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科学制度反腐败调研报告.docx

科学制度反腐败调研报告 要提高反腐倡廉制度的执行力，必须提高制度的质量和执行的刚性。一是制度设计必须持定“无赖原那么〞。在制度设计时，应有这样一个假设，就是每个人都是“无赖〞，只有以硬性的制度制约，才能让其规规矩矩服从公共利益。英格兰著名思想家休谟提出，制度设计要从“最坏〞情形出发，不能对人的“觉悟〞心存侥幸。 二是制度操作必须具有可行性。制度是运用于实践的，不是用来装饰的。它必须具体、可操作，具有内在逻辑性。既有实体性要求，又有程序性规定;既有宏观架构，又有微观措施。要在实际工作中行得通、用得上。但凡具有“不可行性〞或“低度效益性〞的制度，都是可行性不强的制度，除了造成资源浪费和信誉流失外，没有任何正面效益。 三是好的制度应该上升为法律。只有把制度变为法律，上升为国家意志，才能强化制度的权威性和惩治性。让遵纪守法者在全社会畅通无阻，使破坏法律者在全社会无路可逃。这样的制度才称得上科学的反腐制度。 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腐败的发生有其特殊原因，因而惩治腐败的措施和对策也就有所差异。中国的反腐败有中国的特殊性，因此，中国应走中国特色的反腐败之路。经过长达十多年的认真研究，笔者认为，当腐败现象在中国尚未取代经济开展成为社会主要矛盾前，采取措施遏制和惩治腐败，既十分重要，又十分紧迫，既是现实之需，更是历史之举。 借鉴世界各国的反腐成果，中国特色的科学反腐制度，主要应包括家庭财产申报制度、金融实名制度、遗产税和赠与税制度、公民信用保障号码制度、反腐败国际合作制度五种，并以此为核心内容，制定和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腐败法。只有科学设计和强力推行上述五项制度，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腐败法，使之互相配合、互相衔接、互相支撑，才能从根本上遏制腐败多发、高发的态势，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政治和经济保障。 毋庸置疑，随着以阳光法案——家庭财产申报制为代表的反腐制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腐败法的出台，中国社会将面临一场深刻的变革。 既然以家庭财产申报制为代表的反腐制度如此高效，那中国为什么不用。 以家庭财产申报制为代表的反腐制度，实践证明是目前世界上最有效的科学制度，而中国惩治腐败的方略，应该是建立在以家庭财产申报制为代表的科学制度上。对此，人们不禁要问，既然以家庭财产申报制为代表的反腐制度如此高效，那中国为什么现在还不用。这里面既有深刻的历史原因，更有复杂的现实原因。 历史原因是。以君主专制为核心的伦理型政治，在中国占统治地位并长期延续。数千年来，人们可以对现存的政治状况进行剧烈的批判，主张各种政治改革甚至进行政治“革命〞，但很少有人对这种以人治为根本特征的君主政治的根本点发生疑心。君主专制、中央集权、自上而下的官僚网络等等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即使存在着政治腐败现象，也不过是帝王、官僚的道德品质问题，关键在于使统治者——权力握有者保持或恢复他们内在的贤明、善良。之所以产生如此认识，都是基于一个根本的理论前提和思想信念——人性本善。恰恰相反，在地球另一端的兴旺国家，为防止政治权力的扩张、垄断和专制，却进行着另一种探索，即建立法理型政治体制，全力谋求对政治权力的外部制约。所以如此认识，也是基于一个根本的理论前提和思想信念——人性本恶。 显而易见，兴旺国家与中国在防范权力异化、政治腐败上所走的路线是有所不同的。但如何评价这两种路线的社会效果呢。无疑，这两种路线在其历史开展中都有过自己的荣耀，但从历史必然性和现代社会开展的趋势看，应该说，伦理型路线过于理想化，它将希望寄托在某些领袖的重视与官吏的自律上，因而往往只能在某些时期或某些个人身上发生作用。中国古代的太平盛世大多出现在王朝之初，而其清官又寥假设晨星便是最好的说明。 相比之下，兴旺国家的法理型路线那么以其突出的稳定性、常规性而更贴近于实际。世界上所有清廉国家在近现代，几乎无一例外地建立了一整套相关的法律制度，来防止、消除政府官员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其中诸多成功经验足以证明廉政制度化的必要和可行。当然，在兴旺国家的开展历程中，也有过政治黑暗和官员腐败，但其主要原因在于制度的不完善与制度未得到切实执行。而这又从事物的另一面向我们昭示：建立制度必须科学有效，执行制度必须具有刚性。 现实原因是。实行家庭财产申报制和金融实名制为代表的几项制度，将使党和国家面临三大风险。 一是政治风险。任何政治改革都是为政权稳固效劳的，但政治改革常常容易加速政权的丧失，这样的例子在当今世界不胜枚举。如时任韩国总统金泳三实行的金融实名制，导致两位前总统的身败名裂和自身的垮台;意大利、日本的反腐举措使得政府内阁象走马灯似地频繁更迭等。 二是经济风险。家庭财产申报制、金融实名制等制度的实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腐败法的出台，使腐败成为一种“风险极大〞而“收效甚微〞的事情，使原有巨额的腐败资金成为“烫手山芋〞。俗话说，“狗急跳墙〞。腐败分子为了逃避法律制裁，必然想方设法掩盖事实、转移财产，势必造成大量国有资产流失，国民经济由此面临重大风险。 三是社会风险。历史上许多动乱最初都是以反腐败的名义发动的。腐败现象的曝光和查处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执政党的决心和勇气，同时也使执政党的公信力面临巨大的考验，容易引发民众不满和社会骚乱，造成执政根底动摇。 上述三大风险，对于一个正处于上升期的开展中国家，尽管有着不可确定的因素，但仍属“刮骨疗伤〞之痛。正如一个身患重病的人，采取积极的手术治疗可能有生命危险，但不动手术几乎没有希望。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在身体免疫力较强的时候冒险救治，其成功的例子不胜枚举。同样的道理，未来2023年，在我们党正处在历史上最兴旺兴旺的时候惩治腐败顽症，无疑是选择了最正确的手术期。 笔者最近出版的新著科学制度反腐论，对未来2023年如何构建反腐格局进行了系统论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阅，或许会有所启发。 第5页 共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