,种些茄子、辣椒之类容易种的东西。浇水呢,他去浇,总是照顾我。〞他们干得很愉快,互相帮扶,互相体贴。不出几个月,菜地结出了丰硕的果实,青葱茏绿,南瓜也开出了金黄色的花,蜜蜂在花的周围来回飞舞。夫妇俩看在眼里,喜在心头。
卓琳与邓小平是一对性格迥异的夫妇,但他们心底深处有很多内在的东西是相通而融和的,两人默契地应对着外界变幻的风云。
家庭内的“中心〞与“核心〞
邓榕说:“我们的妈妈,不仅在生活上照料我们,在思想上,乃至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对我们的影响力都是非同寻常的。〞卓琳曾是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学生,她的三个子女也都相继选择了物理这门专业,而且考上的也都是北大物理系。这一点,可以看出,在潜移默化中母亲对子女的影响力之大。
在家里,卓琳是“中心〞,而邓小平是“核心〞。家里开支都是由卓琳方案、执行,邓小平从不过问,当然卓琳总是尽量将开支向丈夫倾斜。在三年困难时期,邓小平爱喝比拟贵的龙井茶,也爱抽点烟。一向精打细算、省吃俭用的卓琳对丈夫舍得花钱。每天上午下午,她各给丈夫泡上一杯浓浓的龙井。邓小平喝完后,她自己接着喝剩下的茶根。夫妇俩心心相印,患难与共,几十年来从没红过脸。
夫妇俩都非常喜欢孩子,同他们在一块备感天伦之乐的温馨。邓小平平常没什么话说,但跟孩子可有话说了,逗呀、抱呀。在邓小平晚年时,卓琳“规定〞孙辈每天定时要看爷爷,要亲爷爷,要到爷爷面前坐一坐。每天老爷子还没起床,卓琳就把孙辈抱到他被窝里去陪老爷子。“他呀,最喜欢跟小孩玩了。小孩在他办公桌底下玩啊闹啊,他有事那么专心地做自己的事,没事时就跟他们玩,或分发给他们一些巧克力。〞在孩子们中间,邓小平既亲切又威严,他的品格深深地影响着孩子们。
如今,卓琳在儿女和孙辈们的簇拥下安享幸福的晚年。每天早饭后,卓琳要听上一会儿京戏,这是她一生的爱好。邓小平生前关心和保护高雅的国粹艺术,支持“十足的戏迷〞卓琳看戏。卓琳还喜欢听评书,她曾请人帮助找了三国演义、隋唐演义等很多评书的录音带,没事的时候就听上几段。在中国的古典文学名著中,她尤其喜爱红楼梦,其中不少精彩段落还能背下来。自己不但订阅了红楼梦研究,还屡次为“红学〞研究捐款。
晚年的卓琳对待生和死的问题非常坦然,她屡次和子女讨论身后事。她说:“我的骨灰撒在小河沟里就行了,不要给国家添什么麻烦。〞她很早就填写了角膜捐献志愿书。近些年来,卓琳还在设法为家乡做点事情,曾屡次为云南宣威的“希望工程〞捐款。
历史是不能假设的。然而,如果没有卓琳对邓小平在生活上的照顾和精神上的理解,没有卓琳给予邓小平的莫大的支持与关爱,无法想象邓小平的历史是否会像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