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新型城镇化产业结构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效应分析.docx

新型城镇化、产业结构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效应分析 刘盼盼 ：文章基于2022～2022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研究新型城镇化、产业结构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效应。并引入交叉项的方式，考察新型城镇化、产业结构对环境污染的作用效应是否会受到彼此的影响。结果说明，环境污染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明显，本地区环境污染状况不仅会受到本省新型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及其交互项的影响，也会受到相邻地区的这些因素的正向作用。 Abstract：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30 provinces in China from 2022 to 2022， this paper empirically studies the impact of new-type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o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by using spatial Durbin model. The cross item method is introduced to examine whether the effects of new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o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will be affected by each other.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ositiv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s obvious. Th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situation in this region will not only be affected by the new urbanization level，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its interaction items， but also by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these factors in neighboring areas. 關键词：新型城镇化;产业结构;环境污染 Key words： new-type urbanization;industrial structure;environmental pollution 中图分类号：F29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22）29-0245-02 0  引言 2022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22～2022年）将“生态文明，绿色低碳〞作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根本原那么之一，并指出，新型城镇化是加快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当前，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快速开展的中后期，今年是新型城镇化迈向高质量开展的重要一年，也是经济社会开展同环境保护矛盾突出的关键时期。因此探讨新型城镇化、产业结构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对于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确保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开展以及改善生态环境具有重要的意义。 1  文献综述 关于城镇化与环境污染之间的研究：王会（2022）基于2022年的数据对城镇化的污染排放效应进行了测算，结果说明城镇化显著促进工业化学需氧量、工业二氧化硫的排放[1]。丁翠翠（2022）、邓晓兰（2022）的研究也发现新型城镇化单调的正向促进环境污染[2][3]。而Liddle（2004）认为城镇化到达高度开展后，会增加人们对公共交通的需求，减少对私人交通的需求，从而有利于降低对环境污染的影响[4]。另外，有局部研究者认为两者之间不是单调的正向或负向效应，而是非线性的。 关于产业结构与环境污染之间的研究：杜雯翠（2022）认为城镇化和环境污染之间呈“U〞型关系[5];王青（2022）的研究说明，产业结构对环境污染物的排放量有着重要的影响，产业结构不同，环境污染物的单位排放量也不同，其中，第二产业占比上升时会显著提高污染物的排放比例，而第三产业占比的增大可以降低污染物的单位产出[6]。李鹏（2022）认为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与环境污染排放量之间始终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7]。 关于城镇化、产业结构及环境污染之间的研究：李姝（2022）基于2004～2022年的省级面板数据， 采用GMM方法分析了城镇化、产业结构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发现城镇化及产业结构均对生态环境的产生了重要影响[8]。戴宏伟（2022）基于京津冀地区2000～2022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发现京津冀雾霾污染与产业结构、城镇化水平显著相关，优化产业结构、提高城镇化水平质量会缓解京津冀雾霾污染[9]。王瑞鹏（2022）通过建立VAR模型，分析发现短期内，城市化是造成环境污染的主要因素。而在长期内，城市化有助于改善环境状况[10]。 2  实证分析 2.1 研究设计 2.1.1 模型设定 本文在考虑空间效应的根底上，空间杜宾模型设定如下： SDM模型： 其中，W是邻接权重矩阵，ρ为空间相关系数，ρxWxlnpenvir是被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项，λ为空间误差相关系数，λxWxU为空间误差项。penvirit为 i省第t年实际人均GDP，urbanit为i省第t年新型城镇化率，istrit为i省第t年产业结构，uit是前述两个核心解释变量的交互项， zcontrolit为其他影响环境污染的控制变量。 2.1.2 核心变量设定 被解释变量：环境污染程度（lnpenvir）。采用各地区人均污染物排放量表示环境污染状况，并用二氧化硫排放量、烟尘排放量以及氮氧化物排放量之和的对数形式来度量。核心解释变量：①新型城镇化水平（lnurban），以各省每年年末城镇人口占地区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并采取对数形式处理;②产业结构（lnistr），以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的对数形式作为代理变量;③新型城镇化水平和产业结构的交互项（u）。 2.2 模型选择与实证结果分析 2.2.1 环境污染的空间特征分析 对于环境污染空间相关性的检验，本文采用全局莫兰指数I及吉尔里指数C来检验。相关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中可以看出，所研究年份的Morans I均小于1且大于0，吉尔里指数均大于0且小于1，都在小于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因此对于本文的研究，考虑空间效应具有重要的意义。 2.2.2 空间杜宾模型实证结果解释 基于上述分析，说明在研究新型城镇化、产业结构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时，空间因素不容无视。LM统计量检验显示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型都十分适合本文进行计量分析。为了确定本模型的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本文进行Husman检验统计量检验，结果明显拒绝随机效应最优的原假设。接下来针对SDE模型进行LR统计量检验，结果显示统计量均在远小于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应选择时间空间双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空间杜宾模型回归结果显示，sigma2值接近于0且显著性水平高，log-likelihood值大，说明该模型拟合效果较好。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首先，分析环境污染的空间自回归系数，其估计值为8.98，P值远小于1%，说明我国省域之间环境污染的正向空间溢出效益显著。空间误差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本地区环境污染程度加深时会对相邻地区的环境产生不良影响，具有负的外部性。然后，分析各解释变量对本地区环境污染的效应：新型城镇化水平的系数在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新型城镇化水平对本地区环境污染程度具有正向效应。产业结构的系数为显著正，说明本地区产业结构越不合理，对本地区环境产生的不良影响越大。交互项的系数为正，意味着，新型城镇化水平越高，产业不合理结构对环境质量的负向影响越显著。最后，分析相邻省份解释变量影响本地区环境污染程度的效应。相邻地区新型城镇化的开展对本地区环境污染程度具有正向的传导作用，相邻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本地区环境污染程度提高0.56个百分点。相邻地区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每提高1%，本地区环境污染程度提高0.93个百分点。相邻地区的交叉项回归系数为2.26，在远低于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 3  结论与建议 本文利用空间杜宾模型，研究了在新型城镇化、产业结构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得出如下结论：①环境污染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②新型城镇化水平越高，产业结构不合理对环境质量的负向影响越显著;产业结构越不合理，新型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对环境质量的不良影响越显著。③本地区环境污染状况不仅会受到本地区产业结构、新型城镇化水平及其交互项的影响，也会受到相邻地区的这些因素的正向作用。 根据上述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①协调好新型城镇化开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在不断提高新型城镇化开展质量的同时，要深入贯彻并落实“绿色城镇化〞的开展理念，以实现新型城镇化与美好生态环境之间的协调开展。②借助新型城镇化的开展带动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转变经济开展方式，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对传统行业进行合理改造，注重对高新技术产业等绿色产业的支持，以期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协调好社会经济开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③由于环境污染空间溢出效应的存在，在因地制宜制定新型城镇化建设、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环境保护相关战略或政策时，应加强各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城市之间的交流合作，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健康开展。 参考文献： [1]王会，王奇.中国城镇化与环境污染排放：基于投入产出的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22（05）：57-66，111-112. [2]丁翠翠.中国城镇化、居民消费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效应——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22，35（03）：47-50，61. [3]邓晓兰，车明好，陈宝东.我国城镇化的环境污染效应与影响因素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2022（01）：31-37. [4]Liddle B.Demographic Dynamics and Per Capita Environmental Impact：Using Panel Regressions and Hou sehold Decompositions to Examine Population and Transport[J]. Population and Environment， 2004， 26（1）：23-39. [5]杜雯翠，冯科.城市化会恶化空气质量吗？——来自新兴经济体国家的经验证据[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2（05）：91-99. [6]王青，赵景兰，包艳龙.产业结构与环境污染关系的实证分析——基于1995-2022年的数据[J].南京社会科学，2022（03）：14-19. [7]李鹏.产业结构与环境污染之间倒“U〞型曲线关系的检验——基于产业结构调整幅度和经济增长速度共同影响视角的分析[J].經济问题，2022（10）：21-26，109. [8]李姝.城市化、产业结构调整与环境污染[J].财经问题研究，2022（06）：38-43. [9]戴宏伟，回莹.京津冀雾霾污染与产业结构、城镇化水平的空间效应研究[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22（05）：4-19. [10]王瑞鹏，王朋岗.城市化、产业结构调整与环境污染的动态关系——基于VAR模型的实证分析[J].工业技术经济，2022，32（01）：26-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