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笔下的女性形象分析研究 汉语言文学专业、.docx

王小波笔下的女性形象分析 中文摘要 王小波，唯一一位两次获得世界华语文学界的重要奖项“台湾联合报系文学奖中篇小说大奖”的中国大陆作家，也是一位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他在“文学即人学”的意义上进行文学创作，他的小说里充满着对人性深刻、理性的思考。目前，王小波其人及作品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和研究，却少有学者深入探究王小波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价值。他笔下的女性拥有真性情，她们果敢、积极、自主，具备突破重围的智慧与激情，是作家对人性所有美好的寄托，对女性人物的解读和分析有助于进一步理解王小波小说的核心内涵。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性别意识领域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领域，王小波对于两性地位与关系的独到见解和他的自由主义思想赋予了她们不同寻常的女性主义价值。他那些带有性别意识的文学创作，有助于打破男作家们的男性性别主体的局限性，真正做到了在塑造人物时尊重两性性别特点与个体差异,为文学研究提供一种多元化、平等化的文化视阈。笔者认为，王小波笔下的女性叙说的意义,并不在于解构男权中心文化,而在于对人类文化和文学的漏洞与缺陷进行有益的补充与修正,从而不断完善女性形象本身。小说中女性主体价值的建构,是争取在文化与文学领域提倡性别公平,提倡在差异性基础上的性别平等。通过阅读文本中的女性人物，笔者认识到只有自觉突破对于两性抒写的界限时,女性人物的发展才能具备辽阔的疆域和广阔的前景。当作家与评论者都能充分认识到两性的性别差异与性别价值,并做出正视性别差异、超越性别局限性的努力时,文学的发展才能真正拥有更为辽阔的疆域和更为广阔的前景。因此，笔者以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为切入点，分别从女性人物对作家“理想之身”的承担、自我主体的建构和救赎、女性主义价值三个方面展开对王小波创作活动和文学作品的研究。 关键词：权力话语；自我意识；主体性建构 II 目录 中文摘要 I 第一章 研究综述 1 第二章女性主体的异化与建构 2 第一节 女性的异化---X海鹰 3 第二节 女性主体价值的建构------陈清扬 4 一、对生命善念与自我信念的执着 4 二、“主体意识”与“角色意识”的博弈 6 第三章 潜在的女性主义价值 7 第一节 缤纷的两性之花 7 第二节 失势男性与英雄女性 8 第三节 双性视角 9 第四节 女性之伤 10 一、对“庸俗”妥协 10 二、谋“爱”与谋“生” 11 第四章 结语 12 参考文献 13 第一章 研究综述 王小波的创作构成了二十世纪末的一个重要文学现象，网络上甚至出现了“王小波门下走狗大联盟”，他作为年青一代精神榜样的形象愈来愈深入人心，大众传播的力量也促使王小波的名字声名远扬。所有这些热情拥趸体现了王小波的文学魅力和精神魅力，也致使王小波频繁出现在评论家的笔下。自1997年王小波辞世至2007年的十年间，围绕他的记叙、评论、研究多达500多篇，然而目前，多数论者仅把目光集中在他的自由主义思想,小说的艺术特色以及“王小波现象”的大众传播效应及文化分析上,而少有人对王小波的小说中的人物作深入细致的探究,即使偶有涉及,也是大多定格在男性人物“王二”身上，譬如房伟曾将王小波小说中的“王二”形象系统地一分为三，即“巨人、顽童及悒郁者”。 “王二”被研究者较多关注是有原因的。在王小波的绝大多数作品中---更确切地说是《黄金时代》后的作品，主角大都为一个名为“王二”的男人，这些“王二”虽然年龄、职业、偏好各不同，但他们的故事在不同的小说之间有一定的承接性，所以引发了读者及研究者对其特别关注。 另外，这也与王小波的叙事手法有关，他的前期作品（花城出版社出版的《时代三部曲》）叙述者大多是“王二”。由此，有研究者认为王小波为“避免在小说中过度地直抒胸臆”托“王二”之名来解释自己。这种借“王二”进行的托名写作致使不少读者将“王二”这个人物等同于王小波。对作家的喜爱、好奇之情使更多的研究者将重心放置在男性人物身上，而忽略了女性，致使她们不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和深入地解读、研究。 相对来说，目前对作品中女性形象的研究，大多点到为止：有研究者着力于一部小说中的某个女性研究，比如李爽的《女性的自我救赎---王小波<黄金时代>中陈清扬的形象分析》[1]。刘冬玲在《论王小波的文革小说》中论述小说中女性与权力的关系时强调文本中女性往往充当权力意识形态执行者身份；同样提到女性人物在阐述小说思想中的核心地位还有张入云的《伪书作者或无我之歌---王小波小说艺术综论》，但以上著作对女性形象的分析大多浅尝辄止，仅将女性作为所研究主题的一个论据而非研究目的。 但笔者认为，小说中并不存在自由的女性人物。在王小波设定的特殊历史背景之下，自由从来就是作为奢侈品而存在的。第三类女性身上所体现的“自由”，也只是有限的“思想自由”，她们被权力与大众集体话语的恐怖力量驱使着，精神自由也被政治话语引导、牵制着，即便是作为权力意识形态代表的女性，她们也同样为了归依集体，而付出了牺牲“小我”的代价。正是在一个无自由的年代，人们对自由才会如此渴望，为争取自由所作出的抗争才会显得格外珍贵。 王小波曾在《革命时期的爱情》中提到，“在革命时期所有的人都在‘渗着’，就像一滴水落到土上，马上就失去了形状，变成了千千万万的土粒和颗粒的间隙；或者早晚附着在煤烟上的雾。假如一滴水可以思想的话，散在土里或者飞在大气里的水分肯定不能。经过了一阵呆若木鸡的阶段后，他们就飘散了。渗着就是等待中负彩[2]。我一生一世都在绞尽脑汁地想：怎么才能摆脱这种渗着的状态。”而这些论者所提及的“自由女性”的价值恰恰在于她们为避免“渗着”而竭尽全力保持人格与思想的独立。小说中女性人物对于自由的求索，是作者对人之品格所寄予的厚望，希望人们能时刻铭记追求自由和独立的人格乃是人的天性，即便是出于专制的文化背景之下，人性之本也是无法被压抑的。 第二章女性主体的异化与建构 本章主要以《革命时期的爱情》中的X海鹰以及《黄金时代》中的陈清扬作为范例，因为她们分别代表了作家王小波对于女性生命意识的两种截然相反的展现---主体价值的异化与建构[3]。两者均在特殊历史背景下展开，但前者表现了集体无意识状态下女性非常态的生存境遇，后者则重点表达了女性个体对自我在现实中存在的思索。通过观察权力话语下的女性在“性”与“爱”中的沦落与重生，我们得以认识女性的自我生命体验对于女性主体性建构的重要性。作家不仅张扬了女性的个体精神与行动自由，而且赞赏女性在经历苦难所表现出的智慧和强烈的生命意识。 第一节 女性的异化---X海鹰 小说中有这样一群女性，她们唯一的精神乐趣来自权力带给她们的优越感，她们无视集体主义道德的虚伪，漠视权力话语对人精神的戕害。她们是意识形态的施行者，是权力话语的代言人[4]。她们不仅主动放弃了对自我价值的追求，而且借权力之手对他人施行权力话语控制，比如《革命时期的爱情》中的革委会主任“老鲁”和女团支书X海鹰、《未来世界》中穿黑色皮衣的女人，《未来世界的日记》中王二的前妻等。本节主要以《革命时期的爱情》为例，分析王小波是如何表现权力机制下的女性是如何被剥夺了自主性，并一步步走向异化的。 在王小波的作品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对于性的客观化描写。《革命时期的爱情》中王二与X海鹰的性便成为了透视权力下人性的显微镜，它毫发毕现地揭露着权力运作下，女性丧失了主体性，从而异化为意识形态下的“玩偶”[5]。 权力话语对X海鹰的影响根深蒂固，极其隐私的“性”行为都要符合所谓的“政治形势”和革命逻辑，让人看了觉得哭笑不得：“她把一切性关系都叫做强奸，所有男人都是强奸犯”，王小波借王二之口讽刺“这是革命时期应有的‘高级智慧’”[6]。正是这种“高级智慧”帮助X海鹰满足了生理需要，又解决了身为一个进步分子应当“崇高”符合心理需求。X海鹰已然成为了权力话语下的奴隶，权力的网络不仅覆盖了人的生理机能和肉体，更渗入了人的思想和灵魂，这是权力最为残酷之处。 两人分手后X海鹰“或者在她的小屋里帮教落后青年”，“已经不那么纯粹”了，最后嫁给了木讷的毡巴，一句“也没什么不可以的”概括了所有感情的缘由。这就是作者向我们展示的革命时期的爱情：人性遭遇扭曲，爱情沦为权力下的“玩偶”。经过革命的锤炼，王二彻底明白了“心里在想什么，其实一点都不重要，在世界上再没有比这更微不足道的事了”，X海鹰也悟出了“生活就是这样的，用不着对它太过认真”的道理。爱情和性本应是单纯自然、合乎人性的，但在革命时期却变得不堪重负，小说中充斥着隐喻和颠覆的色彩，作家通过X海鹰的变态情爱让我们重读了真实的文革年代，再现了人在面对权力时的无奈。 王小波对于历史和时代的批判眼光以及人道主义思想，使得他始终承受着文革带给他的精神创伤。这种伤痛使得他清醒地认识到人在面对权力的肆意奴役时的麻木与卑微，也因此在《革命时期的爱情》中X海鹰带给我们的情感不仅仅是反感或厌恶，更有同情。基于这点，笔者认为王小波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终极关怀”的作家，因为在人物及情节的悲观色彩中凝聚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还有他对美好人性及生命的热爱。 第二节 女性主体价值的建构------陈清扬 《黄金时代》是王小波的“宠儿”，也是他成熟期的代表之作，王小波将其定义为“解释自己的”，阅读者在文字间能体会到作家的用情之深，就像王小波所说的那句话：“我只是写出了我真实的生活[7]。”因此，《黄金时代》可以看做是他对于世界的一种审美的观照和把握，他将自己的人生哲学也赋予在女主人公陈清扬的身上，通过对她的解读，我们可以近一步看到王小波的影子以及他对于女性自主意识、自由意志的理解与赞赏。 一、对生命善念与自我信念的执着 文革时期，虚伪的道德体制管制着人们的本能欲望，人们变得刻薄和思想贫乏，外加阶级斗争的长期教育，群众已然变成了权力话语的施行者，他们的暴虐心态也进一步凸显，陈清扬这样的出格女性自然成为众矢之的，正如书中描写道：“群众见了我们就愤怒”。另一方面，陈清扬的女性弱势地位附加上姣好的外部形象，又成为了男人意淫的对象，“男人没事就去找陈清扬看病”，在这种双层压抑中，陈清扬面临着“破鞋”带给她人格的各种侮辱和损害，终于不堪精神重负，发出了“人活在世上，就是为了忍受摧残，一直至死”的哀号。 她已经经历了人生中最悲惨的误解，背负了太多沉重的精神包袱，她渴望知己，渴望智慧，她再不想一味过“为自己辩解”的生活，她太渴望与旁人正常的交流。“想象”便是陈清扬对世间温情的美好憧憬，是来自一个女性心底最柔软的地方。她所期待的是王二的温情与善解人意，是王二作为一个伟大朋友解救她于水火的良策[8]。从“犹豫”到“下定了决心”是因为她对人性之善仍然抱着一丝希望，她相信王二是那个理解她的朋友。但是当陈清扬推门而入，看到王二的“小和尚”时，她再次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之中。 作家在描写陈清扬爱上王二时，并没有使用浪漫的字眼或者造作的情节，而是用身体“说话”，但这种真实的力量大过所有华丽的铺陈描述。让陈清扬坠入爱河的王二对她来说是打开自己新的未来的一扇门，因为同王二在一起后，她便不再是孤独的夜行人，她今后的生命会有人理解并陪伴左右。就这样从与王二“敦友谊”的过程中，她体验到了爱情的美好。 陈清扬自始至终背着“破鞋”的名声，受到“出斗争差”的侮辱性待遇：被人五花大绑按在台上，脖子里挂着破鞋，即使尊严受到无情地践踏，但她并不在乎，只是尽情地享受着性的狂欢[9]。因为那是属于她的“黄金时代”，她用性化解着文革给她带来的精神巨痛，用“反压抑”的精神法则战胜了权力的控制。作家用汪洋恣意的文笔描写将传统意识和典章制度投射在她身上的阴影一扫而光，凸显她人性化的一面，与其说《黄金时代》是一部以王二为叙事中心的作品，不如说是属于女知青陈清扬的“黄金时代”的抒写。 二、“主体意识”与“角色意识”的博弈 后现代女权主义认为,女性的本质特征是由社会主流文化建构的，而社会主流话语形成的权力意识形态又赋予了女性一定的角色意识，传统女性的角色意识包括家庭、社会角色意识两部分，而文革时期的女性更是经历了传统道德的负压与现代进步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