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刑事被害人境遇之实证分析.doc

刑事被害人境遇之实证分析 　　关键词: 刑事被害人　　境遇　　实证分析 　　内容提要: 通过对某区法院2023年- 2023年上半年间审理的成心伤害等七类严重侵犯人身权利犯罪中被害人境遇的调研,系统分析了刑事被害人的艰难处境。发现有以下特点:暴力性犯罪多发,人身损害案件逐年攀升;民事司法救济缺乏,“空调白判〞现象普遍;被告人赔偿能力弱,以罚代赔倾向明显;被害人负担能力差,亟待经济赔偿或补偿;相关救助制度缺位,利益诉求渠道不畅。 　　虽然实践中多数被害人处境艰难为普遍接受的共识, [ 1 ]但是,微观领域的被害人境遇具体如何,却鲜有研究。为全面系统地研究微观领域的被害人境遇,我们以深圳市甲区人民法院2023年- 2023年上半年的司法实践为背景,以成心伤害、成心杀人、过失致人死亡、强奸、抢劫、交通肇事、绑架等七类常发且易造成重大人身伤害的犯罪为对象, [ 2 ]采用查阅卷宗、统计分析、跟踪回访、经验访谈、个案研究等调研方法,全面分析了刑事被害人在刑事司法实践中的境况。 　　一、甲区刑事审判中被害人的根本情况 　　为了能够从不同角度全面掌握甲区刑事审判中被害人的处境,分别采用五份表格予以统计。其中,表一(略)为刑事审判根本情况表,主要考察甲法院近年来审理刑事案件,特别是七类严重侵犯人身权利犯罪案件的根本情况。表二(略)为暴力犯罪情况表,主要考察上述七类犯罪的数量结构。表三(略)为被害人获赔情况表,主要考察上述七类犯罪中遭受重大人身伤害被害人的获赔情况。表四(略)为被害人根本情况表,主要考察七类犯罪中遭受轻伤以上重大人身伤害被害人的根本情况,用以加强说明被害人的艰难处境。表五(略)为被告人根本情况表,主要考察被告人的根本情况,用以解释被告人无力赔偿的原因。根据统计,甲区刑事审判中被害人的具体情况如下: 　　二、刑事被害人境遇之实证分析 　　通过分析上述统计数据及实践情况,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特点: 　　第一,暴力性犯罪多发,人身损害案件逐年攀升。从表一统计中可以看出,刑事案件总量逐年攀升,成心伤害、抢劫等七类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犯罪发案率较高。2023年法院共受理刑事案件3036宗,七类侵犯人身安全犯罪358宗,而2023年分别为3904和592宗, 2023年分别为4004和624宗,明显呈逐年上升态势。2023年审理的刑事案件中,遭受轻伤以上人身伤害的被害人有近500人,其中重伤有95人,死亡有40多人,轻伤有360多人。 　　第二,民事司法救济缺乏,“空调白判〞现象普遍。刑事案件进入审判程序后,被害人请求赔偿的渠道主要有两条: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如果仍不能获得赔偿,被害人的损失在现行刑事司法体制下将难以获得弥补。根据表二和表三的统计,甲区法院近年审理的七类暴力性犯罪中,每年约有70%多的被害人没有请求民事赔偿救济,民事诉讼(包括附带民事诉讼和单独民事诉讼)提起率缺乏30% ,而且履行或执行效果不佳。全部案件中,被害人获赔率(获赔案件数/全部案件)仅有25%左右,也就是说,每年约有75%的被害人得不到有效赔偿。这种民事司法救济缺乏的状况亦可以从以下四个角度加以说明: 　　一是从案件类型角度分析。据调查,七类人身伤害犯罪中,只有交通肇事罪赔偿情况较好, 60%以上的被害人都可以获得赔偿,而以成心伤害为主的另外六类犯罪的赔偿率那么缺乏20%。主要原因在于,几乎所有的肇事车辆都购置了第三者责任险或商业险,除造成多人伤亡的较大肇事外,被害人都可以通过保险公司获得赔偿。然而另一方面,交通肇事犯罪案件造成的人身损害后果相比其他犯罪更加严重。按照刑法及其司法解释规定,构成交通肇事犯罪必须发生重大交通事故,造成重伤、死亡或重大财产损失。也就是说每起交通肇事犯罪,一般必有重伤或死亡的重大人身伤害后果,而且多数案件往往造成不止1人伤亡。因此,在那些没有办理保险或保险金额缺乏以赔偿被害人损失的情况下,被害人往往更需要补偿。另外,在访谈过程中,也有法官指出,近年来,保险公司逐步降低了第三者强制险的最低保险金额,有的甚至已经降到5万元,而有些风险意识不强的车主,为了实惠仅购置较低的保险金额。一旦出现肇事情形,被害人很难获得足额赔偿。所以,被害人获赔率较高的交通肇事犯罪,未来的形势亦不容乐观。而以成心伤害为主的其他六类犯罪,因为赔偿责任人均为被告人本人,且绝大多数不具有赔偿能力,被害人的总体获赔率较低。 　　二是从获赔途径角度分析。附带民事诉讼和单独民事诉讼是被害人寻求赔偿的根本途径,然而这两种渠道的效果并不理想。如2023年的363宗案件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共54宗,单独提起民事诉讼的29宗,两者共计83宗,仅占22. 9%,而未提出民事请求的达280宗,占77. 1%。而且,提出民事赔偿请求并不等于获得赔偿。83宗案件中,只有52宗获得了赔偿。当然,未提出民事请求的案件中,也有小局部案件的被害人在进入审判程序前通过其他途径获得赔偿的,约有32宗,主要为交通肇事犯罪案件。这也可以从一些典型案例中得到证明。例如该院2023年审结的陈某等28人黑社会性质组织案。陈某等28人结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盘踞甲区多年,实施多起伤害、绑架、抢劫等暴力性犯罪,致数人轻伤、重伤,而诉讼中却无一被害人提出附带民事诉讼,也无一被害人最终得到任何赔偿。而实际上,被告人亦无任何赔偿能力。在该院2023年审理的另一起巩某等11人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中,被害人的处境与此案如出一辙。 　　三是从解决纠纷方式角度分析。实践经验告诉我们,诉讼中,民事赔偿得以实现的根本途径是调解,如果调解失败,那么赔偿概率将微乎其微。（3 〕例如肖某成心伤害案: 2023年5月23日,湖北随州人__吕某被河南籍打工人员肖某、马某等人殴打致重伤。因经济困难,提前出院并在甲区租住房屋继续治疗,迫切需要通过附带民事诉讼解决后期治疗费问题。如果不能获得后期治疗费用,将可能因贻误治疗时机而恶化成植物人。然而,三被告人家境贫寒,虽愿意赔偿,但无能为力。诉讼过程中,承方法官屡次组织双方进行调解,均无成效。最后,被害人妻子在经过漫长等待后通过短信向法官表达了自己的无奈、无助和无望:“此时我真感生活走投无路。他们把我一家人置于死地,我什么选择都没有。唯一请求法官依法严惩他们为谢! 〞还比方王某等成心伤害案: 2023年3月,被告人王某(女,河南人,初中文化,工人) 、刘某(男,湖南人,初中文化,工人)与被害人周某(男, 24岁,湖北人,工人)发生冲突。两被告人用刀将被害人砍伤,致其右胸、右肺刺伤伴大出血。经鉴定,受伤程度为重伤,十级伤残。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害人提出10余万元(法院认定7万多元)的民事赔偿请求。两被告人均为工厂普通员工,自身不具有任何赔偿能力,而被害人也系外来务工人员,没钱治疗,迫切需要经济赔偿以支付医疗费用。基于此,法官屡次组织双方家属进行调解,希望被告人家属能够通过借钱等方法赔偿被害人损失,争取对被告人的从轻处理,被害人也同意作出相应让步。但几经周折,仍因条件相差过大未能调解成功。最终,法院判决两被告赔偿被害人损失7万多元,然而,这纸判决对于被害人而言几乎无任何意义,因为被告人根本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 　　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调解具有调动被告人赔偿积极性、增强被告人赔偿能力的功能。一方面,如果被告人具有赔偿能力,他们更希望通过积极赔偿以求得减轻刑事处分;另一方面,如果被告人本人不具有赔偿能力,调解那么可以促进其通过借债、近亲属代赔等方式履行赔偿义务。我们知道,被告人在法律上的自身无力赔偿,并不等于事实上的绝对无法赔偿。实践中,自身无力赔偿的被告人在法官调解下常常采取向亲友借钱的方式赔偿局部损失,争取被害人谅解,从而获得减轻刑事处分。对被害人而言,这无疑是最现实的获赔选择,否那么将只能拿到一张“法律白条〞;对被告人而言,那么可以“花钱免灾〞,通过赔偿来减轻处分;对法官而言,这也是一种最有效和最彻底的纠纷解决方式。因此,这种“以赔代罚〞的方式在当前基层刑事审判中颇为盛行,每年被害人能够顺利获赔的案件中,局部是通过这种方式解决的。但实践中,却另有一类案件,虽然被告方愿意赔偿被害人局部损失,但由于双方条件相差过大,无法达成调解协议。2023年的83宗提起民事赔偿请求的案件中,调解成功的缺乏40宗。 　　四是从民事强制执行角度分析。实践经验说明,刑事案件中的民事赔偿局部进入强制执行程序后,执行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或者由于被告人缺乏赔偿能力,被害人根本没有申请强制执行。如2023年的徐某等成心伤害案。被害人吴某(湖南籍农民)与被告人徐某(河南籍农民、无业) 、李某(未成年、湖北籍农民、无业) 、吴某(未成年、广西农民、无业) 、徐某(未成年、湖北农民、无业)发生纠纷,被殴打致五级伤残。甲区法院在追究四被告刑事责任的同时,附带判处被告徐某、其余三被告法定代理人暨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李某、吴某、占某赔偿被害人损失人民币15余万元。由于被告无力赔偿,被害人吴某于2023年3月20日向甲区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该院于4月5日委托广西、湖北两地法院执行,迄今仍未执行到位。被害人屡次投诉、上访,矛盾悬而未决。 　　总之,被害人无法获赔的具体情形千差万别,但根本原因却只有一条:被告人无力赔偿。 　　第三,被告人赔偿能力弱,以罚代赔倾向明显。与外来人口比重大的区情相对应,刑事案件被告人多数也为外来人口,多在制造、加工、建筑、效劳等行业从事工厂工人、效劳员、保安等简单体力劳开工作或暂时处于无业状态。根据表五的统计, 2023年共受理轻伤以上人身伤害的七类暴力性犯罪案件258宗,被告人为外来人员的为252宗,占97. 7%,其中以湖南、四川、湖北、广东其他地区、河南为主,分别为45、34、32、31、28宗; 2023年共受理370宗,同比增长43. 4% ,被告人为外来人员的有363宗,占98.1%,其中以湖南、广西、广东其他地区、湖北、河南为主,分别为73、51、46、43、35宗; 2023年,共受理可考察案件363宗,与2023年持平。被告人为外来人员的有357宗,占98. 3% ,其中以湖南、广东其他地区、四川、河南、湖北、广西为主,分别为62、50、45、42、40、38宗; 2023年1 - 6月份的170宗案件中,被告人为外来人员的有167宗,占98. 2% ,其中以广西、湖南、河南、湖北、广东其他地区为主,分别为27、25、19、17、11宗。 　　这些被告人收入水平较低,多在1000 - 2023元之间,扣除根本生活支出外的可支配收入寥寥无几,缺乏赔偿能力。据甲区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开展统计公报显示,甲区2023年企业在岗工人的平均工资为1836元/月。而外来工主要从事的制造、建筑等行业的工资水平那么更低, 2023年制造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1645元/月;建筑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1545元/月。以上是整个行业的平均收入水平,而具体到大多数处于行业底层的普通工人来说,平均收入必将更低,这无疑从根本上影响了被告人的赔偿能力。 　　实践中,甚至有些被告人由于无力赔偿而产生了“以罚代赔〞的倾向。例如人身伤害案件的赔偿额少那么近万元,多那么数万元,以当下的收入水平,大概相当于一名外来工数年甚至数十年的积蓄。在访谈过程中,有法官指出被告人曾经这样对他讲:“让我东拆西借赔偿几万元,还不如多判我两年。那么多钱,别说两年,就是十年八年我也挣不到。〞确实,这笔经济账让局部被告人算出接受处分可能对自己未来的生活更有利。因此,他们宁愿多被关押两年,也不愿为筹借赔偿款而背上数十年也还不清的债务。而被害人呢 留给他们的恐怕只能是“二次被害〞。 　　第四,被害人负担能力差,亟待经济赔偿或补偿。被害人与被告人的上述情况大体相同。他们当中绝大局部为外来人员,占95%以上,主要来自湖南、湖北、江西、四川、广西、河南等地,收入水平平均在1000 - 2023元之间,根本无力承当巨额的医疗费用等花销。一旦被害,那么只能举家负债,急需被告人赔偿进行治疗和归还债务,如果得不到赔偿,全家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