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民主在中国政治的起源和发展分析研究行政管理专业.doc

一、网络民主在中国政治的起源和发展 网络民主兴起于20世纪末，此时中国正处于现代化的转型期，一方面，国民经济持续增长，工业化、市场化进程加快，基础教育普及率和民众识字率不断提高；另一方面，社会出现了有限的多元化，公民政治参与呈现初步规模，但面临严重的短缺困境，面对公众强大的民主压力，政府显得有些力不从心，缺乏足够的制度化能力与引导能力，表现出一定的失衡状态。这与中国在改革开发初期采取的“经济先行，以经济发展带动政治改革”的非均衡发展策略是息息相关的。 取这一策略，是由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等客观条件所决定的。由于经历了十年的文革动荡，中国的经济发展己经严重滞后，和平与发展成为当时最紧迫的任务，能否在一个良好的政治秩序中谋求发展是现代化成功的关键。邓小平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1]国外学者也认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普遍发生了政治动荡，政治不稳定几乎成了走向现代化的政治伴生物。因此，对于正在走向现代化的国家来说，“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2]。只有依靠强大的政府能力保持政治稳定，社会资源才可能在短时间内聚集和高效利用，社会才可能在政府动员下由分散状态走向集中。 这一策略给中国带来巨大变化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发展的后遗症。一个严重后果就是：滞后的政治改革导致了强大的民主化压力，民众的政治参与面临严重的制度供应短缺。这种制度供应短缺主要表现在：制度化参与渠道狭窄，法制途径成本太高，表达民意机构功能虚化，许多原本是法律规定的公民参与权利由于种种原因而得不到落实。制度供应短缺导致了非制度化参与和非理性参与。但是市场经济所带来的政治参与趋势是无法抑制的，同样，在改革开放中聚集起来的强大民主诉求也不容忽视，如果政治参与问题得不到解决，民主的诉求得不到满足，势必影响政治现代化的持续与稳定。政治现代化学者普遍认为，政治参与能否与政治制度化水平协调发展，这是一个国家现代化能否稳定及持续的关键因素。如日本政治学者蒲岛郁夫认为政治参与和政治稳定息息相关，“政治参与是社会的经济发展、社会的经济平等、政治稳定的函数。同时，政治参与为政治稳定发挥作用。公民政治参与的程度越高，政治体制对国民意愿的反应越敏感，随之，也可以提高公民同政治体制的一体感和正统性，直接关系到政治体制的稳定”[3]。亨廷顿认为现代化国家能否解决好参与危机，即能否吸纳和满足新兴利益集团的参与愿望和动机，是能否保持政治秩序关键，他提出的“政治参与/政治制度=政治稳定”公式，是研究现代化国家政治参与和政治秩序的关系的经典范式。可见，参与热情高涨与制度化参与渠道狭窄所形成的参与困境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巨大障碍。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所承受的民主压力将越来越大。 网络的兴起给中国民主带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它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参与渠道，为民众参与提供了全新的技术支持。传统的政治控制手段面对网络民主现象显得有些力不从心，正如李永刚所言：互联网络的扩张几乎在各个方面都己成为政治控制的“克星”，它正以自己的节奏改变甚至摧毁传统意义上的政治控制机制[4]。传统政治控制的失效释放了中国民主的空间，激起了民主极大的参与热情，但同时又处处受到现实政治制约。可以说，中国特定的政治生态在为网络民主提供发挥空间的同时，也为网络民主的作用设定了一个限度范围。 二、网络在中国民主政治中的现实功能和作用 在探讨中国网络民主的功能之前，我们还是回到与民主相关的话题中，当然这不是个轻松的话题。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以民主观混乱为特色的时代里”[5]，各种民主理论范式粉墨登场、错综复杂，探讨民主问题将注定会引来无穷尽的争议。但另一方面，在各式各样的民主理论范式背后，有一点却是共通的，即民主是一种参与，对参与的不同理解导致了不同的民主观。如谁参与、参与什么、以何种手段参与等。从政府过程的角度来看，完整的政府过程包括：初始阶段、过程阶段和结果阶段，民主即意味着公民采用特定方式参与政府过程，那么，民主的范围和层次也可以界定为初始民主的民主、过程层面的民主、结果层面的民主。初始层面如选举民主，过程层面如参与民主、协商民主、咨询民主等，结果层面如监督民主等。 那么，网络民主在政府过程中发挥什么功能，其作用的范围多大？这是由现实政治所决定的。从技术和政治关系来看，网络给人类带来的最大变化，就是它以一种全新的技术塑造和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同时，它的作用范围又受到现实状况的制约，它只是现实政治在虚拟空间的一种投射。所以，网络民主在不同的政治生态下，其功能存在较大的差异。 在西方发达国家，网络民主更多的是一种辅助性治理手段，其在现实政治中运用最多的是网络的便捷性和互动性，网络给了选举和投票等提供了诸多便利，减少了成本，扩大了政治效能。其作用形式如电子选举、电子投票以及电子参政议政等。如选举中的网络宣传，政治广告、网络募集选举资金和志愿者以及公民在行政、立法、司法过程中与政治家的互动等。 我们在探讨网络民主的作用范围时，绝不能忽视不同政治形态之间的差异性。中国的政治现状决定了网络民主发挥的作用范围还相当有限。如果把网络民主的作用范围分为两个维度——参与和影响，那么中国网络民主更多体现在影响而非参与上，即便是参与，也只能体现在过程和结果的某些层面的参与，如电子政务、政府信息的公开，官方与网民不定期的互动，以及不定期的收集调查民意等。总的说来，网络民主对中国现实政治发挥的作用范围来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功能上。 （一）政治输入和反馈功能 政治系统原理表明，政府过程就是公民和政府之间的信息(公众意见和民意)输入、输出及反馈过程。政治系统的平衡有赖于输入与输出的协调，而这种协调是依靠反馈实现的，通过反馈，政治系统就可以不断进行输入——输出——输入——输出……，从而使自身无限延续下去。如果没有反馈，政府就无法对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进行有效判断，从而直接影响到输入与输出环节的数量与质量。“如果没有足够数量的信息，任何系统都不能在一个稳定的世界中持续下去，在一个变化着的世界中更不能持续下去，除非有意外。”[6]可以说，反馈对政治系统的有效运行至关重要。 在中国，传统的政府过程是一种输入、输出与反馈三者失衡的政治系统，政府输出过于强大，而输入和反馈严重不足。主要表现在：公民政治参与渠道狭窄，缺乏表达真实意愿的机会，通常作为民意输入、输出管道的大众传媒，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被政府牢牢控制，导致功能缺位；公民的政治认知过程也是政府主导下的自上而下的单向流动，公民仅是被动的接受者，对信息的获取和辨别能力非常有限。可以说，传统的政治权力对社会的控制建立在对信息的控制和专享上，信息是权力的象征和源泉，层级越高，所拥有的信息量越大。国家通过控制信息，有意识地利用大众传媒来影响公众的政治认知和判断，塑造他们的政治情感体验方式。例如：对信息进行筛选过滤，防止危害政治系统安全的信息散布，对政治舆论和进行引导和控制等。在国家主导大众传媒的情况下，普通公众获得的都是已被筛选的政治信息，那些企图对抗主流意识形态的组织和个人，想宣传自己的思想，往往由于自身势单力薄和成本过高而最终放弃。这样，国家就能够轻易地控制传媒，并用单一的内容(或声音)塑造统一的政治舆论从而主导意识形态[7]。客观来说，信息输出的专一化对于党和政府推行政策法规，维护政治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也暴露了种种弊端，如导致政治传播渠道失真、公民社会发育滞后、公民自主精神凸现不足、社会活力被严重压抑等。由于传统的传播媒介受到各种人为控制和技术限制，无法有效反映真实民意，从而进入政府决策过程，加上公民社会的发育不良导致政府权力缺乏外在约束力量，极大地妨碍了政治系统的有效运行。正如有学者所担心的：“在相对与互联网而言的旧媒体中，我们不少媒体的宣传模式是僵化的，许多报道内外有别，话语生硬，内容空泛，形式陈旧，言路闭塞，甚而至于借用民意，引导与制造舆论之心太过直露，劣势早显。面对互联网，如果继续这种僵化，中国的传统主流声音将可能最终在全球化的传播系统中失语。”[8] 网络提高了政治表达的自由，开创了信息多元化和言论自由的新局面。网络在改变以往封闭的政治生活的同时，也为人们提供了更加便捷的参政工具，使得人们能够更加平等地享有知情权，更加平等地表达自己的政治利益和政治观点，亲身体验政治生活的意义，获取政治知识和能力，了解和感受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的公民的权力、义务和责任。可以说，网络带来的民主参与激情将从根本上改变传统政治系统输入、输出和反馈的严重失衡状态。 一方面，网络所释放的参与热情聚集了强大的民意，这些民意为政治输入提供了现实素材；另一方面，网络也为政治系统中公民的反馈提供了可能。网络议政已经使公众意见得到了凝聚和彰显，曾经静默且彼此隔阂的公众声音，开始在网络空间中汇集和展示。尽管目前并没有可靠的制度渠道，向政治决策层及时导入这些网络民意，但这种不同以往的意见汇聚和表达方式，正在强化公众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传递对于封闭政治的焦虑，使得现实政治被迫做出回应，这无疑是民主的进步。如“孙志刚事件”，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有赖于网络舆论，“刘涌案”、“宝马案”的重审也与网络舆论的压力有关，“厦门PX项目”基于政府与网民的互动。尤其在2008年两会期间，网络和政府的互动更形象体现了网络民主在现实政治中发挥的强大功能，网民对政府提出了多达几十万条意见和建议。温总理会见中外记者时公开肯定了这种“民意直达高层直通车”沟通方式，并在开场白中说：“我从群众的意见中感受到大家对政府工作的期待和鞭策，也看到了一种信心和力量。”[9]可见，互联网为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平台，充分证明了我国高层对网络舆论的重视，也意味着政府高层在学会利用互联网促进民主，下情上达，与民意形成良性互动，对现实的民主起到了促进作用，“因特网像一张‘不放过任何东西’的庞大的蛛网，它所具有的对信息的搜集、存储、传递和处理能力，对打破政治生活领域内的信息垄断和由此衍生的集权控制，潜在地具有颠覆作用；它扩大了公众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天然地符合民主精神”[10]。 （二）政治监督和纠错功能 政治监督和纠错机制通常作为衡量一国政治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甚至民主发展程度的核心标准。一般来说，政治监督可以分为体制内监督和体制外监督。体制内监督主要依靠民主宪政的制度安排来实现，体制外监督主要依靠相对独立的公共舆论和市民社会来实现。在我国，由于体制内缺乏监督和纠错的制度安排，政府作为政治沟通和传播的主导力量，无法对自身形成有效监督：体制外监督因种种条件的限制也先天不足，“中国的新闻传播在对权力实施舆论监督，特别是批评报道方面处于天然的劣势，从而产生‘只打苍蝇，不打老虎’的问题”[11]。监督力量与纠错机制的缺失已成为影响我国民主进程的强大阻碍。 网络形成了一种天然的监督机制纠错机制，它加速了公共领域的形成和成长，营造了一个体制外的民主力量，这种独立的力量无疑对政府起着一定的监督和纠错功能。尤其是在主流媒体的普遍失语状态下，这种力量更是难能可贵，从孙志刚事件的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到“宝马撞人”案审判结果的改判，以及厦门PX项目地址的改迁，乃至闹得沸沸扬扬的“华南虎打假事件”，这种因为网络舆论监督而改变政府决策的实例举不胜举，一时间，原本被隐藏起来的民意终于被网络激活，政府无形中多了一双监控和监督的眼睛，政府在面对强大的民意面前不得不调整甚至改变决策，“这种正如屈服于公众意见而改变议事日程，在过去几乎是天方夜谭的事，但现在却确确实实地出现了”[12]。网络的监督和纠错功能表现在：首先，网络聚集的强大而真实的民意弥补了传统时代“虚假民意”和“民意不足”的弊端。在传统时代，由于身份的公开性让人很难表达真实想法，往往随大流，甚至说假话。网络政治参与将改变这一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