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社会创新管理状况调研报告.docx

关于社会创新管理状况调研报告 当下中国，一方面，创新社会管理工作受到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和基层组织的高度重视，全国上下围绕社会建设和管理，进行积极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各级党政官员、理论工作者、新闻媒介记者和其他社会群众纷纷对社会建设与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批评，给出建议。另一方面，社会却以自身的规律与惯性往前演化。突发事件不断，社会冲突频繁，环境污染、企业罢工、平安事故、阶层对峙等严重社会事件日趋普遍。我国的政务诚信、商务诚信和个人诚信遭到社会群众的普遍疑心，社会出现了广泛性的中国式焦虑和怨恨式批评。如何认识当下中国社会的状况、问题存在的症结以及未来中国社会建设和管理的前景，笔者结合自己的学习，谈点浅显的认识和思考。 一、我国社会管理的演化 （1）我国原有社会管理体制。在中国的近现代史上，我国人口众多，却一再遭受列强蹂躏和历经战乱，国家积贫积弱的根源之一，就是社会呈现出一盘散沙状况。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方案经济体制下，把所有人都组织在一定的单位中，建立起高度集中的、政府包管一切的社会管理体制。其特征为：一是政府全能的社会管理体制。政府通过统一方案，统负盈亏，统购统销，统收统支，建立起高度集中的方案经济体制;也通过干部统一调配，职业身份统一确定，人员统一安置，社会事业统一部署，一切社会活动统一组织等，建立起以政府为中心的全能社会管理体制。二是以单位为根底的从业人员管理体制。单位既是工作组织，也是我国解决各种社会事务和落实社会管理控制任务的基层组织体系。三是以街居为根底的城市社会人员管理体制。政府通过街道居委会体系，管理社会无工作人员、闲散人员、民政救济和社会优抚对象等。街居体制起到辅助单位体制对社会管理的作用。四是以单位制度、户籍制度、职业身份制度和档案制度为根底的社会流动管理体制。其目标就是使一般社会成员的就业和居住尽量固定，严格限制社会成员在城乡之间、单位之间和不同职业身份之间的一切自由流动。 在这种方案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政府全能的社会管理体制，改变了旧中国社会一盘散沙的状态，建立起高度统一的社会秩序，极大地增强了国家对社会的组织发动能力和控制能力，为我国在一穷二白的经济根底上调动一切资源完成工业化体系的建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这种社会管理体制也存在固有的弊病。一方面，政府直接管理经济和社会，成为包办一切社会事务的全能型政府，不但行政本钱很高，而且在把一切权力集中到政府的同时，也把一切责任集中到政府，社会缺乏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调节的机制;另一方面，所有社会成员被管理在一个个相对封闭的单位中，阻碍了正常的社会流动，使社会缺乏活力和创造力。 （2）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开展，我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迁。其规模之大、速度之快、涉及之广、影响之深，在世界现代化历史上是罕见的。表现在：一是阶级阶层结构变化。原有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干部和知识分子的简单阶级阶层结构，转化成由许多不同利益诉求群体组成的复杂多样的阶级阶层结构，产生了个体户、私有企业主、外资企业高管、民营企业科技人员、各种社会中介组织从业人员和自由职业者等新的社会阶层。如何在新的形势下整合和协调好各阶层的利益，形成既充满竞争活力，又和谐相处的秩序，成为社会管理的重要任务;二是城乡结构快速变化。改革开放以来，2亿多农民离开了世世代代耕作的土地，甚至离开了农村，转变为从事第二、三产业的工人，这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如何使转变了职业的农民，能够融入新的城市生活，形成城乡一体化统筹开展的新体制，成为当前社会管理的重大挑战;三是收入分配结构的变化。近30年来，我国从一个收入分配均等化程度很高的国家，转变成一个在国际比较中收入差距很大的国家。收入差距扩大、分配不公以及与此相关联的腐败问题，成为导致干部、群众不满和引发很多社会问题的深层原因。如何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建立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成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迫切需要解决的深层问题。四是人口结构和家庭结构变化。随着人口结构的深刻变化，加速了家庭小型化和老龄化过程。很多过去由家庭和代际关系帮助解决的问题，如养老、单亲抚养、心理障碍残疾、代际冲突等，都显化为社会问题。这些都是社会管理面临的新任务。五是社会组织方式的挑战。随着经济体制深刻变革，我国社会生活组织方式经历从单位人到社会人的变化。一些单位普遍实行住房自有化、就业市场化、社保社会化、后勤效劳市场化等改革，单位组织解决社会问题能力弱化，有些那么彻底解体。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由单位人变成社会人。在城市就业总人口中，过去单位人占95%以上，而现在下降到25%左右。六是社会标准和价值观念的变化。如对个人利益的追求获得了正当性和合理性，但约束、监督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标准却没有建立完整;社会生活和生产行为复杂性大大提高，适应这种复杂性的社会管理和监督控制技术却没有相应提高;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价值理念发生深刻转变，与这种变化相适应的社会道德和诚信体系建设却滞后于变化。 以上是我国社会管理体制由旧社会到新中国，再经由改革开放而演化至当下管理困境的历史过程。深入认识这一过程，将有助于我们客观地、历史地、辩证地分析理解当前社会管理的状况。 二、当前社会问题的严峻性 当前我国在经济社会生活面临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网络化和全球化的进程中，社会流动加快，人员流动管理矛盾突出;城镇化成为经济开展新动力后，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矛盾激化;劳动力供求关系改变，非公有制劳动密集型企业劳动关系紧张;农村基层财力薄弱，干群关系恶化;基层管理体制改变，社会问题解决机制弱化;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分配不公成为诸多社会问题的深层原因;群体性问题突出，各种新型社会风险增强;社会转型加速，社会治安形势日趋复杂、严峻。社会管理面临的这些新情况、新问题，有的是在社会结构和体制转轨过程中，因结构冲突、体制摩擦、标准空白、法律法规不健全造成的;有的是快速开展过程中因各种历史原因积累和遗留的;还有的是因我们工作缺位、方法不当或某些工作失误形成的。上述挑战具体反映到我国目前的社会管理方面，其问题面临的紧迫性、严峻性和风险性，无论如何必须引起各级党和政府的高度警惕了。 一是社会普遍出现了中国式焦虑。年8月19日，新华网新华时政报道，据中国公众焦虑情绪调查发现，我国根本存在、很少出现和偶然出现焦虑情绪的人仅占1.3%、1.7%和16.4%，而存在严重焦虑和经常焦虑的人分别占34.2%和46.3%，后两项合计到达80.5%;二是权力总被横着使。中国青年报年9月28日报道，由中国青年报与新浪网联合进行的一项公众参与调查显示，94.8%的受访者确认日常生活中普通人滥用权力现象普遍存在，68.3%的人认为日常生活中权力滥用现象非常多， 26.3%的人表示较多。大学社会学系郭于华教授指出。这个数据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的社会现实，当下社会中损人利己甚至损人不利己的事情屡见不鲜，权力总被横着使，社会生态不断恶化;三是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占比很低。年5月12日报报道，中华全国总工会集体合同部部长张建国接受中工网采访时说，我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在年到达56.5%的峰值以后，持续下降了22年近20个百分点，年仅为36.7%（世界上通行比例在60%左右），而与之形成鲜明比照的是资本报酬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0%。分配不公导致收入差距过大。 年12月暸望新闻周刊报道，我国基尼系数从年的0.35上升到年的0.45，年达0.48（0.4是社会分配不平均的警戒线），最高20%的收入组的收入相当于最低20%的收入组的8.3倍。收入分配极不标准。据年8月22日中国新闻网记者采访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苏海南称此前有学者测算，年我国灰色收入、非法收入等隐形收入的总量达九万亿元（据中证报报道，财政部年2月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1-12月累计，全国财政收入执行初步统计数为68477亿元），严重影响社会分配;四是社会冲突和危机不断。 年6月9日光明日报报道，我国年维稳财政预算执行情况令人震惊，全国内保费用到达5140亿元，已接近军费数额，中央公共平安支出增幅达47.5%（见5月27日社会科学报）。另据年3月6日联合早报网讯，中国财政部昨日公布今年的财政预算，涉及内地维稳的公共平安支出达6244亿元，增幅达13.8%，其数额和增幅已较军费为高（后者为6011亿元，增幅12.7%）。 针对我国社会管理面临的严峻形势，中科院农村开展研究所教授、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分析，到20世纪末，中国形成了一个具有排斥性的统治格局，社会冲突进入新的阶段。特征之一，代表权力主体的政治精英、代表资本主体的经济精英和代表文化主体的知识精英，在合法地享受着社会主要经济成果的同时，在共同的利益驱使下，形成了具有相对稳定边界的社会统治集团，实现了所谓的精英联盟;特征之二，在强大的权力和资本压迫下，广阔工人和农民因为贫穷被排斥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之外，边缘化程度不断加强，成为社会弱势群体;特征之三，这种二元社会的排斥性体制具有刚性稳定，社会核心组织层对边缘群体表现出排斥效应，使社会结构显现出明显的断裂带。于建嵘教授进一步分析认为，从总体上说未来一个时期内，中国将进入社会冲突的多发期，社会弱势群体的工农群众和掌握了政治权力与经济资源的社会强势集团的博弈仍然是其主要的内容。如果不能建立有效的社会利益表达机制以解决社会公平问题，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工人、农民和下层知识分子有可能实现联合，以对抗处于社会主导地位的精英联盟。 三、关于解决社会问题的一点认识和思考 （1）正确认识社会转型期。哈佛大学教授亨延顿认为，现代性孕育稳定，而现代化的过程却滋生着不稳定。人类社会面对的问题往往具有类似性或同构性。当今中国与美国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进步运动时期的经济社会状况，颇具相似性，充分了解美国的进步运动，将有助于我们认清当今中国所面临的社会状况，启发我们解决社会问题的思路。 1880-1917年，美国进步运动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体，有社会各阶层参与的资产阶级改革运动，目的在于消除美国从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所引起的种种社会弊端，重建社会价值体系和经济秩序。当时的美国正处于工业化过程中，患上了工业文明综合症，遭遇了政治腐败、道德失范、贫富悬殊、劳资冲突剧烈、经济秩序混乱等一系列严重社会问题。如美国新兴工业城市出现了对自然资源掠夺式的开发利用，森林绿地面积被大量吞噬，城市被包围在工厂排出的黑烟和废气之中;食品药品生产和销售方面，不洁食品和有害药物严重威胁着人们的身体健康和生活平安。种种混乱失序现象，说明美国工业化快速开展、城市规模急剧膨胀与公共事务日益复杂，客观上需要一个高效的行政机构来为之效劳。然而，旧的行政机构和管理体制却不能适时得到调整，致使一些政客结党营私，肆意践踏民主制度，充当大资本家的代言人，靠出卖各种庇护权、特许状、工程承包合同来赚取政治赞助和保护费，导致不法企业得以偷逃纳税、垄断市场、投机地产，肆意妄为而又逍遥法外。严重的社会问题广泛触及了社会各阶层的利害关系，招致中下层民众的普遍不满，将当时的美国社会推向了种种矛盾会聚和冲突的漩涡。 适逢其时，美国进步主义者发出了强烈的变革之声。进步运动以追求社会正义为旗帜，由社会各届人士自发形成自下而上的全国浪潮。首要着眼点是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垄断和竞争、公正和效率、革新和稳定。特别是新闻领域中的黑幕揭发运动引起强烈反响，催促政府解决社会问题。此外，进步运动以关心为原那么，呼吁照顾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如宗教界的社会福音运动和女大学毕业生们的社会效劳处运动，通过为贫民提供生活救济、文化教育和卫生效劳，对加强邻里合作，促进阶级融合、和谐社会关系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进步运动还注重发挥知识分子的先锋作用，让出身于中间阶层的知识分子参与政府的变革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