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压：十三行行商的负担分析摘要对十三行行商所承当的税收及费用、行商所承当的各类沉重负担进行了研究，发现行商除承当高税费及各类行政事务外，还需要面对政府采取流放等政治手段去解决经济问题的现实，同时官员系统的整体性腐败迫使行商走向倒闭。沉重的负担使行商承当了过重的压力，使中国封建社会经济体制不堪重负，除了出现了依附外商生存的“买办〞群体外，广州也失落了中国经济中心的地位，广州的开展明显落后于上海等开放城市，经过长时间才能重新走上开展的正轨。关键词十三行行商负担分析中图分类号K249.3文献标识码A收稿日期2023-03-13在18、19世纪中外贸易过程中，中外双方为获得最大程度的利益，冲突中了解试探各自底线，用不同的手段到达自身的目的。十三行，作为中外双方利益搏役的平台，承受了来自政府、外商、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压力和负担，这些压力及负担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外贸体制及广州的城市地位和经济开展，为了解这些负担对十三行行商的影响，本文将作详细陈述。一、十三行所承受的政治压力在实施一口通商政策后，清朝两广总督李侍尧等官员制定了防范外夷规条，一系列的规章制度标准了洋人的行为，这些规定列明洋人船只不能进入内河，有事由行商转呈等，作为与外商沟通的十三行，承受了相当的政治压力。1.清政府对民众采取了严格的限制出洋措施。由于广东民众长期以来有出海谋生的习惯，因多种原因，大量民众滞留海外不归。康熙年间，清政府公布政令要求在海外华人三年内回原籍，“此辈多系不安本分之人，假设听其去来任意，伊等益无顾忌，轻去其乡，而漂流外国者益众矣！嗣后应定期限，假设逾限不回，……胗亦不许令其复回。〞[1]137正如美国学者所说：“但凡为经商而背离祖宗庐墓远处异国的人，……丧失一切受本国政府保护的特权。〞[2]1372.限制中外交往，促使中国成为封闭性社会。清朝建立后，自认天朝上国，并不接受欧美派驻外交官的行为。1728年，俄罗斯特使萨瓦·弗拉季斯拉维奇回复沙皇时说：“他們说，在他们的国家从未驻过外国的大臣，今后也不准许他们驻下，因为大臣的职责不是别的，而是管理国内事务。〞[3]156且基于防范汉人与洋人接触，在防范外夷规条等措施中也有禁止外商聘请汉人的规定[4]45。3.为维护民族习惯而禁止基督宗教传教。因天主教梵蒂冈教廷要求清朝放弃中华民族固有传统，为维护尊严及传统习俗，康熙令“以后不必西洋在中国传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5]91732年8月，驱逐仍广州的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