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中国地级市人大主任群体身份特征分析.docx

中国地级市人大主任群体身份特征分析 翻开文本图片集 一、研究的缘起 地方人大常委会主任（下称地方人大主任）是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领导者，对于推动地方人大依法行使职权、实现党的主张与人民意志相统一、中央方针与地方实际相结合担负领导职责，起着“掌舵〞作用。有鉴于此，理论上应重视分析地方人大主任这一角色。由此首先引发思考的是，地方人大主任究竟显示出怎样的群体性身份特征？ 既有为数并不多的地方人大常委会相关研究文献根本上侧重于制度层面，鲜有关注人的层面，因此几乎不曾涉及这一主题。例如一些文献置身于民主与法治的宏观制度立场，探寻地方人大常委会设立的意义和作用[1]，提炼地方人大常委会立法审计机制所彰显的民主与理性决策模式[2];思考如何进一步完善地方人大常委会制度[3]，以及分析人大常委会公民参与机制及其法治保障[4]等。另一些文献那么重在研究人大常委会单项制度安排及其程序机制，例如研讨地方人大专门委员会的功能设计及其监督实践[5]、地方人大常委会监督政府专项工作[6]、地方人大常委会标准性文件备案审查程序[7]、省级人大常委会会次和会期制度[8]。概括而言，这些文献多系出自宪法学者，因而均着眼于具有先决意义的地方人大常委会制度层面的建构与完善，理论意义应予肯定。但制度归根结底是由人设计、创造和选择的，固然应重视制度层面的分析，表达能动性的人的因素也不该被研究者所无视，其中就包括对于地方人大主任群体性身份特征须作出探析。 目前，学界针对领导人员身份特征的研究，主要见之于地方党政主要领导、著名大学校长、学会负责人等群体，领导人身份特征被相关文献具化为性别、年龄、工作单位、职务等可及性指标。本文中，结合地方人大主任一职的政治意蕴，将地方人大主任群体身份特征实际理解为社会特征以及政治特征两大类别，前者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学历、专业等指标，后者包括党派归属、职务安排（是否兼任同级党委书记）、任职路径等指标。由于地市级在中国行政序列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是将宏观决策转化为执行事项的中间环节;地级市人大数量规模相比省级人大、县乡两级人大，亦处于适合分析研究之用的居间状态;更主要的是，2023年3月，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决定，赋予所有设区市地方立法权，这使得我国享有地方立法权的主体在原有31个省（区、市）和49个较大的市根底上，又增加274个，其中绝大多数为地级市，这使得地级市人大及其立法工作的重要性陡增，相应也必将对其领导人员提出更高的工作能力和专业素质要求。正是基于这些方面的考虑，本文选择以地级市人大主任为研究目标群体，收集、分析这一群体身份特征各项指标，据此，不仅可以为形成对地级市人大主任身份特征的总体性认识提供参照，亦可以为地级市人大乃至其他各级地方人大主任候选人的组织推荐工作提出相应思考和建议。 二、地级市人大主任身份特征分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受经济、社会与政治等因素所驱使，地级市数量一直处于变动状态中，但进入本世纪以来逐渐趋于稳定。根据民政部网站所提供资料，截至2023年2月，中国大陆除地级省会城市外，总计有302个地级行政区，去除30个自治州、7个地区和3个盟，余下共有261个地级市。本文主要经由百度、各地级市人大网站等网络渠道，查詢各地级市现职人大主任个人简历，进而提取其中的身份特征信息（包括性别、年龄、学历、专业、党籍、兼任同级党委书记情况、前一职务状况等）逐项作出统计与分析，统计具体时段为2023年4月20～30日。其中，有少数地级市人大主任在其身份特征某一两个指标上存在资料缺失的情况，在具体统计分析过程中将予以交代。 （一）社会特征 1.性别分布 社会性别理论提示人们对男女往往怀有不同的角色期待，而其主要原因不在于男女生理差异，根本上是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9]。比方我国古代社会在儒家“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教义濡化下，形成“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习惯，以至影响至今，难以消除，政治通常被理解为最好由男人从事的事务，踏足政治的女性领导往往被视为“女强人〞，较不受舆论待见，乃至其晋升之路引发各种争议与猜想。西方国家也同样存在（过）类似文化观念，“（女性长期处于私人领域的）历史促成了一种男性中心主义文化主导的政治概念，在这种政治概念中，男性特质和政治特质经常是相互替代的〞[10]。在此文化取向下，例如在美国，19世纪中后期性别分隔比以往或现今任何时候都明显，妇女被看作是道德的、自我牺牲的、有责任感的和操持家务的，是故，其角色被局限在家庭生活、自发的慈善活动等中，男性那么被认为是经验丰富的、具侵略性的和利己的，因此，党派政治被认为是完全男性化的事业[11]。 意料所及的是，我国地级市人大主任任职者性别分布正表达出男女间的巨大反差。在所分析的261位地级市人大主任中，男性共有245位，占有压倒性的多数（93.9%），女性比例仅为6.1%，地级市人大主任因此是一个十足的“男性职场〞。这一情况并非个例。整体上，中国女性官员尤其是局级以上女性领导较为稀缺，例如省一级行政首长配备，女性比重自1982年以来一直维持在近3%的低水平上。就此，国务院也曾于2023年印发中国妇女开展纲要（2023—2023年），提出县级以上地方政府领导班子中有1名以上女干部，并逐步增加;积极推动有关方面逐步提高女性在全国和地方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政协常务委员会中的比例。该纲要实施以来，各级各地党政班子包括人大机构领导人员中，女性比例确有持续增长。但一方面纲要仅属于倡导性质，对于女性干部配备所提的是数量而非比例要求，因此效力自然打了不少折扣。另一方面，现实生活中，女性领导即便增多，也是担任副职多，正职少;任职于一般性社会管理领域多，如教科文卫，在党政“主干线〞任职的较少。根本而言，女性在责任履行和公众期望中确乎存在诸多限制，不自觉地因性别因素形成无形障碍，导致女性职务晋升无法上升至一定水平之上[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