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青年职业教育社会学考察分析.docx

青年职业教育社会学考察分析 一、引言 20世纪早期中国社会处于内忧外患的交困期，战乱不断、物资匮乏，乡土文化根基动摇，不管都市还是乡村的青年都面临不仅无恒产可守也无恒业可干的窘境。青年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如果青年迷茫、困惑甚至沉沦的话，孱弱的国家只有一种结局，那就是溃亡。面对这种困境，以现代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有识之士纷纷针对青年组织开展各种职业化教育运动，以求国家强盛、民族屹立、社会和谐、青年成才。职业教育的对象群体显然是面向广阔青年，使从前不具备工作条件、能力的青年满足工作的要求，让青年的个性和特长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并不断挖掘其潜能，让青年从个人生存、社会效劳和国家及世界的生产力增进三个层面进行准备和训练，从而到达教育的最终目的。20世纪初期，分别出现了针对都市和农村青年发起的职业教育运动。其中家喻户晓的当属著名教育家、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联合蔡元培、梁启超等人于1917年5月6日在当时的大都市上海发起创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该社以倡导、研究和推行职业教育，改革脱离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的传统教育为职志，提出职业教育的目的是：“谋个性之开展，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为个人效劳社会之准备，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1］。另一个是以晏阳初、陶行知、朱其慧、瞿菊农等人于1923年9月在北京发起创办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该会以“除文盲，作新民〞为宗旨，结合晏阳初认为的中国社会“愚、穷、弱、私〞的四大病灶并有针对性地开展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四大教育，其中以面向广阔农民和社会底层苦力进行生产力开发为导向的生计教育影响最为广泛和深远。不管是针对都市青年的“职教社〞，抑或是针对农村青年的“平教会〞都发生在东部地区。然而，封闭落后的西南地区依然出现了一个不为大家熟知的社会建设实验—那就是以卢作孚创办的民生公司为主体的现代集团生活运动，希望通过以企业为根基，将现代集团建设和现代集团生活建设融合，进而到达能够培养社会所需青年群体的目标。在卢作孚领导下开展的社会建设试验，其青年职业教育的思想理念、教育方式、形式特点等内容仍然值得今天的我们继续审视、挖掘与借鉴。本文将立足于卢作孚有关社会建设中青年职业教育的历史事实，结合相关文献及历史资料，从历史社会学视角出发，对卢作孚领导的以青年职业教育运动为主题的社会建设试验进行考察研究，以期对民国时期青年职业教育运动留下的珍贵实践经验与精神财富深入总结和提炼，开掘对当代青年职业教育有建设性的启示。 二、民国青年职业教育运动的特点 教育一直以来都是社会学所关注的重点领域，不管是社会学创立之初还是当代的社会学研究，对于教育始终保持高度的关切。在社会学的研究视野中，教育并非是独立于社会系统之外的，而恰恰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社会子系统，教育系统的产生、开展、变革必然是根植于特定的社会结构、政治经济制度及特定的文化中的［2］。清末到民国时期，正值我国社会结构剧变时期，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制度都发生了千年未有之变局，社会变迁的步伐和大幅现代化的进程无疑也推动了教育系统的变革与开展。尤其是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前后这一时期，教育思想空前活泼，义务教育的普及、多种形式平民教育的出现以及实业职业化教育的进一步开展让中国教育在建立近代化教育体系的道路上迈步向前［3］。伴随着五四运动及新文化运动“民主与科学〞的号召，一批西方的教育理论与思想也相继传入，其中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影响深远。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强调培养学生主动性和创造性的重要性，反对传统灌输式教育模式，强调课程设置要匹配现代社会开展需要，适应社会变化，同时反对陈旧的学校管理方式，重视学生个人开展与进步［4］。在卢作孚领导下开展的职业教育运动无疑是顺应了时代开展与社会变迁所带来的社会需求，同时在吸收五四运动以来众多西方教育思想和理论的根底上结合民生公司实际情况创造性地开展的职业教育运动，从其职业教育的实践、教育开展方式以及教育理念中，我们可一窥民国青年职业教育运动的特点。 1.应用分类教育提升适应能力。我国著名社会学家吴景超曾在他的中国工业化的途径一书中论述到民国时期中国高级技术人才有赖于留学培养，中级技术人才的培养匮乏，应当开办职业学校多培养技术人才尤其是中级技术人才，从而推开工业化进程［5］。卢作孚无疑也是清醒地认识到了职业技术人才培养对推动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性，他在四川的问题一文中论及职业教育时谈道：“小学、中学所习，皆普通科学而非职业教育；大学虽属专门，又苦不能普及民众。故于普通中学之外，宜注重职业中级学校……但职业教育办理甚难，经费亦较巨，宜集合数县财力合办一校，并斟酌各地环境与需要而设科目。如成渝，为吾川工商业之中心，那么举办工商等科；叙泸农田森林较多，那么举办农林；富荣产煤，资内产糖，潼州、嘉定产丝，那么皆各立专科，就地取材，既便实习，又便推广。如此那么学校所造之人才，即供地方之实用，不至如毕业普通中学者之彷徨中道，时虞失业也〞［6］。由此可见，卢作孚首先将职业教育视为应当重点开展的教育形式，在普通学校教育体系之外着力开展职业学校这样应用型的教育是符合且适合当时国情的。其次，他认为可以通过整合地方资源集中财力，并且因地制宜结合地区优势的方式来解决职业教育开办经费困难的问题。如此一来，不仅最大限度优化资源配置，并且可以使职业教育更有针对性。根据卢作孚的职业教育规划，在工商业中心宜开办工商科的职业教育，在农田森林资源丰富之地宜开办农林类的职业教育，在产煤、产糖、产丝绸之乡，都应各自成立产业对口的职业教育学校。这样做不但能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因材施教，而且便于学生实习，且利于成功经验的复制推广，从而大大提高职业学校毕业学生的就业能力。1936年，章乃器在中华职业教育社纪念“五四〞运动17周年会上从个体生存、生活和人类进化的视角演讲了青年求学与思想问题和青年职业问题，说明了民国时期青年应当反对读经，不仅要重视自然科学而且更加应当重视政治、经济和社会等社会科学，才不至于陷于“只会修造一座桥梁而不管选址是否得当〞的窘境，同时强调要从社会的实际问题出发，找准着力点，反对闭门造车、坐而论道等旧式教育。卢作孚亦提出：“可靠功夫须从实地练习乃能得着，学骑马须在马上学，学泅水须在水上学〞“我们应从野外去获得自然知识，到社会上去获得社会的知识〞［7］。可见在对于职业教育的理解上，民国时期的两位先驱者都不约而同地强调“实践〞在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众所周知，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体系不仅在二战后助力德国经济迅速腾飞，并且时至今日依然是德国制造强国的稳固基石。在“双元制〞的教育体系中学生学习不仅与企业职业实践紧密结合，而且与社会经济开展现状适时结合［8］。而在卢作孚的职业教育思想和实践中同样看到了这样校企结合、注重实践的现代学徒制职业教育理念的萌芽，实为难能可贵。在今天“中国制造2025〞方案、提倡大国工匠的时代背景下，大力开展职业教育显得尤为重要。然而同质化的、低效率的、重复性的、粗放式的职业院校投入不仅浪费资源，而且于青年的成才成长帮助极其有限。因此，民国时期因时因地集约式的有效配置和使用资源开展职业教育的做法很值得思考和借鉴。 2.军事训练磨炼青年心智意志。苦于四川连年军阀混战的现实，卢作孚认为应当打破防区制并且裁军，军民共同谋划建设四川。军队应“由工兵以教成工人，使人有职业，不至流离失所，铤而走险〞［9］，同时他认为在职业教育之中军事训练是必不可缺的重要环节，即“要从各方面包围着军事的训练活动，从睡觉、起床、吃饭、走路、运动、读书、上课、下操以至于休息、游戏，都包围着军事训练而活动〞［2023］。水手是航运企业里最根底的工作岗位，高级船员的逐层晋升也是从此开始的，在金字塔型职位体系当中注定了水手是人数众多且不起眼的。然而，卢作孚却非常重视这些职业化起点的岗位，民生公司每季新招的水手，不管文化程度上下，均要组织到北碚进行军事化训练，水手训练班可以说是每一个入职船员的职业生涯的第一课。训练班通常安排在酷暑或严寒时节，一来可以磨砺心智意志，二来可以提升大家的扶助团结意识。在职业教育中，卢作孚针对所招批次青年学生的不同情况开展时间长短不一的训练班。既有先生教授文化课，也有教官指挥操练，饮食、起居、训练和游戏等每一项都充满了军事化训练的内容。同时，在民生公司的职业教育中军事化的职业训练与教育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1933年起，民生公司每年纯利中拨出3%～5%专门用于职工培训，并规定公司新职工，必须进行2～6个月的岗位培训，接受以爱国主义教育为中心的思想教育和以工作岗位为主的技能培训。新中国自1985年才开始在局部高校实施军训试点，时至今日军训已作为国防教育与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形式被写入国防教育法。军训可以说不仅是对学生军事技能的训练，更是对其爱国主义思想的浸润、吃苦奋斗精神的培养及国家总体平安观念的形塑［11］。卢作孚在民国时期就已经意识到了军事化训练的重要意义并将其付诸实践，不仅使得民生公司在其后民族危难之际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更为中国近代化职业教育培训留下了珍贵的经验。面对当今社会重知识轻实践、重分数轻能力、重结果轻过程的功利教育导向，提倡军事化训练，提倡吃苦耐劳，提倡身心健康以换取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教育理念可谓是先进且有效的，是当前职业教育课程设计中值得参考和借鉴。 3.集团生活模式提高集体意识。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中提出社会分工是现代社会开展的必然趋势，当然分工也带来了社会整体结构的分化，而社会正是由分化的不同领域的相互协调分工与合作所组成，以到达一种“有机团结〞的秩序状态［12］。可以说分工和合作的产生必然带来社会组织结构的重构。民国时期所经历的单一家庭（家族）的结构单元瓦解后，经过以职业为纽带的链接形成集团化的生产、社会生活新模式是现代化开展的必然结果。费孝通在对中国人的国民性长期观察后凝练而经典地概括为“差序格局〞，指出中国人不像西方人一样有团体生活，皆为个体生活的延展放大而已。卢作孚在建设中国的困难及其必循的道路一文也指出中国人的两重社会生活，那便是以家庭为第一重，以家族、亲戚、邻里、朋友关系为第二重的社会生活圈，而其中的家庭就是中国人社会生活的核心单元，其余的社会关系皆为家庭关系向外扩大所致，卢作孚的观点与费老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处。形成于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的两重社会生活结构对于皇权不下乡的传统农业社会是最为稳定的结构，然而对于民国时期的近代社会而言这样的结构却是从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转变的最大阻碍。因此，卢作孚认为中国要走现代化道路就必须完成以家庭生活为中心向以集团生活为中心的转变，这也是卢作孚领导的青年职业教育运动的着力方向，即“集团生活没有改变不能学现代〞［13］。如何才能完成这样的转变进而实现集团化生活呢。其中最重要的途径就是职业化分工合作的推行，职业分工是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产物，职业越是细分和专业化越是需要合作，而通过集团化生活的方式可以很好地整合分工与合作，实现职业之间有机的平衡，到达培养集体意识的目标。正如有人称，“卢作孚百年前的现代化集团生活试验如同黄种人打破‘东亚病夫’的刻板印象一样打破了中国人天生就‘一盘散沙’的观念，证明了中国人并不比西方人缺乏组织性和纪律性，在适宜的组织下，他们是可以进入现代化的团体中并开展出良好的团队精神的；同时也证明了中国人有足够的能力和智慧来组织和领导现代化的团体〞［14］。卢作孚通过职业教育训练提升组织的群体意识的做法可以说是经过实践证明的成功范例。以孝悌为核心的礼俗文化虽然土崩瓦解，但优良的传统还需要保持和发扬，勤和俭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两大法宝。在开展集团化生活的同时卢作孚提出“大胆生产，小心享受〞的口号，让青年们勤学苦练、业精于勤、勤俭持家，而不去追求奢靡享受、纸醉金迷、互相攀比的生活，培养出青年人积极向上、成熟乐观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三、民国青年职业教育运动的成效 文化是一个组织内部大多数成员所共享的价值，当大多数成员都遵循某种价值并去行动时就会逐渐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