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优化营商环境的经济法.docx

优化营商环境的经济法解析 摘      要：优化营商环境关乎我国经济开展方式的变革，指向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法律调整，需从经济法视角加以解析。从本体论解析，优化营商环境应包含企业开展和国家竞争双重维度，贯彻公共性、差异性、经济性和规制性理念，本质在于降低制度性交易本钱。从价值论解析，优化营商环境应坚持调制法定、调制适度和调制绩效原那么，平衡市场自由度与政府干预度，提升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从运行论解析，优化营商环境应完善经济立法，优化经济执法，构建高效公正的商事审判机制。企业营利、地区开展和国家竞争等多重目标的兼顾需要处理好个体营利性和社会公益性的矛盾，努力实现经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开展。 关  键  词：优化营商环境;经济法;本体论;价值论;运行论 中图分类号：DF4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07（2023）10-0087-10 收稿日期：2023-09-10 作者简介：刘琦（1993—），男，安徽阜阳人，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经济法与社会法理论、财税法学。 基金工程：本文系司法部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工程一般课题“优化税收营商环境法律问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工程编号：19SFB2051;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工程“秩序理念下的经济法〞 的阶段性成果，工程编号：2023110672。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營商环境在党和国家战略决策中的重要地位日益凸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假设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2023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强调：“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从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和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更好效劳市场主体的实施意见的制定到各省市的实践探索与地方性立法的出台①，都可以看出优化营商环境将成为我国新时期经济工作的一大重心，这既是对世界银行发布营商环境报告的积极回应，也是切实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 作为我国新时期经济开展的新方略，优化营商环境受到政产学研界的高度关注①。就既有研究而言，经济学和行政管理学方面的文献较为集中。各学者着重探讨了营商环境的概念内涵、营商环境评价的外乡化指标体系构建以及我国营商环境建设的问题和对策等②。商法学者和行政法学者对该问题亦有所关注，分别立足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估方法论和具体评估指标讨论我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的修改，[1]以及推进“放管服〞改革、加强法治政府和法治行政建设等问题。[2]优化营商环境的核心在于降低制度性交易本钱，[3]以此充分激活市场主体活力。其同时关涉企业经营、地区开展和国家竞争，需要协调个体营利性和社会公益性的矛盾，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双重目标。因其直接指向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法律调整，关乎经济开展方式的深刻变革，故有必要从经济法视角加以考察和解析。 二、优化营商环境的内涵与理念：本体论解析 营商环境源于世界银行集团国际金融公司（IFC）“Doing Business〞的工程调查，该工程通过考察各国中小企业，对其生存周期内的商业监管环境进行评估。自2003年以来，世界银行每年度发布的营商环境报告已涉及190个经济体，包含开办企业、办理建筑许可、获得电力、登记财产、获得信贷、保护少数投资者、跨境贸易、缴纳税费、执行合同、办理破产等十项指标。本文拟从经济法原理出发，对优化营商的根本内涵和根本理念加以解析。 （一）优化营商环境的根本内涵 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第2条规定：“本条例所称营商环境，是指企业等市场主体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所涉及的体制机制性因素和条件。〞河北、天津等省市的地方性条例进一步将其具体化为政务环境、市场环境、法治环境和人文环境等外部因素和条件。尽管学界对营商环境的根本内涵尚未达成统一定义，但已形成了根本共识，即营商环境包含宏观与微观双重维度，指向硬环境与软环境两大方面。 宏观维度和微观维度的界分对应于国家竞争和企业经营。首先，营商环境关乎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在新一轮“全球竞争〞背景下，兴旺国家和开展中国家都高度重视营商环境的培育和优化，营商环境和制度性交易本钱属于国家竞争力的“元要素〞。[4]其次，营商环境是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全生命周期中各种环境要素的总和，包括影响商事主体行为的政治要素、经济要素和文化要素等。[5][6]硬环境与软环境那么是另一种分类方式。硬环境一般指一个地区或国家的自然禀赋和根底设施，包括地理条件、矿产资源和高速公路等;软环境那么通常指向政策、文化、制度、法律及思想观念等外部因素。[7]概言之，硬环境通常对应于物质环境，软环境那么对应于制度环境。笔者认为，上述不同维度的解读均有其意义和价值。一方面，企业的生产经营环境直接关乎经营本钱和利润预期，与个体营利性息息相关;营商环境的整体改善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与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举措，因而关乎社会公益性。需要做到国家开展权与企业开展权的兼顾，协调好个体营利性与社会公益性这一根本矛盾。[8]另一方面，物质环境和制度环境应当统筹兼顾，鉴于物质环境的相对稳定性，更应当注重制度环境的改善和优化，努力实现“汲取性制度〞向“包容性制度〞的变革。[9]可见，营商环境的培育和优化应当“宏微并举，软硬兼施〞。其核心在于通过法律层面和制度层面的保障，逐步降低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各种交易本钱。既要通过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等手段加强交通、通讯和电力等根底设施建设，更要着力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适宜的税赋环境、便利的融资环境和灵活平安的用工环境。 （二）优化营商环境的根本理念 在厘清优化营商环境根本内涵的根底上，经济法的根本原理还可为营商环境的营造和优化提供理念性启发①。概言之，优化营商环境应当遵循公共性、经济性、差异性和规制性等根本理念。 （三）坚持调制绩效原那么 优化营商环境还需坚持调制绩效原那么。既要追求经济效益，保障市场主体营利能力的提升和社会总福利的持续增长，又要追求社会效益，保障劳动者利益、增进消费者福利以及注重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超越营商者利益的单一维度目标，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②。调剂绩效原那么的实现有赖于调制法定原那么和调制适度原那么的有效贯彻，契合于优化营商环境的公共性理念和经济性理念。 调制绩效原那么的有效落实需要不断创新调制方式和调制手段。近年来，域外诸多新型规制理论的提出富有启发意义。如执法金字塔理论认为，执法金字塔模型底部是建议和说服性措施、中部是较为缓和的行政制裁措施，顶部那么是较重的惩罚性制裁。应当对企业做出良性守法假设，在具备充分证据的根底上逐步拾级而上、提高规制力度。与之相应的回应型监管理论认为，政府在监管手段的运用上不能一刀切，应根据企业的实际状况和主观意愿量体裁衣、具体施策，防止处分不当。[22]通过回应性的调制方式和精细化的调制手段节约调制本钱、减轻企业负担，也更有助于调制绩效原那么的落实①。 四、优化营商环境的路径：运行论解析 优化营商环境应当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原那么，法治化更是良性营商环境的重要特征和根本依归。作为一项长期的系统性工程，优化营商环境需要法治运行的各环节和各要素协同发力，以权利为本位，以产权保护为核心，以契约自由、老实守信、自愿平等和公平竞争为价值导向。从经济法视角观察，完善经济立法、优化经济执法和公正经济司法是优化营商环境的根本路径。 （一）完善经济立法 通过法律制度标准市场秩序和保障市场主体权益是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根底条件。[23]一方面，加强根底性立法，完善确认经营主体和标准经营行为等法律法规，切实保障企业的自主经营权和公平竞争权。另一方面，落实宪法第十五条中“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的根本精神，尤其是税收立法和竞争立法亟待完善和优化。 ⒈税收立法的完善。在税收立法方面，需要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那么，进一步深化“结构性减税〞改革。首先，应当坚持税收优惠政策制定权的法律保存，逐步减少和标准各行业、各地区的税收优惠政策。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中的“税项和排款总额〞二级指标计算仅采用名义税率，不考虑各种形式的税收优惠措施。由于名义税率较高且税收优惠较多的现实国情，我国该项指标评估始终表现欠佳，拉低了“缴纳税费〞指标的国际排名②。应努力缩小名义税率和实际税率的差距，逐步清理和标准地方政府越权制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和签订招商引资合作协议中的税收减免承诺，[24][25]维护税制统一和税赋公平。地方政府出台的标准性文件必须遵守法律保存原那么，不得突破标准效力层级，形成根本税制之外的“税收洼地〞。其次，切实减轻企业负担，进一步降低其“税项和派款总额〞，通过税收立法的形式将减税降费的成果固定化。具体言之，在降低增值税实际税率的同时，其三档并两档的进程需要加快;从立法层面确立增值税退税制度，全行业全方位地允许增值税留抵税额予以退税①;企业所得税的实际税率乃至社会保险费的实际负担都应实现稳中有降;短期内不宜新增任何新税种，不宜增加企业税赋。 ⒉竞争立法的完善。在竞争立法方面，要实现竞争政策法律化，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政府要完成由裁判者到中立者的角色转变，行政性垄断问题的解决尤为关键。要坚持竞争中性原那么，同等对待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大企业和中小企业，防止政府在开办企业、获得信贷和获得电力等方面给予特定企业“非市场化的竞争〞待遇，更要防止对民营企业、外地企业和中小企业享受优惠待遇设置难于迈过的门槛和难以克服的障碍。[26]具体而言，在反垄断法修订过程中应坚持竞争政策的根底性地位，落实竞争中性原那么及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法律确认，将地方保护、区域封锁和行业壁垒等纳入审查范围，且产业政策必须接受公平竞争审查;通过竞争倡导制度确保反垄断机构能够与其他政府机构进行有效的沟通，以最大限度地防止或纠正政府对竞争的扭曲;洞察企业行为背后的政府因素，间接排除不合理的政府扭曲。[27][28] （二）优化经济执法 作为优化营商环境的首要责任主体，政府在经济执法过程中需要转变执法方式、优化执法理念和调整执法重点，实现“管理型政府〞向“治理型政府〞的有效转型。 ⒈由事前监管转向事中事后监管。事前监管向事中事后监管的转变，即是从管控企业主体资格转向管控其商事行为。这既契合“放管服〞改革的目标要求，又符合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中提出的“聪明监管〞理念。以“资格审批〞为主的传统事前监管模式，实际是让政府在市场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不仅削弱了事中和事后监管的必要与可能，又极易导致权力配置扭曲、诱发行政腐败和权力寻租。近年来，国务院大幅下放行政审批事项，取消行政许可与资格认定，逐步推进“先照后证〞“证照别离〞及“多证合一〞等多种形式的商事登记改革，目的在于削减市场准入阶段的不必要负担。与之相应，我国在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中“开办企业〞的指标排名得以显著提升②。 事中事后监管需要发挥政府维护市场秩序的规制职能，通过政府的合理引导防止市场失灵和系统性风险的积聚。首先，构建社会信用体系，鼓励诚信行为、惩罚失信行为，建立失信行为的负面评价制度。其次，减少各类监管机构重叠交叉，促进监管权的相对集中，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成立即可降低企业遵从负担。再次，强化效劳型监管理念，逐步降低管理本钱。如上海市税务局已通过小微企业精简报表、电子税务局智能办税、网上“一键报税〞、增值税申报一表集成以及多缴退税电子办理等方式减少报税次数和缩减报税时间①。 ⒉由对抗式执法转向协商式执法。传统的对抗式执法理念之下，基于调制机关的社会公益目标与市场主体企业营利目标的差异，时常引发国家调制行为和市场对策行为的双向博弈，其执法效果难以尽如人意，甚至引发“零和博弈〞。OECD国家已经呈现由对抗式执法向协商式执法的转变，其认为合作执法优于对抗执法，建议和奉劝优于惩治和处分，只有被监管者拒绝协商和拒不配合的情况下才辅之以懲罚性执法手段。[29]协商式执法注重公共执法机关、行业专家、当事人和利益相关者等多方的协同合作，具体规那么包括透明度制度、规制本钱收益分析制度、协商参与制度及执法和解制度等。[30][31]如我国企业所得税法中的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