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调研报告.docx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调研报告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现状、困境及出路 未成年人犯罪作为全球性的问题一直广受关注。未成年人由于其身心开展的特殊性和不成熟性，极易受外界不良因素干扰而违反社会标准，甚至走上犯罪道路。另一方面，未成年人的人生观、世界观尚未完全定型，可塑性强，如果不考虑未成年人的人格因素，机械地依据犯罪事实施以刑罚，很可能不利于未成年人的教育和矫正。因此，司法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应尽可能地审查未成年人的个体差异、人格特点，因人施教，按照刑罚个别化原那么选择针对性的处遇措施，从而实现刑罚个别预防功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1]，是指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过程中，由专职机构或者专职人员对未成年被告人的成长经历、性格特点、家庭环境、学习情况、心智状况以及案发后表现等情况进行全面、细致的调查，并出具书面的调查报告，为司法机关公正合理地惩罚、教育、挽救未成年被告人提供参考依据。社会调查制度因其有利于刑事审判中量刑的科学化、准确化和合理化，已在未成年人刑事审判中被赋予特殊关注。但在司法实践中，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运行困难重重，本文基于此尝试分析镇海法院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开展情况、主要特点以及存在的现实困境，并在此根底上提出完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建议。 一、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开展情况镇海法院刑事审判庭早在1991年就在刑事审判庭中成立了专门审理涉及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少年刑事案件合议庭（以下简称少年合议庭），由专人负责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为进一步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2023年3月，镇海法院设立了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20多年来，少年庭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过程中，不断地探索和逐步推进社会调查制度，具体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初创阶段。1991年，少年合议庭成立以后，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尝试开展社会调查工作。这一阶段，无论是在调查报告的主体、方式、形式、内容等方面，都处于较为初级的探索阶段。当时的社会调查以法院为主导，采取两种方法：对于本地户籍未成年人，少年庭法官对法定代理人进行走访，以谈话的形式制作调查笔录；对于异地户籍未成年人，由法院向未成年人家庭寄送调查表，要求其法定代理人认真填写后寄回，以调查表作为社会调查的载体。上述社会调查的材料主要反映未成年人的家庭情况、成长经历、性格特点等，为更好地帮教未成年人提供了良好的素材，但同时因为被调查对象限于未成年罪犯的法定代理人，所以社会调查根本都反映出未成年罪犯平时表现良好的一面，不能全面客观反映其真实情况，对未成年被告人的量刑影响不大。 2、深入阶段。202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假设干规定第21条，规定：开庭审理前，控辩双方可以分别就未成年被告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进行调查，并制作书面材料提交合议庭。必要时，人民法院也可以委托有关社会团体组织就上述情况进行调查或者自行进行调查。这一规定，为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实施社会调查制度提供了最直接的法律依据。镇海法院在以往审判实践的根底上，制定了更为详细的社会调查制度，社会调查由原来单纯依靠法院转为以法院为主，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共同参与，亲自到未成年人所在家庭、社区、学校、单位进行走访，调查报告较为真实地反映未成年人在实施犯罪前的平时表现、性格特点、成长环境等。同时，镇海法院与镇海看守所建立了良好的工作机制，对被羁押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发放心理测评的综合测试题，对未成年人犯罪后的表现及心理状态进行测评，以全面了解未成年人犯罪前后的表现。 3、标准阶段。2023年，XX市中级人民法院、XX市人民检察院、XX市公安局、XX市司法局联合发文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假设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明确规定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开展社会调查，调查主体为未成年被告人户籍所在地或者暂住地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机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应当提供或审查社会调查报告，人民法院应当将社会调查报告作为量刑依据进行质证。这一标准性文件，明确了社会调查的主体、内容、作用等，操作性强，为司法实践起到很好地指导作用。2023年至2023年第一季度（图表一），镇海法院受理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共对53件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发出调查函86份，并对其中12份的社会调查报告进行当庭质证，对符合非监刑条件的未成年被告人尽量适用缓刑或单处分金。这对于提高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审判质量，加强司法机关之间及其与司法行政机关之间的配合，更加有效地加强对未成年人罪犯的矫正帮教，建立对犯罪未成年人评估体系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取得的良好的社会效果。 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主要特点1、社会调查主体多元化。由于法律法规对社会调查缺乏明确细化规定，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社会调查程序的启动主体与直接调查主体呈现出多方参与的趋势。长期以来，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法院均可以作为社会调查主体，社会调查主体呈现多元化的特点。2023年以来，XX县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主要由未成年人户籍所在地或者暂住地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机构直接参与调查。而启动社会调查程序的主体，仍呈现多元化特点：一是由公安机关启动。公安机关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立案后，通过司法系统内部联网信息平台或者书面委托方式，委托相关机关开展调查。二是由检察机关启动。检察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应认真审查公安机关是否随案移送社会调查报告等材料，如公安机关未移送社会调查报告，检察机关也可以委托相关机关开展调查。三是由人民法院启动。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也可启动社会调查程序，对可能适用非监禁刑但尚未提供社会调查报告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开展调查。以镇海法院已经进行过社会调查的53件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为例（图表二），横向比较三家单位，其中由公安机关启动社会调查的案件为37件，占69%；由人民法院启动社会调查的案件为13件，占25%；由检察机关启动调查调查的案件为3件，仅占6%。 2、跨区域调查案件数量多（图表三）。在86名被调查对象中，其中宁波大市籍贯的未成年人为4名，XX市外但XX省内籍贯的未成年人为5名，XX省外籍贯的未成年人为75名。由于外省未成年人犯罪较多，大局部案件都需要跨区域进行调查，工作量较大。 3、司法指导性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前社会调查报告是极具司法指导性的综合性材料。首先，调查报告所反映的内容是对未成年犯罪量刑的酌定情节之一，是影响法院对未成年被告人量刑的重要依据，特别是拟判处非监禁刑和免刑的被告人。其次，调查报告为法庭教育提供了有价值的材料。法庭教育是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必经程序，对于未成年罪犯能否认罪服法，自觉改造有着积极影响。由于每个未成年罪犯的个体情况存在不同，接受法庭教育的自觉性和感悟点均不相同。因此，调查报告为法官结合案情和未成年人的具体情况把握庭审感化点提供了有利依据。第三，调查报告为跟踪帮教提供了有效的参考资料。一方面，对未成人罪犯所在学校、家庭、单位进行社会调查，为确立该未成年人罪犯有无帮教条件和制定帮教措施打下了根底；另一方面，也对未成年罪犯在执行刑罚过程中帮助其正确认识犯罪行为、认真悔罪改造极为有利。 4、调查报告回函效果较差（图表四）。由公安机关以邮寄送达的方式委托相关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机构直接参与调查，是当前通用的做法，但由于种种原因，调查回函效果并不理想。据统计，超过70%的调查函在寄出后得不到任何回复，法院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只有一份无法进行社会调查的情况说明；14%的调查函回复不详，调查内容填写过于简单、敷衍了事；9%的调查函逾期回复；只有6%的调查函及时地得到较为客观、全面回复，该局部主要为本地户籍或XX省内户籍的未成年被告人。 5、案件审理天数增加（图表五）。根据XX省社区矫正审前社会调查实施方法（试行）规定，进行社会调查的时限为7个工作日，最长可延长至15个工作日，加上邮寄委托调查函、司法部门回寄调查函等程序，导致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理天数普遍增加。2023年，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全面推行社会调查制度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平均审理天数为16.6天，同比增加9.2％。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平均审理天数为28.5天，同比增加6.3％。图表五：平均审理天数比照图2023年平均审理天数（单位：天）2023年平均审理天数（单位：天）同比增加（％）简易程序13.215.618.2普通程序17.819.52023.7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存在的问题1、社会调查主体不统一。由于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对社会调查的主体没有进行明确的规定，2023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也仅仅规定社会调查的启动机关是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但没有明文规定社会调查的主体。在司法实践中，没有专门的社会调查主体，司法机关可以委托其他机构社会调查，也可以直接依职权进行社会调查。自2023年以来，根据XX市标准性文件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假设干问题的指导意见，镇海法院受理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对每一个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均委托户籍地或居住地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机构进行社会调查，这在一定程度上统一了社会调查主体，但由于异地籍未成年被告人占绝大多数，社会调查委托函回复率极低，异地籍未成年被告人户籍地的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机构很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调查主体。 2、社会调查启动阶段过晚。目前，我国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多数被羁押，只有少数被取保候审。因而，应尽早启动社会调查，根据社会调查的情况，确定是否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变更强制措施，减少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羁押时间，防止刑罚不确定所带来的伤害。但长期以来，社会调查启动的时间过晚，多数是在较晚的审判阶段进行的。2023年以来，XX市标准性文件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假设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明确规定，公安机关应当立案后，应及时委托社会调查。但实际上，公安机关往往只是以书面委托形式发函，没有全面落实社会调查报告，对于是否回函、回函具体内容不予关注。甚至，法院受理的有些宁波本地户籍的未成年被告人在公安机关发函后，司法行政机关未予回复，直到审判阶段，法院仍需依职权启动社会调查。在审判阶段启动社会调查，不仅因为刑事案件审理期限较短，要在几日内提交社会调查报告，时间过于仓促，而且在审判阶段进行社会调查可能会增加羁押时间，从而与该社会调查制度设计的保护未成年人利益的初衷相违背。 3、社会调查报告内容流于形式。作为沿海经济兴旺城市，镇海流动人口多，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异地籍未成年罪犯更是占了绝大多数。大多数未成年被告人户籍地与居住地长期别离，司法机关的社会调查委托函一般发至被告人户籍地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机构。但由于被告人长期在外地居住，户籍地社区矫正机构很难从村委会或街坊邻居、工作单位或学校了解到他们的真实情况及现实表现。因此，司法实践中，社会调查报告的质量不高，内容流于形式，社会调查报告内容过于简单、敷衍了事，缺乏深入的剖析和挖掘。尤其是以表格为载体的社会调查报告，多数指标简单且带有随意性，再加上表格填写者大多与未成年被告人有一定的利害关系，填写内容的客观性也难以保证。 4、社会调查报告的性质定位不清。由于我国目前根本上没有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适用规那么，现有的法律、司法解释仅仅粗略地规定了社会调查报告的大致内容、使用必要性和参考作用，理论界、实务界对于社会调查报告的性质问题一直存在争议。有观点认为，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反映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点、成长经历、家庭情况及案发前后的表现等情况，可以认为是品格证据[2]。有观点认为，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有相关性、专业性、科学性和应用性，属于专家证据。[3]也有的观点认为，社会调查报告不属于刑事诉讼所列的证据种类中的证据，只能在量刑中起到参考作用。 5、社会调查报告在裁判文书中表述缺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