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公共管理知识体系研究.docx

公共管理知识体系研究 。当下中国公共管理知识体系为西方话语所覆盖，构建中国话语是学界重要使命之一。传统行政管理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精粹，理应得到接续与传承。特别是在当下计量方法与标杆管理过于弥散的状况下，通过思想文化的参照和介入，在研究路径上以追循意义或价值为主导的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并重。将中国行政管理思想史纳入公共管理知识体系，以期增加中国元素，构建中国话语。 关键词：中国话语；中国传统行政管理思想；公共管理知识体系；定性研究；定量研究 严格而论，当代公共管理知识体系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四十年来，公共管理知识体系根本是以西方话语为主导。2022年世纪之交，有厦门大学朱仁显教授大作中国传统行政思想问世，开创了传统行政管理思想研究之先河，却也声息微弱，“其言似缺乏者〞，最终在计量研究的沙尘暴中湮没①。因而，挖掘和传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思想与智慧，以构建公共管理知识体系中的中国话语，应当是21世纪中国学术现代化的重要使命。我以为懂得中国才能真正懂得管理，为此略抒拙见，以就教于方家。 一、懂得中国才懂得管理 传统管理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粹，对于这一文化传承的定位不能局限于现代公共管理理论体系的视角，而是要置放在中华历史与文化的宏大视域中审读。 （一）传统行政管理思想的历史定位。近年来，在很多场合我都发表这样一个观点：“中国特色〞的表现之一是中国文化具有特殊性。从政治文化的层面看，主要表现为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培育出来一个士大夫阶层。这个阶层对上是权力根底，对下是民间领袖，成为维系社会与政治“结构性稳定〞的中坚力量。中国古代社会有分合治乱，统一王朝除了元朝九十余年，其余差不多都是三百年左右。其中，两汉最长，达四百年。君主政治时代行政手段十分落后，对于全社会的掌控能力也很低下，却何以能使一代王朝周期维持在三百年左右，而中央集权君主政治体制直贯两千年。原因甚多。从思想文化的视角看，关键有二：一是儒学成为官学，二是文官制度。关于一，西汉初年，儒学从民间学术上升为国家政治意识形态，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影响政治文化开展的一个重大事件。由此达成两个效果。其一，一种思想培育出来一个士人阶层。这个阶层凭借儒学政治特权的优势，得以通过察举或科举介入体制，居官为宦。士人群体作为官僚集团的后备资源，构成君主政治的权力根底。同时，相对天下士子而言，能够介入体制的毕竟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士人考取功名，虽然未能入仕，但也有了不同于黎民百姓的特殊身份。依据功名的等级类分，他们享有一定的特权，如免除本人徭役、见官无需跪拜等。加上“致仕〞回乡的官员，他们称为士绅或乡绅，从而得以号召乡里，领袖地方。士人阶层对上是权力根底，对下是民间领袖，实质上构成君主政治时代的社会中坚力量。不管王朝危机、天下大乱或王朝重建，必然有士人环绕其间，发挥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所以在历史上，出身豪族或平民者都能做皇帝，在前朝的废墟上重建帝国，就在于有士人的帮衬。其二，形成阳儒阴法治国方略。儒家的治国理念以德治仁政教化为主，在战乱频仍的春秋战国时代无助于一统天下，故而秦的统一实是法家思想在百家争鸣中的胜出，但是秦统治者的强制管理和暴力统治致使强秦二世而亡，于是汉代统治者以秦为镜鉴，转换战略思维，以儒为主，法治为辅，“本以霸王道杂之〞，谓之“汉家制度〞。这一治国方略注重调节，倡导惠民仁政，有利于缓和社会冲突。同时以法制为底线，守住治国根基。软硬两手相辅相成，形成政策原那么，天下得治。关于二，与西方中世纪贵族制君主政治相较，中国古代社会是“官僚制中央集权君主政治〞。中国古代社会的官僚制表达了高度政治理性与相对完备的管理、组织技能，为世界之最，而且影响了18世纪欧洲官僚制的形成［1］。士人是官僚队伍的主要构成，当然其中不乏贪腐之辈，但历代总有些清官、贤臣、循吏在国家治理、王朝兴盛中起到重要作用，得以名垂青史，教化后人。与世界其他民族相较，古代中国的君主政治延续时间最长，天下或有分合，统一是主线。促成这一开展趋势有多种因素，其中重要一项便是缘于士大夫阶层的相对稳定，以及对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坚决不移的认同。史实说明，即便面临其他古代民族及其文化的强行介入，也能运用中国文化特有的政治智慧化解之，融合之，并用确凿史实验证马克思恩格斯揭示的社会运作客观规律之一：征服者被征服①。“由比较野蛮的民族进行的每一次征服，不言而喻，都阻碍经济的开展，摧毁大批的生产力。但是，在长时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由于征服而面临的比较高的‘经济状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多半甚至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2］。这恰恰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内含高层次的文明以及政治理性与智慧，这才是中国文化真正特殊之所在。要言之，中国古代统治者及其思想家在治国理政方面解决了三个问题：一是有比较稳定的社会中坚力量为作为社会根底；二是有高度理性的制度支撑；三是有符合历史进程和实际社会政治状况的政策原那么保障。历史经验说明，这三点是国家稳定、开展与繁荣的根本条件。构建这些条件的是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传统文化以及成为其载体的士人阶层作为社会中坚。士人阶层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介入政治，覆盖社会，他们传承、积累政治经验，也能或多或少地有所创新。这一阶层的精英群体接续和积淀的政治理性与智慧会聚为行政管理思想，凝聚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粹，这正是中国传统行政管理思想的历史定位。 （二）走出标杆管理的刻板思维。依照我的治学理念，多年来学习和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就是要从传统的政治理性与智慧中有所收获，以参照并作用于当代之中国。20世纪80年代，这个学科很兴旺，进入90年代，逐渐式微。这当然也影响中国行政管理思想研究的开展。事实上，在中国学界，行政管理学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渐次从政治学学科独立出来，其知识体系和理论架构根本是西方即美国的。标杆管理既称标杆分析法（benchmarking），即“重定向自标杆管理〞，也称作基准化分析法。这是20世纪70年代末产生的企业管理方法，嗣后为行政管理学科所借鉴。将管理目标基准量化，强行提升政府管理效率，并作为根本方法论纳入新公共管理知识体系。21世纪以来，标杆管理风行中国行政管理学界，风气弥久，已然近乎刻板思维而影响全局。标杆分析法作为现代学科研究方法，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完全西学化的知识体系与方法论能否真正解读和解决中国的问题却颇可疑心。政治学的根底学科谓之“两史一论〞，即政治学原理、中外政治学说史和中外政治制度史。中国政治思想史是这一学科的根底知识，行政学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公共管理学科中，那么没有这样的设置。据我了解，当代中国不少高校行政管理专业的培养方案视野褊狭，过于实用，连“政治学原理〞这样的根底课程也被取消，以为学之无用，遑论中国行政管理思想史。有个别院校在行政管理专业开设中国政治思想史课程，根本都是近代局部。而且往往难以持续，随着教学改革的阶段性深入，渐至取消。兹非固陋而何哉。论语X8226;子罕载：“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非唯学子，师者尤甚乎。事实上，如前所述，中国古代社会积累了丰厚的政治经验，其中包括丰富且实用的行政管理经验和理论。平心而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与文化涉及诸如国体、政体这样的理论问题，如墨子的自下而上，层级上（尚）同思想；孟子引孔子曰：“天无二日，民无二王〞（见孟子X8226;万章上）；韩非的“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见韩非子X8226;扬权）；贾谊的“天子如堂，群臣如陛，众庶如地，此其辟也〞（见贾谊的新书X8226;阶级）等，但他们并没有展开讨论。在古代中国的统治者及其思想家、政论家们看来，国体、政体类的问题已经解决，就是中央集权君主政治，无须讨论。他们更为关注的是施行何种政策，建立何种规制，如何才能达成某家天下的长治久安。于是，治理、管理就成为论争的核心问题，德治、法治、人治、礼治、教化，以及刑名之术、南面之术、德主刑辅等论题成为热议，恒久不衰。“唯与二千石治天下〞“明主治吏不治民〞“汉以孝治天下〞那么被奉为得以治理成功的至理名言。事实上，古代中国的政治实践也充分说明了传统管理思想及其制度化业已取得成功。如果说，无论古今，人类的智慧总有其相通、相近之处，那么中国古代行政管理思想内含的问题，对于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当然会有其比照和借鉴的意义。其中有些段落，譬如“官箴〞“政书〞蕴含的管理经验与智慧，“中国特色〞至为鲜明，很有价值，作为中国传统行政文化的优秀构成，值得今人了解、借鉴与传承。从另一个角度看，与古代中国相较，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行政制度和管理方式经历重大变革，但是作为制度文化的传承，其中仍然含有传统文化的因子。要言之，中国传统文化，无论器物、制度还是思想文化，在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没有中断过。这种文化的长期延续，遭遇近代的狂风暴雨，酿成剧变。其中变化的深刻程度，显然是器物、制度和思想的依次排列。也就是说，作为历史文化的积淀，当以思想文化的传续、存留和影响最为深刻。从表象看，近代以来思想文化的变革也是天翻地覆的，但是，如果我们把视角深入到思想文化的内里，从政治价值及其观念的视角来看，其传续的坚韧度，着实令人吃惊。关于这一点，我们瞥一眼当下国人的权力崇拜、官本位和身份等级观念等现象，即可明了，这里无赘言。因之，从中国传统行政管理思想的层面考察、研究中国公共管理的特点与路径，可以说是不可或缺的认知参照。唯有走出标杆管理的刻板思维，才能融汇古今中外相关认知而构建公共管理知识体系中的中国元素。一言以蔽之，懂得中国才懂得管理。 二、两种研究方法并重 当代中国的公共管理理论及其研究方法，根本都是舶来之物。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计量研究、田野调查经过三十多年的倡导和普及，已被学界全盘接受。这种状况与前三十年的学术研究形成明显的反差。也可以说是对于前三十年“定性〞研究为主导的某种反动。促成这种研究现状与开展趋势至少含有两方面的驱力：一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学术界对于此前僵化、教条化的理论、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进行深入反思。伴随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学界普遍意识到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需要在研究方法方面摆脱前三十年以定性研究为主导的空洞理论，从大而化之的官样文章堆积的废话、空话中走出来，转向严格意义上的科学话语。西方的计量研究方法随着愈益密切的国际学术交流而得到学界重视与借鉴，逐渐替代定性研究，特别是21世纪以来，定量研究渐次形成主流趋势。二是国内学界在国际交流与对话中，看到传统研究方法严重落后于国际学术界，根本不在一个平台上，难以对话。故而需要尽快跟上西方及美国社会科学研究行为主义思潮的步伐，无论在理论方面还是在研究方法上，需要能够与域外学术界在同一话语平台上对话。大量的“海归〞人员从西方和日本得到系统的现代研究方法的训练，他们将现代量化研究方法传播开来，影响广泛。经过三十年的传播，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尤其21世纪以来，计量研究方法伴随着公共管理学科的开展，可谓遍地开花，成果卓著，每每令人耳目一新。当然，在这样的研究生态中，意义的追寻那么几近虚幻，定性研究作为一种方法论在实际研究过程中被搁置了。那么，本文的问题是，社会科学研究是否还需要意义的追寻。是否还要探讨价值问题。定性研究方法论在公共管理学研究中是否真的无足轻重、可有可无了呢。本文以为不然。当然，这里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本文赞许的定性研究方法亦即意义或价值追寻是完全摆脱教条主义的，极具学术个性和认知主体性的理论研究，与前三十年教条主义化的定性研究完全是两回事。定性研究关注事物的内在规定性，依据一定的理论作为方法论，分析并追问事物的性质、理论特点、学理逻辑、价值与意义，从而做出学术判断。与定量研究相较，任何社会科学的研究课题，除了需要相对准确的事实认定以外，还需要对研究的事实做出意义或价值的阐释，这里即涉及认识主体对于事物的正当性与合法性的判断。统而言之，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运动着的社会与活生生的人。人作为社会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