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重压十三行行商的负担分析.docx

重压：十三行行商的负担分析 摘 要 对十三行行商所承当的税收及费用、行商所承当的各类沉重负担进行了研究，发现行商除承当高税费及各类行政事务外，还需要面对政府采取流放等政治手段去解决经济问题的现实，同时官员系统的整体性腐败迫使行商走向倒闭。沉重的负担使行商承当了过重的压力，使中国封建社会经济体制不堪重负，除了出现了依附外商生存的“买办〞群体外，广州也失落了中国经济中心的地位，广州的开展明显落后于上海等开放城市，经过长时间才能重新走上开展的正轨。 关键词 十三行 行商 负担 分析 中图分类号 K249.3 文献标识码 A 收稿日期 2023-03-13 在18、19世纪中外贸易过程中，中外双方为获得最大程度的利益，冲突中了解试探各自底线，用不同的手段到达自身的目的。十三行，作为中外双方利益搏役的平台，承受了来自政府、外商、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压力和负担，这些压力及负担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外贸体制及广州的城市地位和经济开展，为了解这些负担对十三行行商的影响，本文将作详细陈述。 一、十三行所承受的政治压力 在实施一口通商政策后，清朝两广总督李侍尧等官员制定了防范外夷规条，一系列的规章制度标准了洋人的行为，这些规定列明洋人船只不能进入内河，有事由行商转呈等，作为与外商沟通的十三行，承受了相当的政治压力。 1.清政府对民众采取了严格的限制出洋措施。由于广东民众长期以来有出海谋生的习惯，因多种原因，大量民众滞留海外不归。康熙年间，清政府公布政令要求在海外华人三年内回原籍，“此辈多系不安本分之人，假设听其去来任意，伊等益无顾忌，轻去其乡，而漂流外国者益众矣！嗣后应定期限，假设逾限不回，……胗亦不许令其复回。〞[1]137正如美国学者所说：“但凡为经商而背离祖宗庐墓远处异国的人，……丧失一切受本国政府保护的特权。〞[2]137 2.限制中外交往，促使中国成为封闭性社会。清朝建立后，自认天朝上国，并不接受欧美派驻外交官的行为。1728年，俄罗斯特使萨瓦·弗拉季斯拉维奇回复沙皇时说：“他們说，在他们的国家从未驻过外国的大臣，今后也不准许他们驻下，因为大臣的职责不是别的，而是管理国内事务。〞[3]156且基于防范汉人与洋人接触，在防范外夷规条等措施中也有禁止外商聘请汉人的规定[4]45。 3.为维护民族习惯而禁止基督宗教传教。因天主教梵蒂冈教廷要求清朝放弃中华民族固有传统，为维护尊严及传统习俗，康熙令“以后不必西洋在中国传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5]91732年8月，驱逐仍广州的35名耶稣会教士到澳门，但钦天监20名教士仍准居内地[6]114。 清朝所实施的防范中外接触的原因有多种，但导致中外在政治沟通、商业来往上有很大的不便，杜塞了中外沟通的大门，使十三行在中外交往中承当了巨大的政治压力。 二、十三行所承受的经济压榨。 1.十三行承当了过重的税费支出。东印度公司曾记载，新船到岸，粤海关官员总要挑选贵重货物进献皇室，费用由行商负责；行商在承当税收外，每年仍需缴贡银5.5万两作为内务府购置洋货的费用[7]239—242，另据统计，在1773年—1832年60年中，清朝以“报效〞为名对行商采取超经济掠夺就有18次，达395万两白银[8]232；如嘉庆六年（1801）华北水灾，粤海关要求各行商筹捐25万两，其中海关监督要求同文行潘致祥捐30万两，被拒后遭参奏；如嘉庆十九年（1814），粤海关要求行商征贡银40万两，其中潘启官、叶仁官各独捐2万两，伍沛官独捐5万，卢茂官独捐3万两[9]93；1842年，英军勒索广州当局缴交赎城费，行商之一的潘正炜曾独捐六十四万[10]200。在如此重压下，行商为防破产，十三行公会致函英国大班，要求不要运来足以让他们破产的自鸣钟、音乐唱机、机械玩具等昂贵货物。正是这些非经济手段提高了行商经营的经济压力。 2.商欠成为十三行无法回避的压力。商欠是“通过买卖货物的普通贸易过程以及由于外商贪图高利而作的放款。〞[11]232十三行负责销售外商货物，代纳税饷，至贸易季度结束后进行清算。如因货物滞销，十三行多会向外商借银缴纳欠饷，逐年累积并翻利做本，数目越积越大；且除税饷外，行商需以现银应付内地货物价款、官员勒索，如手上现银缺乏，行商也常向外商借贷，如1731年东印度公司的帐目上有“收唐康官及陈官利息2052两〞的记录。在18—19世纪，当时广州借贷的年利率为20%—40%，但英国银行利率仅在3%[12]232左右。以上所述导致商欠成为行商沉重的压力而先后破产。1777年，丰进行商人倪宏文成为第一家破产的行商，因一笔年利率为20%的贷款，拖欠税银1万两无法归还，最终被发配伊犁充军；1780年，泰和洋行颜时瑛和裕源洋行张天球因欠外债380万元被乾隆责令颜、张二人变卖家产后充军伊犁，债务由其他行商分十年还清[13]237。为防止大批行商破产，清朝设立总商管理公行事务，统一定价，不准私论货价，定期清查账目，革退乏商，但因清政府多维护外商，使行商在商欠的结局上多不能善终。 3.走私问题加剧了十三行行商的经营压力。1821年后，外商走私鸦片兴起，他们在伶仃洋停泊泵船，把鸦片移送泵船后再以免征或少征税的货物进入海关，或干脆直接装运其他走私货物回程，时称“报关纳税之船十之三四、偷漏卖放之船十之六七〞[14]25。两广总督阮元曾查获澳门贩卖鸦片人员16人，把立臣船、北见船等4艘夹带鸦片的船只罚款后驱逐回国，永不得来广东贸易[15]98。这说明当时走私鸦片活动已显猖獗，并使中国每年流失白银数百万两[16]101。1826年后，闽粤鸦片商人就把鸦片运往南澳、宁波海地，“各省之贩鸦片者，不曰‘买自广东’，那么曰‘广东人夹带而来’〞，广东烟商已成鸦片流毒中国的“作俑之始〞、“众恶之归〞[17]25，虽不断打击，但走私仍使粤海关流失了大量的税银，其中鸦片走私总值占粤海关进口总值的50%以上[18]273。 三、行商的“媚上〞与官员的腐化成为行商最大的压力 1.“媚上〞成为最为重要的工作任务。十三行时期，行商的政治前途和个人财富都掌握在朝廷手中，为保平安，“媚上〞成为了他们的首要工作，对于1765年军机处要求采办紫檀木7万斤及1787年粤海关要求进呈小式表玩等事件，行商甘之如饴。这些“媚上〞行为过多占用了行商的流动资金，使商行极容易陷入经营困境。 2.封建體制的腐败是十三行的硬伤。四口通商时，粤海关的税收占全国总收入的1/4，所以清朝皇帝把粤海关视为其“天子南库〞，于是粤海关令十三行每年解送进京5.5万白银，一半用长途运输的费用，一半购置精美奇异的物品，缺乏局部由行商填补，每年行商只能收回货价的1/4[19]239；同时，粤海关不遗余力地满足皇帝私欲，如1708年，洋御医罗德先配置的葡萄酒治愈了康熙的心悸病，于是令十三行大量高价购置葡萄酒进；每有船只到港，粤海关均有官员上船择其精美者进献皇帝，费用均由承保行商负责；粤海关官员为收受贿赂而随意更改征税标准，如1685年，一艘英商船税收原为2000两，收取320两贿赂后，最后以500两成交[20]249，而且税收名目多达70种以上，隐性盘剥在法定的4倍以上。 四、十三行行商压力对社会的影响 1.对中国社会及经济制度的冲击及破坏。一口通商制度其实破坏了国内经济体制，“凡福之绸丝，漳之纱绢，泉之兰，福延之铁，福漳之橘，福兴之荔枝，泉漳之糖，顺昌之纸，无日不走分水岭及浦城小关，下吴越如流水，其航大海而去者不可计〞[21]55，有人曾评价：“查闵粤洋船，不下百十艘。每艘大者，造作近万金，小者亦四五千两。一旦禁止，那么此百十艘者，置之无用，已弃民间五六十万之业矣。开洋市镇，如厦门、广州等处，所积货物，不下数百万（两）。一旦禁止，那么此数百万者，内地不能行销，势必亏折耗蚀……洋船往来，无业贫民，仰食于此者，不止千百家。一旦禁止，……势必流离失所，……小组其病在目前也！〞并由此展望“假设一概禁绝，那么每岁既少千万之入，而输于西北者如故也。不独闽广之民困也！瓷器取诸江右，丝绸出自苏杭。办洋物者所在多有。……以上及于国计。商贾之困，民生之蹙，实重可忧也！〞[22]55—56一番话道破了十三行制度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开展。 2.随十三行的开展，出现了依附外商的“买办〞阶层。十三行后期，一些濒临破产的行商及外商私下聘请的翻译等人成为了外商的代理人，称之为“买办〞，如香山人吴亚平在1838年“受雇与夷人吐啴咈私充买办。〞[23]15自南京条约后，依附外国人的“买办〞成为了社会上的新阶层，随着上海成为中国经济中心，大量广东籍的买办迁居上海，间接促使广州的十三行制度逐渐消亡。 3.十三行的衰落停滞了广州全面的开展。十三行行商的负担不但使其破产，也导致广州经济在19世纪中后期陷入低速开展，已无一口通商时的地位；广州也因十三行馆址的大火、割让沙面、反入城斗争等事件，使城市建设一直停滞，直至建市后，广州的城市建设才得以起步。 十三行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一颗明珠，是中国外贸史上的重要事件和节点，在开展中虽有蒙尘，但无碍十三行对中国及广州的奉献，因为没有压力与负担，也许就没有了中国外贸开展的动力。 参考文献 [1]李育民，刘利民.封闭意识与清代对外关系.郑佳明主编.清政府封闭状态和心态研究[C].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23. [2]李育民、刘利民.封闭意识与清代对外关系.郑佳明主编.清政府封闭状态和心态研究[C].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23. [3]尼古拉·班蒂什·卡缅斯基编著.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4]中荔.十三行[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 [5]转引自郑佳明.清朝闭关自守的整体考查.郑佳明主编.清政府封闭状态和心态研究[C].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23. [6]周燮藩.中国的基督教[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7]李国荣主编.清朝洋商秘档[M].北京：九洲出版社，2023. [8]李国荣主编.清朝洋商秘档[M].北京：九洲出版社，2023. [9]中荔.十三行[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 [10]黄爱东西.老广州：屐声帆影[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99. [11]章文钦.广东十三行与早期中西关系[M].广州：广东省出版集团、广东经济出版社，2023. [12]李国荣主编.清朝洋商秘档[M].北京：九洲出版社，2023. [13]李国荣主编.清朝洋商秘档[M].北京：九洲出版社，2023. [14]章文钦.广东十三行与早期中西关系[M].广州：广东省出版集团.广东经济出版社，2023. [15]中荔.十三行[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 [16]中荔.十三行[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 [17]章文钦.广东十三行与早期中西关系[M].广州：广东省出版集团.广东经济出版社，2023. [18]李国荣主编.清朝洋商秘档[M].北京：九洲出版社，2023. [19]李国荣主编.清朝洋商秘档[M].北京：九洲出版社，2023. [20]李国荣主编.清朝洋商秘档[M].北京：九洲出版社，2023. [21]陈先枢.从禁海闭关到近代经济的被动转型.收人郑佳明主编.清政府封闭状态和心态研究[C].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23年. [22]转引自陈先枢.从禁海闭关到近代经济的被动转型.郑佳明主编.清政府封闭状态和心态研究[C].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23. [23]章文钦.广东十三行与早期中西关系[M].广州：广东省出版集团、广东经济出版社，2023. ★作者简介：郭小聪，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文物博物馆员，研究方向为广州近代史、工会史、十三行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