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党内监督现状及利弊分析.docx

党内监督现状及利弊分析 建立健全党内监督体制，切实加强党内监督，是党的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回忆党内监督体制形成的历史，总结其开展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当前党内监督的现状，加强和完善党内监督，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党内监督体制的历史沿革 党内监督体制大体上经历了执政前和执政后两个大的开展阶段，假设干不同的历史时期： （一）执政前的党内监督及其体制 1、党在初创时期的党内监督 我们党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非常重视党的纪律和监督工作。1921年，党的“一大〞制定的党纲明确规定：党的领导原那么是“苏维埃管理制度〞，“地方执行委员会的财政、活动和政策，必须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从党的第一个党纲，到1924年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历次党的章程，都对党的纪律作出了明确规定。 1927年4月召开的党的“五大〞上，党内同志出于对陈独秀武断专行的日益不满，第一次提出了“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的原那么。大会还选举产生了第一个专门执行党的纪律和党内监察的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但是由于陈独秀右倾时机主义在党内占据着统治地位，在革命的紧要关头，不夺取军队，不发动群众，放弃了革命的领导权，最终造成了大革命的失败，也使党内监督的制度不能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 2、“八七会议〞以后，党内监督在曲折中开展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路线，并选出临时中央政治局，从而加强了党的集体领导。但是会议在反对右倾的同时，左倾思想有所抬头，错误通过了惩罚主义的政治纪律决议案。 1928年党在莫斯科召开的“六大〞，进一步总结了大革命时期的经验教训，提出了要加强党的无产阶级根底，健全党的组织生活和加强党的集体领导等重要思想。在贯彻党的六大路线后，整个中国革命得到迅速恢复和开展，但由于先后出现了立三路线和王明路线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损失，对党内监督产生很大的冲击。党的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原那么都遭到破坏，军事领导方式实际上为少数人个人所包办；组织生活中，中央苏区大搞家长制，一言堂；纪律路线那么盛行惩罚主义。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后，又陷入悲观绝望的“右倾投降主义〞和“逃跑主义〞。直到遵义会议，党才纠正了“左倾〞教条主义、冒险主义在中央和军队的统治，调整了中央领导机构，决定取消“三人团〞，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从而在危急关头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走上了一条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道路。 3、抗日战争时期的党内监督及其体制 1938年，党中央六中全会总结了王明“左倾〞错误和张国焘在长征途中分裂党及其以后的叛党事件，重申了党内民主集中制原那么，强调全党同志必须坚持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会议还对区党委之下设立党的监察机构的具体条件和职能作出明文规定，即：由各中央局决定，在区党委之下设立监察委员会，其职权主要是，监察各级党的机关、党的干部及党员的工作，以及对党的章程和决议的执行情况。 1941年9月至1945年春，党开展了以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树立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道路。整风运动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加强了党的纪律，提高了党的战斗力。 1945年6月召开的党的七大，认真总结了党内监督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党内监督指导思想，并对党内监察机关的产生方法、任务、职权、领导体制等都作了专门的规定。由于当时战争频繁，环境极不安定，上述规定未能得到很好的贯彻实施。但是，七大已为党执政后如何开展党内监督打下了初步的根底，在党内监督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 1949年3月，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前夕，毛泽东同志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要警惕“糖衣炮弹〞的进攻，经受住执政条件下的考验，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他还号召全党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优良传统。 从党内监督体制的形成和开展情况上看，执政以前的党内监督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党内监督受到了领导人的高度重视。特别是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对革命斗争历史经验的总结，发表了很多关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纪律建设的纲领性著作和讲话，为开展党内监督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根底和思想武器。第二，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党始终坚持民主集中制原那么，不断改进党内监督，逐步形成了一系列关于开展党内监督的优良传统和做法，如提倡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原那么等。这些做法是党内监督的成功创造，现在看来，仍然有着很好的借鉴意义。第三，党内监督注重制度建设，初步形成了监督体制的根本框架。第四，党内监督体制注意借鉴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党内监督的实践和国民党的腐败吏治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提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措施和方法。 虽然执政前的党内监督及其体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其问题和缺乏也不容无视：第一，监督体制具有一定的自我约束性。尽管自1927年“五大〞以后，历次党的代表大会都设立了专门的监督机构，但是党内监督的职能根本上由各级党委直接承担，监督主体和监督客体合一。第二，监督依赖于最高层和领导人的重视。监督体制中未形成高效运转的监督机制，很难制止权力的过度集中，每当党委、特别是党的主要领导人发生路线错误或重大决策失误时，难以保证党内监督有效地发挥作用。第三，党内监督的各项规定过于原那么化，除党章上的几条规定，缺乏实施监督的具体法令、法规，因而党内监督很难起到监督约束的作用。第四，监督机构职能较弱，不能独立开展工作。使几次错误路线对党内监督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并在执行纪律的过程中造成扩大化和惩罚主义的错误，制造了冤假错案，给革命事业造成了损失。 （二）执政后党内监督体制的历史 1、建国初期的党内监督体制 1949年2023月，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范围内执政的党。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党内监督体制也得到了改进和加强。1949年11月，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成立，其职权主要是：检查各级党的组织、党的干部及党员违犯党的纪律的行为，在党内加强纪律教育，使党员干部严格地遵守党纪、实行党的决议与政府法令，以实现全党的统一与集中。1955年召开的全国党代表会议上，将纪律检查委员会改为监察委员会，加强了党内监督。1956年召开的党的“八大〞，对健全党内监督体制作出了进一步的规定，党章要求从中央到地方的县以上党委，都要设立监察委员会。 在党执政初期的7年间，党的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共查处了各类违法乱纪案件30多万起。1952年2月，XX市委副书记刘青山和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贪污腐败问题被检举揭发，在毛泽同志的亲自过问下，刘张二人受到了法律的严惩，对少数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产生了极大震慑力。1953年至1954年间，党内发生了高岗、饶漱石分裂党的事件。按照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党中央开展了反对高、饶的斗争，从而进一步增强了党的团结，使全党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思想政治教育。 从1957年起，党的指导方针发生了“左〞的错误，党内政治生活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现象。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虽然加强了监察机关的职权，但是由于当时党在指导思想上存在着严重“左〞的倾向，反而在1963年至1966年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又错误地处分了一批党员干部。 十年“文革〞，在“以阶级斗争为纲〞路线的错误引导下，党内监督机关和监督工作遭到全面破坏，专门监督机构荡然无存，滥用权力的现象相当普遍，以致冤假错案丛生，党和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遭到极大破坏。 2、改革开放形势下党内监督体制的开展 （1）拔乱反正时期的党内监督体制。粉碎“四人帮〞后到1982年，是“文革〞后的拔乱反正时期。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全党进行了关于“真理检验标准〞的大讨论，极大地促进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解放。 1977年党的十一大通过新的党章，决定恢复建立党的各级纪委。十一届三中全会选举产生了中央纪委，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指导方针，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不仅为党内监督工作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和思想根底，也指明了正确的组织路线和政治路线。 为了保证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化，使党内监督有章可循，1980年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讨论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假设干准那么，对党内监督问题作了专门规定，采取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党内和党外相结合的方法，加强党组织和群众对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员的监督。 （2）从十二大到十三大，党内监督体制不断得到强化。党的十二大确立了党内监督机构的“双重领导体制〞。十二大的党章规定，各级纪委同时受本级党委和上级纪委领导，提高了纪委的监督地位，进一步加强了党内监督的权威性。党的十三大党章对“双重领导体制〞未作实质改变，十三大的报告还提出，要“建立中央政治局常委向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全会定期报告的制度，适当增加中央全会每年召开的次数。使中央委员会更好地发挥集体决策作用；建立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的工作规那么和生活会制度，使集体领导制度化，加强对党的领导人的监督和制约。〞 （3）十三大到十四大之间，党内监督体制又经受了历史的考验。十三届四中全会之前，党经历了一个严重无视党的建设，淡化党风的过程。1987年，国家重新恢复和确立了行政监察体制。1988年，大多数中央和国家机关对纪检机构和人员进行了精简，纪检机构的大幅度减少，削弱了党内监督。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动乱，干扰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对党的十三大所作出的关于党内监督体制的重大规定造成了极大冲击，使其不能顺利实施。 （4）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的党内监督体制。从1989年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开始，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的建设，为党内监督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党内监督不断得到加强。 1992年，邓小平同志发表了南巡讲话，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开展战略，进一步解放了全党的思想，我国的改革和建设事业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开展阶段。 1993年初，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和政府行政监察机关开始实行合署办公。这是党政监督体制进行的重大改革。在江泽民同志的领导下，1993年8月，中央纪委二次全会确定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三项格局，即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查办案件、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三项格局的提出，是党内监督职能的具体化，从而将党内监督进一步推向深入。 1996年1月，在中纪委六次全会上，江泽民同志阐述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指导思想，即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把反腐败斗争同改革开展、稳定有机地结合起来，依靠自身的力量和人民群众的支持，抵御资产阶级和各种剥削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努力把消极腐败现象减少到最低限度。这次全会还明确了反腐败的领导机制，即：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的支持和参与。这一举措被写入党的十五大的报告中，并被概括为反腐败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 1997年9月，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我们党是任何敌人都压不倒、摧不垮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决不能自己毁掉自己。〞同时，报告还要求开展反腐败斗争必须“坚持标本兼治，教育是根底，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通过深化改革，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和蔓延的土壤。〞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党内监督体制得到不断改进和加强。一系列有关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