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求是》英文版的国家政治话语译介模式研究_高彬.pdf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求是 英文版的中国对外政治话语体系研究（2009-2018）”（编号：19BYY136）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传播研究（1949-2019）”（编号：19ZDA339）的阶段性成果。基于 求是 英文版的国家政治话语译介模式研究*高彬1吴贇2（1.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9；2.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上海 200092）摘要：求是 英文版是我国对外政治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成果。本文从功能、主体和策略三个层面对其译介模式进行考察。研究发现，求是 英文版的主要功能在于对外讲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治国理政的“故事”。译介过程中，求是杂志社和中央编译局两个国家机构分别发挥了话语创建和话语翻译的主体作用。为提升译介效果，两大主体采取了以“融通中外”为导向的译前编辑和翻译策略，这有利于提升 求是 英文版的国际适用度和可接受度，使之成为我国对外政治话语体系建设的模本。关键词：求是 英文版；国家政治话语；译介模式；翻译策略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7242（2023）01-0063-060.引言求是 是我国最重要的党刊之一，在全国思想理论阵地具有权威的政治地位，“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作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 2018：3）。2009 年 10 月 1 日，以 求是 杂志作为源语文本的 求是 英文版创刊。这是继国内主流媒体纷纷增设语种频道或创办英文版之后，由中国政府宣传部门主导，旨在推动媒体“走出去”，以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又一举措。近年来，对外话语体系成为国内学界一大研究热点。求是 英文版自创刊至今已经走过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但以这一国家政治话语权威传播载体作为考察对象的研究成果并不太多，仅见于 求是 英文版定稿人贾毓玲（2013：110-112；2015：93-95；2017：96-101）和译者孙宁（2021：8-16）从实践视角对其英译技巧的讨论。本文认为，求是 英文版是我国对外政治话语体系建设最具代表性的成果之一，理应受到学界更多关注。鉴于此，本文从功能、主体和策略三个层面对其进行剖析，借以管窥我国政治话语的对外译介模式特征。1.功能定位：对外讲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治国理政的“故事”“讲故事”是我国开展对外交流、融入国际社会的有效方式。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毛泽东便在延安的窑洞里对美国记者埃德加 斯诺（Edgar Snow）讲述了大量关于中国革命的故事，成为当时对外传播中国革命思想的重要渠道。70 年来，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故事”的话语内容更加丰富。然而，“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西方话语垄断对中国话语的扼制和挤压”（田鹏颖 2016：138），“崩溃论”“威胁论”“责任论”“殖民论”等唱衰、唱空中国，甚至妖魔化中国国家形象的负面话语不曾间断。面对西方话语霸权的掣肘，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语境之下，如何进一步讲好中国故事成为更加迫切的时代命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讲好中国故事这一命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指出“必须增强底气、鼓起士气，坚持不懈讲好中国故事，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相适应的国际话语权”（习近平 2019b：8）。讲好中国故事的首要前提是明确对外讲述的内容，并将其与目标受众对中国的认知需求相结合。2008 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同志出席求是 杂志创刊 50 周年纪念大会并发表讲话指出：“中国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发展理念越来越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为党的理论宣传开辟了更为广阔的舞台。”（李长春 2008：5）事实上，在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之后，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2010 年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更加引起国际社会关注。然而，面对迅速崛起的中国，国际社会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是成功的，但对中国实行的社会政治制度则“质疑不绝”（陈锦华 2011：8），这事实上也正是西方社会对中国道路和中国发展模式尚存疑虑的根源所在。2023，No 1Serial No 1972023 年第 1 期总第 197 期外语研究Foreign Languages Research63DOI:10.13978/ki.wyyj.2023.01.014面对国际社会的片面解读和质疑，结合对外宣传的现实需求，2009 年 10 月 1 日，在中宣部的指导下，以 求是 杂志作为主要源语文本出处的 求是 英文版正式创刊，面向海内外公开发行。求是 是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创刊于 1988 年 7 月 1 日，前身是1958 年 6 月 1 日创设的 红旗 杂志，而 红旗 是在“党中央、毛主席的直接关怀、具体指导下创办的”（苗作斌等 2012：50）。求是 创刊之后便一直深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心与支持，杂志封面的“求是”二字是由邓小平亲笔题书。在创刊初期，求是 曾由中共中央委托中央党校主办了一段时间。1989 年十三届四中全会之后，求是杂志又改由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办，恢复了它作为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的政治地位。与 人民日报、新华社和 环球时报 等其他国内主流媒体不同的是，求是 不属于新闻类媒体类型，而是由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办的机关刊物，是党中央指导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重要思想理论工具，其主要任务在于阐释党的基本理论、路线、方略，宣传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和理论研究成果等。求是 文章的作者也是以国家领导人、省部级官员以及国内知名学者为主，读者对象则重点包括各级党政军领导干部、广大思想理论宣传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和全体共产党员等。这些都彰显出 求是 作为党刊在国内的权威政治地位。因此，以 求是 杂志为基础创设英文版，其主要目的不在于新闻报道，而是对外译介和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与治国方略。换言之，求是 英文版的主要功能在于通过翻译与传播国家政治话语体系，对外讲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治国理政的“故事”。这也正如 求是 英文版在其创刊第一期“致读者”中对其宗旨和自身定位所述：“求是 英文版旨在促进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与外国政党和各国之间的交流，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国家治理中关于治理理念和策略的权威解读平台，是宣传中国发展理论、道路和模式的主流传播渠道；是其他国家政党、学界和民众了解和研究中国事务的重要窗口”（Editorial Board 2009：1）。2.译介主体：两大国家机构的合力求是 英文版的创设是一个先选后编再译的过程。求是 中文版是半月刊，年均发文量约 500 篇。求是 英文版 2020 年改版之前为季刊，改版之后为双月刊，年均发文量约 60 篇，因此两者之间并非完整、对等的翻译。在操作过程中，先是从 求是 中文版选出少量文章创建中文原文，然后对其进行译前编辑，再将它们译成英语编入英文版。在整个流程中，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宣部、求是 杂志社和中央编译局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其中，求是 杂志社和中央编译局承担着更为直接、具体的工作，它们分别构成了 求是 英文版的话语创建主体和翻译主体。2.1 话语创建主体：求是 杂志社作为话语创建主体的 求是 杂志社是中共中央直属的事业单位，于 1988 年在中央书记处的组织下开始筹办 求是 杂志，至今已有 30 余年的历史。在组织结构上，求是 杂志社实行编委会领导下的社长负责制，并根据杂志栏目设置了政治、经济、文化、科教和国际等多个编辑部门。在 求是 英文版的中文原文创建流程中，这些编辑部门具体负责从 求是 杂志中文版筛选文章，为 求是 英文版的各个栏目进行组稿。从 求是 英文版所刊文章来看，在中文原文筛选和组稿过程中，求是 杂志社作为话语创建主体有着较为明显的选择倾向。对此，贾毓玲曾指出，“求是英文版由 求是 杂志社进行中文选编，由中央编译局负责翻译，文章主要来源是 求是 中文版的重要文章以及部分我国其他重要报刊的理论文章”（贾毓玲2017：96）。根据这一说法，求是 杂志社对中文原文的筛选标准非常明确，即首先是从 求是 中文版中选择“重要文章”。例如，求是 英文版每一期都会设有专门版块，用以刊发国家领导人在国内外重要场合的讲话稿。在 2015 年改版之前，这一版块的文章作者通常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改版之后该版块专门用于刊登习近平总书记的署名文章，平均每期 1 至 2 篇。此外，求是 杂志社还会围绕当年度国内外重大事件选择与年度主题相关的文章。2012 年和 2017 年我国分别召开了中共十八大和十九大，2012 年第 4 期和2018 年第 1 期刊载的所有文章便均与这两届大会主题相关。2015 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2015 年第 4 期和 2016 年第 1 期则集中刊发了多篇以纪念抗战胜利为主题的文章。第二个选择标准是从其他报刊选择一些“理论文章”，这与 求是 英文版的读者定位密切相关。在求是 英文版创刊之前，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接受 东方早报 记者采访时曾指出，“求是 的内容和风格注定不会有太多人关心，它将是小众化的”，“特别是理论和学术圈子的人”（转引自王国培 2009：3）。因此，求是 杂志社以“理论文章”为标准进行原文筛选，这显然是为了满足特定目标读者群体的阅读需求。这一选择标准同时也说明作为话语创建主体的 求是 杂志社具有较强的传播意识，重视 求是 英文版的学术价值。对于一本旨在向目标受众讲述中国政治“故事”的理论刊物而言，如果具备64较强的学术性，则势必有利于增强其对外传播话语的学理性，从而提高接受效果。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求是 杂志社除了选择国家领导人、各级政府部门党政官员的文章之外，还会选择国内知名学者的文章译入 求是 英文版，例如陈曙光、张维为、谢伏瞻和胡鞍钢等学者的文章经常会被刊载。2.2 话语翻译主体：中央编译局经由筛选之后的话语文本进入翻译流程，这一工作是由中央编译局负责实施。中央编译局是中共中央直属的国家翻译机构。长期以来，中央编译局的主要职责在于“有系统地有计划地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全部著作”（司马言 1983：15），这是以国内读者为受众群体系统地译介和宣传马列主义的国家翻译实践活动。为顺应时代需求、加强对外交流，让外国读者进一步了解关于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的有关情况，中央编译局的工作范围逐步扩展到对外译介领域，具体工作由其内设机构中央文献翻译部实施。该机构的前身是 20 世纪 60 年代成立的 毛泽东选集 翻译室，专门负责翻译毛泽东著作。中央文献翻译部已翻译了 毛泽东选集 邓小平选集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等国家领导人著作以及大量人大文献、政府文献和政协文献等其他各种资料。求是 英译的具体工作便是在中央文献翻译部下属的 求是 英文翻译处完成的。从上述视角来看，中央编译局对于 求是 的英译属于典型的“机构性翻译”（Koskinen 2014：479-492）和“国家翻译实践”（任东升，高玉霞 2022：4-10）。因此，其翻译实践活动深受国家外宣理念的影响。在求是 英文版创刊之前，我国对外传播遵循的主要是以“三贴近”为核心的外宣理念，即“贴近中国发展的实际，贴近国外受众对中国信息的需求，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李长春 2004）。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要“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陈力丹 2018：7），“融通中外”成为当前指导我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目标。无论是“三贴近”的外宣理念，还是“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建构目标，国家层面的外宣理念都大大影响了作为翻译主体的中央编译局在翻译过程中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这主要体现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对于翻译策略的选择以及翻译技巧的运用上。贾毓玲和孙宁从“局内人”的视角，以 求是 翻译技巧为主题所撰写的相关文章充分说明，中央编译局及其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在 求是 英译过程中随着国家外宣理念的变化而做出了相应的调整，更加注重中西方的文化差异和内外宣表达方式的区别，在忠实于原文精神实质的基础上，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