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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服务实体经济导向 深入推进金融改革创新——关于我省金融工作改革创新的调研报告（摘要） 一、近年来我省金融工作的主要做法和成效 （一）着力加快地方金融体系建设，建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心血管”。针对我省金融机构还不健壮，尤其是县域及以下金融服务能力偏弱的问题，我省深入推进了“引金入黔”、大力推进了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改革、加快推进了金融“五个全覆盖”和“十延伸·十服务”，引导金融机构不断加强机构建设，打通了向基层企业和群众服务的“最后一公里障碍”。主要做法和成效为：一是从全省看，省域金融机构体系不断健全。二是从县域看，县域金融机构体系不断完善。三是从乡镇及行政村看，金融便民服务已基本全覆盖。 （二）着力发展地方政策性金融，打造重大项目和薄弱领域融资的“主航道”。针对商业性金融存在的失灵问题，省委省政府创新性提出大力发展地方政策性金融，健全了金融扶贫投融资体系、建立了全覆盖的政策性担保机构、创新了政策性金融信贷产品，有效引导了商业性金融和国家政策性金融向我省重大项目和薄弱领域增强资金供给。主要做法和成效为：一是健全金融扶贫投融资体系，有效保障了重点领域和重大项目的融资需求。二是建立全覆盖的政策性担保，有效撬动了资金投向小微企业和“三农”。三是创新政策性金融信贷产品，有效缓解了企业和农户“融资难”和“融资贵”。四是大规模设立政府投资基金，有效引导了社会资本参与脱贫攻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三）着力推动金融产品创新，提高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和“便利性”。近年来，我省各级政府、金融机构、企业不断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探索开展了多项金融新业态或产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有所提高。主要做法和成效为：一是供应链金融巧解了融资难。二是增信集合债扩大了支持小微企业的覆盖面。三是可循环贷款打消了企业还款顾虑。四是数谷e贷用科技破解了企业“融资难”。五是绿色金融让经济发展的绿意更浓。 （四）着力防范和化解财政金融风险，牢牢守好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的底线。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财政金融风险防范工作，在风险防范上始终坚持市场主导和政府引导相结合，坚持依法依规和有扶有控相结合，确保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主要做法和成效为：一是着重防范化解地方金融机构风险。省政府出台了《贵州省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五项工程”实施方案》，加强金融监管与风险防范能力建设，稳妥化解重点领域与关键环节风险隐患。二是着重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积极通过完善债务管理体制机制、推动平台公司转型、盘活优质资产等方式化解政府债务，确保不因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而引发区域性金融风险。三是着重推动国有企业降低债务杠杆率。我省国有企业积极清理过剩产能减负、推进资产重组、开展实施“债转股”、引入股权投资、强化自我约束，着力降低企业杠杆率。 二、当前我省金融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地方政府和融资平台过多占用了金融资源，导致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不足。根据对多家银行的贷款统计，政府及融资平台的贷款增速和新增贷款都已超过实体经济，政府及融资平台的贷款余额占比也较高。主要原因为：虽然政府大力推动金融支持实体经济，但政府项目体量更大、利率更高、还有政府资源支持，对金融机构的吸引力超过一般实体经济的产业项目，导致银行“垒政府”思想严重，对政府项目争抢有余，对实体经济尤其是小微企业和“三农”服务不足。 （二）对小微企业和“三农”等薄弱领域提供的金融资源较少，薄弱领域的资金“可得性”不高。贷款资源供应少导致小微企业和“三农”等薄弱领域资金供求矛盾突出，也是“贷款难”的主要原因之一。调研发现，全国性股份制银行专门投放给小微企业和“三农”的贷款占比较少，且部分银行为负增长；地方法人机构对小微企业的贷款余额占其表内和表外贷款比重也不高，给予小微企业的支持不足。 （三）银行过于追求利润和规避风险，“融资贵”“融资慢”“期限短”“门槛高”的问题依然突出。一是融资仍然贵。调研发现，我省小微、“三农”贷款利率普遍在11%以上、担保费率普遍在3-4%左右，加上保证金和其他费用，融资综合成本一般在15％以上。主要原因是小微和“三农”企业抗风险能力较弱，金融机构出于风险考虑，通常利用高利率和担保的方式对冲高风险。二是融资仍然慢。调研了解，银行向企业发放一笔贷款从申请到批准至少要经过１０多道复杂的程序，普遍需要2至3个月的时间，甚至有的企业申请贷款时间已达6个月之久仍然没有得到贷款，严重影响了企业受时间、季节左右的收购、加工和销售等生产经营。贷款慢、时间长的主要原因是县级支行审批权限小，办事的拍不了板，拍板的离得远、办事慢。三是融资期限短。中小企业大部分处于创业期，需要长期资金支持，但银行出于风险考虑，对中小企业多采用短期流动贷款，企业每年需进行“调头”续贷，尤其是农业企业，从投入到产出盈利时间更长，调头续贷的问题更突出。为了“还旧贷新”，企业有时需要借助“民间借贷”等高成本资金完成续贷，增加了企业的融资成本，加重了企业负担。四是融资门槛高。贷款“门槛高”主要是贷款基本都要抵押物，但银行和担保又比较认可不动产抵押，机器设备、土地经营权、应收账款质押、专利权、购买服务协议等抵押业务开展少。抵质押担保物多样化的缺失，制约了担保方式的创新，压缩了抵质押担保空间。 （四）地方政策性金融的配套政策不足，撬动融资的作用还不强。一是“特惠贷”配套资金和政策不足，规模再扩大掣肘多。调研了解，“特惠贷”继续扩大规模还存在多个掣肘因素。主要体现为：部分农信社存贷比高，贷款规模受限。风险补偿与贴息资金缺口较大。缺乏亏损弥补机制，特惠贷发放越多，农信社可能亏损越多。二是产业脱贫基金的审核门槛高，基金项目落地较少。至今年一季度，发改部门虽已审核通过项目5095个，申请基金投资金额7173.06亿元，但目前通过银行风控的项目仅有16个，金额合计8.03亿元。主要原因是政府引导基金不是按股权投资的方式评审项目，风控流程类似审批贷款，过多要求企业提供抵押担保，没有体现政府资金参与的作用，机制有待改进。三是人才缺乏且限制条件过高，政策性担保的作用发挥不够。与全国尤其是与安徽比，我省融资性担保尤其是政策性担保的放大倍数明显较小，担保作用不突出，如安徽省利用“4321”机制担保约700亿元，我省利用“4321”机制担保的金额仅为2688万元。政策性担保金额少，放大倍数小的主要原因是：一方面，绝大多数县区政策性担保机构人员都是从财政局抽调过来的，对专业性较强的担保业务较为生疏，加之又是政府工作人员身份，对风险把握不准，不愿担保也不敢担保，部分县甚至还未开展政策性担保业务。另一方面，我省“4321”要求按照基准利率放贷，银行对此积极性不高，而安徽的“4321”风险分担机制没有基准利率放贷限制。 （五）新金融业态的推广利用不多，存在“盆景多”“风景少”的问题。一是绿色金融的推广应用少。主要体现在：业务规模未实现较大突破，环境权益交易市场缺少主打交易产品；资金来源主要还是本地资金与国家政策资金，周边及长江、珠江受益区域对我省投入补偿的资金不够，生态建设的外溢作用没有发挥；对绿色金融机构及从业人员的激励措施少，缺少绿色金融专项资金，缺乏担保、贴息、风险补偿等保障机制，金融机构对绿色金融业务开展较为谨慎。二是科技金融的推广应用少。我省科技金融的“雷声大”，但服务和产品创新“雨点小”。主要原因是与发达地区比，我省在科技金融的工作机制、机构设立和平台建设方面都还明显不足。三是供应链金融的推广应用少。与发达地区比，我省还缺乏供应链金融运营主体，目前主要是商业银行主导的运营模式。在商业银行主导的运营模式中，由于核心企业要承担连带责任，往往对供应链产品介入意愿不强。同时，我省中小企业规模普遍偏小、产业集群少、特点各异，标准化的供应链金融产品难以有效满足市场需求。企业、物流、银行各自搭建自己内部的信息平台，对接难度较大，难以实现供应链金融所要求的信息共享、物流与资金流对接的目标。 （六）部分机构和行业的风险仍然突出，风险监管和处置压力仍然较大。一是地方法人机构的表外业务风险不容忽视。地方法人机构的表外业务将资金更多投向了政府及融资平台，其中投向市政和交通方面较多，这些项目收益少，缺乏还款来源，且表外资金的使用成本较高，增大了还本付息压力。二是村镇银行风险增加快。截至今年3月底，全省村镇银行不良贷款余额达4.65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2.51亿元，增幅为85.26%，资产质量恶化趋势明显。三是部分行业的风险逐步扩散。截至今年4月末，全省采矿业、批发零售业和农林牧渔业不良贷款增加较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建筑业和个人贷款中的不良贷款增速较快，信用风险由传统行业向非传统行业扩散趋势明显。四是部分国有企业的杠杆率较高。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全国焦炭、煤炭、化工、冶金等行业债务负担尤为沉重，资产负债率高达76.5%。我省部分国有企业的杠杆率远远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较重的财务负担大幅削弱了公司的盈利能力。五是中小微企业失信问题比较突出。全省农信社、村镇银行不良贷款85%以上集中在中小企业、三农贷款，失信违约多是银行“惜贷”的主要原因。 三、贯彻落实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精神的建议 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被称为金融“遵义会议”，提出了金融工作“服务实体经济、防范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的三位一体改革任务，纠正了当前金融“脱实向虚”的发展方向，结合当前存在的问题，我省金融工作还应重点加强以下六个方面的工作： （一）大力发展普惠金融，增加对小微企业和“三农”的金融供给。一是继续加快机构网点下沉，提高普惠金融服务的覆盖率。银行机构应进一步完善县级分支机构布局，加快向乡镇延伸服务网点。政府和监管部门要着力引导商业银行单列小微企业和涉农信贷计划，建设普惠金融事业部，进一步推动银行机构扩大县域支行小微企业、“三农”信贷审批权。二是加强普惠金融的信贷考核，引导银行增加信贷投放规模。银监部门应优化对小微企业和“三农”贷款的考核指标，与在当地吸收的存款情况挂钩，设置审批时效指标，督促银行提高审批效率。政府部门应用好财政存款分配的“指挥棒”，每年根据银行支持实体经济创新金融产品的考核情况，对财政存款的分配权限进行适当调整。三是推进抵质押担保方式创新，降低小微企业和“三农”的贷款门槛。探索建立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市场化风险补偿机制，推广政府购买服务合同、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协议项下权益（含特许经营权）质押贷款业务，推广林权、水域滩涂养殖权、水电（供水）水利资产等新型抵质押担保方式，鼓励农业龙头企业为农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贷款担保，争取更多“三权”抵押贷款试点县市。四是督促银行主动作为和主动服务，切实降低小微企业和“三农”的融资成本。完善和公布商业银行及企业抵押贷款环节涉企收费清单，加强银行业收费专项检查，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落实续贷政策。 （二）加强地方国有金融机构建设，增强地方政府向实体经济配置金融资源的话语权和能力。一是加快地方国有金融股权整合，把省金控公司打造为全省AAA级的战略性、创新性金融发展平台。建议将地方国企持有的金融股权集中到省金控公司集中化管理，增强我省政府融资平台在资本市场的融资议价能力，通过省金控公司为各级政府的基础设施和民生项目融入低成本、长期资金，转借各地政府使用，切实降低市县级政府直接从金融机构贷款融资的规模。二是着力打造特色区域银行，促进贵州银行和贵阳银行回归服务中小微企业和绿色金融的本色。推动贵州银行和贵阳银行走差异经营、特色经营的道路，专注服务中小微企业和绿色金融发展，成为财务绩效和社会绩效相均衡的特色区域银行。三是加快将省国有资产管理公司打造成为国有资产资源盘活转换的重要平台，化解处置地方不良资产。加快与各市州及县级政府合作组建和设立地方资产管理子公司，采取平台跟平台之间合作、在平台之上再造平台等举措引入优势资源。 （三）加快地方政策性金融建设，引导资金向薄弱领域“输血供氧”。一是加强政策配套，扩大政策性贷款规模。对“贵园信贷通”“贵工贷”“黔微贷”等政策性金融产品全部嫁接“4321”风险分担机制。整合央行再贷款政策和省财政贴息政策，将央行对省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