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长安、洛阳比较研究分析历史学专业.docx

隋唐长安、洛阳比较研究 摘 要：隋唐时期，随着长安经济文化中心的转移，基于地缘政治、尤其是军事防御的考虑。在接近经济文化中心且交通便利的地方营建陪都——洛阳，洛阳发挥着呼应、补充、配合长安等辅助性作用，处于副核心地位。 关键词：隋唐 ；长安；洛阳 ；城市特色 引言 研究隋唐两京主要是为了进一步了解长安与洛阳在历史最辉煌的时期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目前关于隋唐长安和洛阳的研究很多，尤其是个案研究。关于长安和洛阳的比较研究很少。长安与洛阳在隋唐时期虽各有侧重，但大体上是相辅相成，进一步促进了历史的发展。本文从隋唐时期长安和洛阳的地位转换、城市特色以及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关系来阐述。进一步推动相关研究。 一、隋唐时期长安、洛阳政治地位的转变 （一）隋朝长安和洛阳的地位转换 开皇二年，隋文帝建隋代周，仍居长安。隋文帝定都长安有两个原因：一是隋文帝的统治依靠 “关陇集团”。二是长安为多朝都城，经济政治基础深厚，长安所在的关中是重要的农业产区适合作为都城。而且长安地理位置优越，四面环山，为众多关隘保护之中，易守难攻。他虽以长安为京师，也考虑到建都洛阳的事，由于条件限制，未能及时解决，曾派太子杨勇镇守洛阳。 仁寿四年（604）七月，炀帝继位，立即下诏营建东京，说："我有隋之始，便欲创兹怀、洛，日复一日，越暨于今。"（《隋书》卷3《炀帝纪上》）可见炀帝不过是完成其父的愿望而已。隋炀帝营建东都有四个原因：一是当时的政治形势所致。最直接的原因是刚平定的汉王杨谅的叛乱。二是从隋朝的统治情况来看，营建洛阳也是当时政治、军事形势的客观需要。三是洛阳地区的经济条件。四是洛阳的地理形势和特征。洛阳的经济条件比长安优越，这种状况保证了东都洛阳对长安的拱卫作用。这时，洛阳的地位高于长安。 （二）唐朝长安和洛阳的地位转换 公元618年，唐高祖李渊在长安接受隋恭帝逊位，建立了唐朝，改当年为武德元年。由于王世充当时占领洛阳，李渊称帝时，洛阳尚未收入唐朝版图，只能定都长安。但唐高祖李渊也认识到洛阳的地位，对洛阳加以重视。因此，设立陕东道大行台，以秦王李世民为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坐镇长安；以屈突通为陕东道大行台右仆射，坐镇洛阳，所谓大行台，是中央派至地方的最高一级行政机构，陕东道大行台在武德元年十二月由陕东道行台升格而设立。这样，洛阳就由都城降为一般性的城市。洛阳对于长安的从属地位进一步肯定，二者之间地位的差距又拉大了。 李世民继位之后依旧重视洛阳的地位，在洛阳像长安一样设置留守处理政务。唐高宗改洛阳宫为东都，加强建设。高宗规定东都所在地洛州，其官员阶品并准长安所在地雍州。这样，洛阳作为都城就制度化、正规化了。但这时，洛阳的地位依然从属于长安。 684年，武则天临朝称制，改东都为神都，使洛阳凌驾于长安之上。天授元年（公元690年），她改唐为周，当上了大周皇帝。同时，又迁关中数十万户来充实神都。这样，洛阳成了大周的根据地，长安的政治中心地位不知不觉地取消了。她抛弃长安，都于洛阳，无非想要摆脱李唐王朝的大本营和政治、礼仪氛围，淡化甚至消泯人们对于长安和唐帝室的回忆和感情，利用洛阳改朝换代，巩固新政权，建立新秩序。可见，洛阳凌驾于长安之上，便意味着关陇集团的失势和唐祚中止、江山变色。 从中宗复辟到唐玄宗逃亡成都期间，又把神都改为东都，李唐皇室着力恢复长安政策，对洛阳地位的矫正、调整，使之依然处于从属地位。在玄宗时期，玄宗解决了关中经济供应问题，长驻京师有了保障。于是，天宝三年（744年），玄宗主动放弃洛阳而僻居关中，这样，无异于作茧自缚，自我限制，自我孤立。放弃洛阳，为国家的安定统一局面埋下了隐患。其后的安史之乱证明了这点，安禄山很快攻破洛阳，在洛阳即帝位，威逼长安。由此可见洛阳的失守是长安失守、政权瓦解的先声。 从至德元年（公元756年），安禄山攻陷长安开始，长安开始不断被各种势力占据。到896年，辉煌的长安皇宫被军阀李茂贞焚毁。长安再也无法恢复首都气象。天佑元年（公元904年），曾是黄巢大将的朱温迫使唐昭宗迁都洛阳，并将长安彻底摧毁。天佑四年（公元907年）朱温废掉唐哀宗，唐朝灭亡。唐朝晚期，帝国经济中心已经完全移到了长江流域。长安已经不具备作为首都的经济基础和安全条件。唐昭宗离开长安后，驻守长安的佑国军节度使韩建认为城广人稀，不利于防守，对其进行改筑。至此，有着总计306年历史的唐长安城便宣告废弃。 长安的废弃，让洛阳有机会成为政治权力中心，但事实上，洛阳并没有因此成为政治权利中心。公元904年，残破的唐皇室回到同样残破不堪的洛阳，由于战争的摧残、距离藩镇叛乱近以及大运河的中心不再是洛阳，转到了开封。洛阳的优势消失，因此，洛阳也未成为政治中心。 二、隋唐时期长安与洛阳的城市特点 隋唐长安城的城市特色：隋称大兴城，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为宏伟壮观的都城。“隋文初封大兴公，及登极，县、门、园、池多取其名”，这座新城以大兴为名，“谓之大兴城”（《太平御览》卷一五六引《西京记》）。大兴城规模浩大，规划整齐，面积达八十四平方公里。大兴城分郭城、宫城和皇城。郭城内由若干条东西、南北向的街道划为若干坊。这些坊又东西分属大兴、长安两县。宫城、皇城位于郭城北部正中。大兴城是隋文帝君臣建立的中国古代最宏伟的都城，反映出大一统王朝的宏伟气魄。为体现统一天下、长治久安的愿望，城池在规划过程中包揽天时、地利与人和的思想观念。“法天象地”，帝王为尊，百僚拱侍。唐王朝的建立后，对唐长安城进行了多方的补葺与修整，使城市布局更趋合理化。龙首原上大明宫的建立，使李唐王朝统治者更加占有高亢而优越的地理位置。站在龙首原上，俯瞰全城，更显一代帝国一统天下的气度与风范。 长安城是当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它展示了唐代的建筑技术和文化发展水平。日本、朝鲜等国的都城建设都是仿长安城修建的。长安城最显著的特点是整齐划一：位于全城的北部正中为宫城，宫城内部被隔墙分为三大部分：正中为宫殿区，为皇帝正衙之所，东侧是太子居住的东宫，西侧是后宫人员居住的掖庭宫。皇城在宫城之南，东西宽与宫城同，皇城内有东西向街道七条，南北街道五条。如此严谨有序的城市是前所未有的，白居易云 “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形象地概括了这座都城的格局，布局特征体现的是以帝王为中心和中央集权，突出政治军事职能。 洛阳的城市特色：大业元年（公元605年）隋炀帝下诏营建东都。“徙豫州郭下居人以实之”“大业二年（公元606年）春正月辛酉，东京成”（《隋书.炀帝纪》上）。洛阳城的设计思想如下：首先，部分设计以长安成为摹本。在宫城之南设立皇城；城内南北轴线的设计；其次，加强军事防御性，是洛阳城一个极为重要的设计思想。宫城、皇城设在全城西北隅高亢处；宫城外隔城四重。然后是经济中心南移与含嘉仓城的设计。接着是规整里坊以繁荣经济。最后交通便利是洛阳城的又一设计思想。隋唐洛阳城是古代世界最大的都市之一。在中国的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洛阳城的宫城、皇城偏居全城西北角；中轴线则偏向全城西部；坊里规整，“纵横各十街”；有大型粮仓，为大运河中枢，全城通渠流水。隋唐洛阳城按照“天人合一”的理念设计。 总结两座城市的特点和异同，长安与洛阳存在的不足 三、隋唐两京的关系 首先，隋唐长安和洛阳在经济上相互倚重。大家明白，在封建社会，作为政治核心的都城并不一定是经济中心，然而一定要靠近经济中心。隋唐的都城长安远离经济中心的江淮和黄河下游地域，运送粮食成为国家的头号大事。隋唐的京城长安所在的关中，尽管自秦汉以来，号称“沃野”，然而到了隋唐的时候，因为历代的战争以及建都的开发，资源已经消耗待尽，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再加上关中平原地方狭小，人口稠密，很难供养大批的官僚贵族。特别是东汉末年以来的战乱使关中经济破坏极为严重。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而同一时间里，江南的经济却得到了飞速地发展。洛阳居天下之中，离东部经济中心的距离较长安近。因此洛阳就不可避免地成了陪都的不二选择。把洛阳建为东都，以供皇帝临幸，就避免了把粮食运到京城的艰辛，节省了大量的民力和财力，而把粮食运到洛阳则比运到京城方便多了。所以在隋朝的时候，洛阳周围修建了不少的粮仓，当时洛阳附近的兴洛仓是全国最大的粮仓，其规模远过于京城的太仓。隋朝末年的农民起义瓦岗军就是先占领了兴洛仓，把粮食散给百姓，实力发展壮大，被统治者视为心腹之患，必欲除之而后快。把洛阳作为东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长安经济方面的颓势。再者，洛阳距离长安的距离也是比较近。其所在的中原地区是历代的建都之地。隋炀帝曾经说此地是“天地之所合，阴阳之所合，”还说“水陆通，贡赋等”。这正是说明它和京城相比较，其经济方面的优势明显。 其次，隋唐长安和洛阳在政治上相互呼应。长安作为重要的城市，由于它本身的缺陷和对于统治的考虑，在接近政治文化中心且经济发达、交通便利的洛阳营建陪都，陪都是补充首都的缺失，形成互相协调，各有侧重的格局。陪都发挥着呼应、补充、配合等辅助性作用，处于副核心地位。在地理位置上，京城长安偏西，对于广大东部地区的控制不是很方便。居于天下之中的洛阳对于东部的控制比起长安来说，是稳固多了。且洛阳也有一系列天然屏障，在南面有嵩岳等险塞，洛阳和长安一样也是属于形盛之地。唐太宗认为"洛阳土中，朝贡道均"。（《旧唐书》卷75《张玄素传》）后来，胡交《修洛阳宫记》也说："洛阳实处天下之中。"换言之，洛阳是全国的几何中心，具有处理四面八方各种事务的方便条件，适宜作为都城。但长安的关中本位根据地的地位不可动摇，因而胡交又说："定都长安，以隆上京"；"肇新东都，作对咸秦"。（《全唐文》卷352）即洛阳起到支持长安的作用。 最后，长安与洛阳在军事、交通上也是互相联系的，通俗而言，洛阳是长安的前哨所。交通上，长安被古人称“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阻山带河，四塞之地”。就是说，长安周边东有潼关，西有大散关，南有武关。北有萧关，四座关口控制着进出长安的通道，都是易守难攻。而洛阳自古被称为“天下之中”， 北通燕、并，西走关、陇，东达海岱，南至江淮，距离大体相等。洛阳北枕黄河，隔河遥峙太行，紧临城北，有邙山为天然屏障；南有伊阙，石壁高峻，中流伊水；西有崤函之险；东扼虎牢、黑石等关；中有一片肥沃的伊、洛平原。由于受到西北边患的牵制，长安作为都城的时间远远长于洛阳。洛阳控制东部，但离西北过于遥远，对突发事件无法及时反应。并且唐朝后期藩镇割据，洛阳位于四战之地，和平年代的优势在战时反而变成劣势。所以，隋唐时期的长安和洛阳，一个以政治军事立都，山河环绕，易守难攻，向东有居高临下之势，向西可以打通西域，作为防备草原民族的缓冲区；另一个以交通经济立都，四通八达，天下之中，有漕运之利。军事上， 在隋炀帝即位之初，就发生了汉王杨凉的叛乱，隋炀帝说，因为“关河悬远，并不赴急。”所以他要营建东都洛阳，以加强对山东之地的控制。太宗作为关陇贵族，又当过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对山东人不放心，"尝言及山东、关中人，意有同异"（《旧唐书》卷78《张行成传》），须经营一个据点，来控制东方。唐朝中期爆发了著名的“安史之乱”，叛军在占领了洛阳之后，唐朝在东方的统治骤然瓦解，可是一旦洛阳被唐军收复，战略上唐军转为主动。 结论 由此可见，长安与洛阳作为中国古代的重要都城在不同时期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总体来说，都是作为政治经济军事中心存在，两个城市重要性由此可见一般，两京地区的相辅相成有利于加强对地方、国家的统治。洛阳在隋唐两代的地位非常重要，是仅次于京城长安的第二大政治中心。某些时候（如隋炀帝，武则天之时），其地位甚至超过京城。隋朝和唐朝的皇帝们在洛阳附近也有不少的离宫，如合壁宫，连昌宫等。唐高宗和唐玄宗甚至对大臣们说两京就是自己的东西二宅，由此可见两京的关系密切，相辅相成。  参考文献： [1] 郭绍林，隋唐洛阳[A].三秦出版社，2006. [2] 苏健，洛阳古都史[A].博文出版社，1989. [3]周宏文；《隋炀帝营建东都洛阳之原因考》[A].吉林画报，2011:01. [4] 孙建华，漫步历代古都[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