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李昌平《取消农业税将引发一系列深刻变革》.docx

李昌平取消农业税将引发一系列深刻变革 ...在即将结束的十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温总理宣布要用五年的时间取消农业税。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好消息。如果按照总理所说的农业税率每年减少一个百分点，三年后农业税率就减少到了以下。当农业税率减少到以下时，就没有必要再收农业税了因为征收的本钱会大于征收的税额。如此大的力度解决三农问题，确实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农业税的取消的意义，不仅在于每年减少农民人均元的负担，更重要的是标志着“以农养政〞的时代即将结束，由此会引发一系列深刻的变革。 一、“农不养政〞乡镇体制和机构改革要来真的了 改革开放以来，乡镇政府部门以农业税为载体，派生出从农民、农村、农业摄取剩余的数百种税费负担，且取之于民不是为了用之于民，而是为了解决乡镇干部的吃饭和福利的需求。中西部地区的乡镇政府部门的职能进入了一个怪圈收钱养人养更多的人收更多的钱；政府干部收钱管理寻租；政府财政干部饭碗农民口袋农业税费。 面对日益膨胀的机构和越来越庞大的干部队伍，中央部署过三次乡镇机构改革，改革的目的就是要精简机构和人员，提高政府效劳效能，促进农村经济开展和社会稳定。回忆历次乡镇机构改革，我们不难发现每次机构改革都是加强条条的权力，削弱地方块块的权力，上收农民的权力。北京的各个强势部委的权力是要加强的；地方政府从自己的利益出发，采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应付中央，一般情况下，地方的权力也难以削弱；每次改革的结果是农民的权力更小了，管农民的权力部门越来越多了，农民身上的绳索越来越紧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配置人才、技术、资本对小农经济是不利的，农民需要技术效劳和金融效劳，但是每次改革都是削弱农村技术效劳和金融效劳部门。可惜的是，每次全国性的轰轰烈烈的机构改革都是一次官家抢银子、甩包袱、民间套绞索、背包袱的过程。每次都是机构改大了，人员改多了，从农民身上摄取剩余的能力增强了。 一般认为乡镇机构改革失败的原因是没有抓住转变职能收刮职能转变为效劳职能这个关键。其实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县乡依然靠以农养政，收刮农民依然是县乡财政的主要来源。中央财政不养县乡政权，上面发帽子，农民开票子，中央、省市各级不会产生真正改革乡镇体制和机构的动力。而农民有改革乡镇体制和机构的动力，但农民没有权力。只有县乡政权靠中央财政统筹，县乡政权的根本职能才有可能转变为效劳农民。只有县乡政权靠中央财政统筹，中央政府才会下决心解决县乡如此庞大的机构和官僚队伍。 随着农业税的取消，农不养政变为现实，县乡体制和机构改革不得不真正开始了。 二、“农不养政〞开创乡村社会“民本位〞新时代 在我国的中西部农业地区，农业税既是县乡收刮体制存在的理由，又是县乡收刮体制存在的经济根底；收刮体制的存在既是官本位体制的存在理由，又是官本位体制存在的经济根底。只要县乡官本位体制的存在，民主容易成为欺骗人民的招牌，法制容易成为桎梏人民的工具，市场容易成为权力和资本合谋的平台；只要县乡官本位体制的存在，中央转移支付的资金就难以用到老百姓的身上，公共财政就难以建立起来，效劳型政府是一个无法兑现的白条，建立公民社会也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目标。 取消农业税后，乡镇的财政来源主要就是上级政府的拨款，乡镇政府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就具有一致性向上级争取资源和优化配置本乡外乡资源是乡镇政府和民众共同的根本目标。取消农业税后，收刮体制就没有了合法性和经济根底，乡镇政府必然转向效劳型政府。在另一个层面，当县级政府不找乡镇政府要钱了，而是反过来给钱，县长对乡长的要求主要就是把下拨的有限资源用好，以保证乡民安居乐业。谁当乡镇长对县长而言不是特别重要，只要人民满意就行，这时县政府和人民群众的目标也是高度一致的。民选乡镇政府、让人民群众监督管理乡镇政府才能顺理成章、水到渠成。同样的道理，当乡镇政府不找农民收钱了，谁当村长对乡镇长不是很重要，只要农民满意谁当都行，这时村民自治就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了。当村长和乡镇长都是民选民管的，当乡镇政府XX县区级政府不找小农要钱，而是给钱时，官方控制乡村社会最正确的选择是提高民间社会的组织化水平，以降低乡村社会的管理本钱；反过来，乡村社会组织化程度的提高，民间力量得到增强，有利于一个健康的市场经济的、民主的、法制的、公平公正的自治为主的乡村社会的建立。很明显，农业税取消后，支撑乡镇官本位体制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倒下了，预示着一个民本位的乡村社会开始发育。 三、实行“税转租〞开启乡村组织开展和村民自治新时代。 过去是国家权力下乡，推行税外费、费改税，剥夺了土地集体所有者权利，所收的正税、附税和各种费都掌控在官方的手上，村自治组织成了一个只有义务、没有权利的空架子，民间组织成了无本之木。官方掌控了乡村社会的一切经济资源，民选的弱势的村长不得不向官权乞讨，民选的强势的村长也会遭到掌控资源的官权赎买，如果赎买不成，官权也可以对强势的村长行使合法的加害权。这就是十几年来很多地方的村民自治只是选举游戏的根本原因，也是民间组织艰难生长的根本原因。 取消农业税后，一个值得认真考虑的重要问题摆在了我们的面前：三年后，当农业税取消了，农民种地还要不要交负担。 在一般的学者和政策研究者看来，农民种地再不要交任何负担。实际上这是不对的，农民种地一定要交费。第一，土地承包一定三十年或五十年不变的政策，导致农民占用土地极不平衡，不收费就无法表达公平。特别是贫困的地方，土地依然是生存的唯一资料，不占用土地的农民如果得不到相宜的补偿，就等于他们的根本生存权被剥夺了，这是违反宪法的（土地承包法必须尽快修改）；第二，土地属于村民集体所有，所有者的权益通过什么来表达呢。第三，村委会作为村民自治组织，必须要有自治的财政根底；第四，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一个为村民提供公共效劳水利、道路、技术效劳、合作互助、开展基金、五保照顾等，必须拥有一定的资源；第五，农民放弃土地的权益要进城开展，必须要拿一笔钱参加城市社会保障体系，这笔钱从哪（更多精彩文章来自“秘书不求人〞）里来，应该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支付从地租或承包费中支付。 时下在减农业税的同时，要研究税转费或税转租的相关政策。种地的农民一定要向村集体交纳承包费或地租，租金或承包费收多少、怎么收、怎么管、怎么分配，以及国家未来的农村养老制度、合作医疗制度、义务教育制度、村民自治制度、合作互助制度、农村人口转移制度等等，都必须加紧研究、统筹安排。 农业税取消后，民间会获得很大的一块经济资源每年至少亿以上。村民自治组织有了亿以上的经济资源，农村一个新阶段民间组织开展和真正意义上的村民自治时代开始了。 随着村民自治和民间组织的开展，长期困扰乡村社会进步的诸多问题会得到突破：小农户无力应对大市场、大资本的局面会有改善，生产本钱会大大降低，生产收益会显著提高；乡村社会的自我管理能力会大大提高，管理本钱会大大降低，乡村社会的组织发动能力会大大增强。政府只管该管的事，不该政府管的事民间自然有组织去管会成为现实；民主政治有了组织保障，农村民主不再是少数人操纵的民主；法制社会才有根底。如果穷人不是生活在一定的组织之中，法律是不能够平等地保护穷人权利的，弱势的人没有组织做后盾，法律就会成为强势者欺负弱势人的工具。总之，民间组织是好的市场经济和好的法制社会的基石。 四、二十五年后，又一个新起点 中国农村改革改什么。开放放什么。改革就是要革除高度垄断的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的弊端；开放就是要对内和对外开放国营垄断经营的领域，总的目标是建立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制国家。在一个高度方案和高度集权的体制下，构成农村社会的三大根本要素：农民、基层组织和基层政府都在严格的管制之中，整个乡村社会缺乏活力和效率。改革的必然逻辑过程就是：放活农民、放活基层组织、放活乡镇政府。 中国农村的改革开放正是从放活农民开始的。 年前，中国乡村社会开展的根本的障碍是人民公社把个人、家庭和大队管得过死，在以收刮为主要职能的人民公社的体制中，大队没有生产主动性和积极性，家庭更没有生产的权力，社员消极怠工，整个乡村社会没有活力。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方面公社制度不仅不能为国家的工业化提供更多的农业剩余，相反，随着越来越多的拖拉机、化肥、农药、钢材等支农物资下乡，国家通过公社获取的农业剩余相对减少了；另一方面，随着支农物资越来越多的下乡，农民从公社得到的分配越来越少，吃饱饭越来越困难了。公社体制维持到年代后期，既不能满足国家利益，又不能满足集体和农民的利益，国家、集体和农民都在困境中突围，这就决定了公社体制必然灭亡的命运。 小岗村农民的家庭承包经营分田单干冲破公社体制的牢笼，家庭有了活力，农村劳动力的生产积极性得以释放，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大幅提高。由于家庭经营制度的制度收益在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后，还有更多自己的，所以，微观的家庭经营制度冲破貌似强大的公社制度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像黎明前的太阳，腾空而出。不仅如此，随着留够集体的、剩下自己的的不断积累，大队和家庭有了开展的本钱，在当时的短缺经济的环境条件下，社队（乡镇）企业和家庭非农经济民本经济也获得了飞速开展。 随着民本经济的快速开展壮大，民间和地方政府也有了经济力量，越来越不满意国家对农村根底设施和公共效劳投资的速度和力度，财政递增包干、分灶吃饭的制度随之产生了家庭承包开展为政府承包了。这种财政包干制度在一定的时期确实调动了地方政府和村集体开展经济的积极性，地方的根底设施也得到了空前的开展。但是，一个致命的问题在于官本位的收刮体制没有任何的改变，上级政府和下级政府虽然承包了，但不是对等的法律主体之间的承包。 随着时间的推移，上级政府得到的经济开展的好处越来越多，下级政府得到的经济开展的好处越来越少；上级政府为了控制下级政府，延伸到乡村社会的权力（发帽子）越来越多，下级政府权利越来越少而开票子越来越多；上级政府甩给下级政府事权和达标升级工作越来越多，下级政府背在身上的包袱和套在脖子上的绳索越来越多。村一级是收刮体制的末端，因此，捆得最死，受害也最深重。 从家庭承包到政府承包，年过去了。放眼年，我们惊奇地发现，乡村社会的问题和人民公社时期的问题有惊人的相似性乡政府中央不满意，村委会不满意、农民不满意；现在的财政递增包干体制，乡政府没有积极性、村委会没有积极性、老百姓没有积极性；现在的农村税费政策，地方政府捆死了没有活力，村集体捆死了没有活力，农民也面临十几顶大盖帽管一个破草帽的遭遇。 所不同的是，现在的农民比公社时期的农民有了流动就业和在土地以外开展的自由，农村经济制度和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民本经济已经成为乡村社会经济主体的现实无法逆转了。我们惊讶地发现，在放活农民、放活组织、放活基层政府的农村改革中，我们用了年，竟然还没有走完放活农民这一步啊。 年后的今天，当一种声音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终于成为共识的时候，当取消农民负担、农不养政成为现实的时候，我们终于欣喜地看到民间组织每年将获得数百亿的资源，村民委员会和村党支部即将从官本位的收刮体制中解放出来，久违的、一个充满活力的乡村社会即将来临了。 年前的放活农民引发了民本经济大开展，促进中国经济制度发生了深刻变革。我们有理由相信，年后的放活基层组织也必然会引发乡村社会的新一轮经济增长，更为重要的是将促进乡村社会的治理制度和组织结构发生深刻的变革。我们必须果断地 抓住历史性的机遇，推进乡村社会朝着民本位的正确方向前进，以促进中国政治制度发生深刻的变化。 五、党在农村社会的领导必将与时俱进 过去，党的支部的领导权威，主要通过是乡政府强化实现的，乡政府强化党支部领导地位主要是受自身利益驱使摄取村级资源。在很大的程度上，党支部代表了乡政府的利益，村委会代表的是农民的利益，这就是普遍存在的村两委矛盾的原因所在。由于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