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家翻译实践研究的几点思考_任东升.pdf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国家翻译实践史书写研究”（编号：18BYY019）的阶段性成果。【主持人语】（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任东升）“国家翻译实践”是基于中国本土创生的译学概念构建起来的国家翻译学，是以服务国家翻译战略和国家翻译治理需求为价值导向的应用型超学科研究体系。本专栏的三篇论文分别研究了国家翻译实践研究的发展脉络、理论动向和实践应用。关于国家翻译实践研究的几点思考 回望国家翻译实践研究的演进历程，思考国家翻译学的超学科属性，辨正国家翻译实践核心概念，展望其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提出以“融西立中”为指针的中国翻译理论发展路径。国家翻译实践视域下的“十七年”红色经典小语种翻译 聚焦“十七年”时期红色经典小语种翻译活动，探究红色经典小语种翻译生成模式，为当下“一带一路”背景下国家翻译实践中的文化经典互译提供历史借鉴。基于 求是 英文版的国家政治话语译介模式研究 一文从功能、主体和策略三个层面对 求是 英文版的译介模式进行考察，认为 求是 英文版在传播我国的政治“声音”并解构西方话语体系“一语独霸”他塑中国模式发挥了重要作用。关于国家翻译实践研究的几点思考*任东升（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摘要：近十年来，围绕“国家翻译实践”这一中国本土原创性译学概念的研究成果，在国内产生了重要反响，开始引起国外学者关注。国家翻译实践研究历经概念化、理论化两个发展阶段，步入学科化发展轨道，有望促进译学知识生产和话语创新，为翻译学中国学派的构建与发展做出贡献。站在学科化发展新起点上，本文在回望国家翻译实践研究演进历程基础上，进一步思考其学科归属，辨正相关概念，展望发展趋势，指出以“融西立中”为指针的中国翻译理论发展路径。关键词：国家翻译实践；演进历程；学科化；融西立中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7242（2023）01-0052-050.引言“国家翻译实践”作为中国本土原创性译学概念，创生于 2012 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翻译实践中的 外来译家 研究”（任东升主持）。2018 年首届“国家翻译实践与对外话语体系建构高层论坛”（青岛）标志着“国家翻译实践”成为新时期我国译学研究的一个核心论题。2021 年“第二届国家翻译实践与对外话语体系建构高层论坛”（青岛）标志着国家翻译实践进入学科化发展轨道。国家翻译实践历经十年发展，在国内产生重要反响，已成为中国译学论域中的一个知识生产孵化器。站在学科化发展新起点上，我们有必要回望研究历程，反思面临的问题，思考未来发展趋势。有鉴于此，本文就关涉国家翻译实践研究发展的若干问题提出思考，供学界同仁参考。1.国家翻译实践研究演进历程国家翻译实践是主权国家以国家名义为实现自利的战略目标，自发实施的自主性翻译实践（任东升，高玉霞 2015：93）。该定义依照“主体+行为”的逻辑方式，明确了翻译作为一种国家行为的行为主体（主权国家）、行为动机（实现战略目标）、行为特征（自发自利）和行为目的（争取话语权、维护国家利益）。国家翻译实践概念创生的理论意义，在于国家作为翻译主体的地位首次得到明确，并在认识论上深化了学界对翻译类型、翻译主体、翻译现象的概念认知。国家翻译实践研究牵涉面广，研究对象具有超复杂性，因此研究方法具有鲜明的跨学科集成性特征，吸收了政治学、社会学、传播学、管理学、外交学、国家安全学、国际关系学等学科养分，朝向“超学科”理论建构，除能够有力推动翻译学的理论发展，还有望成为一种创新性理论资源反哺其所关涉的学科。从研究发展历程看，翻译研究的“国家意识”萌生于“机构翻译”研究。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翻译机构作为研究对象进入我国学者视野，出现专文研究古代翻译机构特征及翻译方法（余文 1951）。新世纪初，2023，No 1Serial No 1972023 年第 1 期总第 197 期外语研究Foreign Languages Research52DOI:10.13978/ki.wyyj.2023.01.011有学者呼吁加强中国“翻译机构”“翻译组织”演变史研究（穆雷 2000），并有研究探讨古代官方外事外交机构的翻译问题，涉及鸿胪寺、主客司、会同馆、四夷馆等。这些研究呈现出朦胧的“国家”意识，是“国家翻译实践”概念生发的重要基础。“国家翻译实践”作为一个译学术语最早见于 2012年任东升主持立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翻译实践中的 外来译家 研究”（12BYY108）。任东升和李江华（2014）将国家翻译实践概念化，而后学界又归纳出一系列国家翻译实践模式，包括“国家机构为主导的对外文学翻译模式”“国家赞助下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政府译介模式”“国内语际型国家翻译实践”等。“国家”从研究侧面转向正面，其翻译主体地位及其表现形式和作用机制受到学界重视。国家翻译实践初探（任东升，高玉霞 2015）推动了国家翻译实践研究理论化步伐。该文系统论述国家翻译实践的概念、类型、性质、特征，呈现出“论”的形态和特质。学界围绕“国家翻译实践”开发出自成一体的概念集，包括“制度化翻译”“制度化译者”“市场化翻译”“国家翻译实践史书写”“国家翻译实践伦理”，等等，丰富了国家翻译实践理论蕴含。2018 年首届“国家翻译实践与对外话语体系建构高层论坛”（青岛）标志着“国家翻译实践论”已被确立为新时期我国译学研究的一个“核心论题”（蓝红军 2020：113）。服务国家战略性的翻译需求是国家翻译实践研究的价值源点，也是推动研究走向学科化构建的动力。国家翻译实践概念体系构建（任东升 2019）是推动学科化的初步尝试。该文探讨了国家翻译实践的学科基础、必要构件、主体构成和内生性演化历程，并在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上搭建国家翻译实践概念体系，构建了国家翻译实践基础理论架构。2021 年“第二届国家翻译实践与对外话语体系建构高层论坛”在青岛召开。与会学者围绕核心议题“建设中的国家翻译学”，就国家翻译学学科体系构建的基本问题、发展路径、研究重点和发展愿景等议题展开广泛讨论和深入交流，推动了国家翻译学的学科发展进程。国家翻译实践学科体系建构研究（任东升，高玉霞 2022）构建了“理论体系+工程技术体系+工程监理体系”的学科理论框架和研究内容体系，从“国家需求”角度规划了国家翻译学发展蓝图。2.“国家翻译学”的超学科性“国家翻译实践”的概念源，在“翻译”的下述定义中已有伏笔：“翻译是人类出于交际需要以不同语言符号系统为媒介的跨文化思维活动和生产实践”（任东升 2007：27），从中可以约化出国家翻译实践是以“国家”为行为主体的“生产实践”，含示了国家翻译实践是以“国家”为单位的社会化知识生产活动。国家翻译实践概念也有其历史实践基础，是“基于世界范围内大规模、机构性、制度化翻译实践的详细考察”（任东升 2019：73），是由具体现象分析上升至抽象学理概念的产物。国家翻译实践研究历经“术语化概念化理论化”发展阶段，已步入“国家翻译学”学科化发展轨道，而建构学科体系前提是明晰学科属性和学科边界。胡壮麟（2012）从多学科性（multidisciplinarity）、学科间性（interdisciplinarity）、跨学科性（crossdisciplinarity）的性质及特点入手，指出超学科性（transdisciplinarity）的特征与优势表现为跨越学科界限，不受特定学科制约，以解决问题为导向，注重主客体之间的互动，强调知识的相互依赖与统一，关注现实不同层次的同时活动。借用胡壮麟对超学科性的分析，可从导向、主客体、知识性、层次性四个维度，分析国家翻译学的学科属性。首先，国家翻译学的逻辑起点是国家翻译实践和国家治理过程中出现的翻译需求，国家翻译学的解释框架旨在阐明“国家翻译”为何译（翻译需求）、如何译（翻译制度）、译何为（翻译目标）的现实问题，具有明确的问题导向。第二，国家翻译学的研究对象是现象化、事件化的国家翻译实践，关涉国家主体与翻译客体之间的双重互动，国家规划、制约、影响翻译的同时，翻译也在形塑国家治理行为。第三，国家翻译学涵盖超学科研究的三类知识：系统知识、目标知识和转化知识，系统知识即现有对国家翻译实践研究的体系化、综合性阐释，目标知识即构建以国际传播为旨归的国家翻译实践话语体系、学术体系及学科体系，转化知识即以国家翻译学拓展完善中国译学理论体系，完成国家翻译实践概念体系国家翻译实践论国家翻译学的“三步走”。第四，国家翻译学理论基础包括“政治学的国家行为理论、社会学的文化资本学说、管理学二重性原理、传播学的把关人理论和拟态环境理论，以及其本体翻译学”（任东升 2019：69）。以翻译学为核心，其他各学科知识相互补充、相互关联、互为观照，形成国家翻译学超学科研究的空间场域，满足不同层次的现实需求。有鉴于此，国家翻译学具有超学科性。翻译研究历经语文学派、语言学派、交际学派、符号学派等不同研究范式，之后又经历“文化转向”“社会（学）转向”。翻译学的范式更迭及多次转向，似乎表明学界期冀以革旧鼎新之势用新范式、新转向否定、抵消、取代以往的研究范式。然而，国家翻译学的学科构建预示着翻译研究转向国家视角，这一转向并非意图颠覆前期研究，而是在赓续翻译研究的语53言视角、文化视角、社会视角的基础上，补充“国家”为研究课题的政治视角、管理视角、传播视角，以更为综合性、互补性、应用性的学科融合视角重新审视翻译的本质、过程、产品与价值，在翻译本体研究的前提下拓展翻译学研究的超学科路径。3.“国家翻译实践”相关概念辨正肇始于中国学界、由中国学术共同体协力推进的国家翻译实践研究，目前在国际译学界开始引起反应和反响。2021 年，国外学者莫冉（Riccardo Moratto）、吴漠汀（Martin Woesler）合编的 Diverse Voices inChinese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一书收入“国家翻译实践”的英文表达法 State Translation Program及其缩略 STP；同年高玉霞和莫冉教授（Gao&Moratto2021）合著论文“Governance-oriented State TranslationProgram in the Yuan Dynasty”在 SSCI 译学期刊 TheTranslator 上发表，指出国家翻译实践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也是在 2021 年，国际知名翻译学者 Pym（2021）发表“On Recent Nationalisms in TranslationStudies”一文，谈及“国家翻译能力”“国家翻译实践”。无论是中国学者的主动输出，还是国外学者对该话题的探讨阐释，都标志着国家翻译实践概念开始迈向国际译学舞台。国家翻译实践研究方兴未艾，但其中不乏对这一概念的异译与误读。“国家翻译实践”目前存在以下译文：“NationalTranslationProgram”“NationalTranslationPractice”“Country-specific Translation Practice”“StateTranslation Program”“State Translation Practice”和“Guojia Translation Program”，表明学界存在概念理解偏差，体现于对“国家”和“实践”的理解不同。中国译学理论概念的准确译介是理论域外传播的前提，“国家”在国家翻译实践概念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若英文表述不当，势必会影响国家翻译实践论的逻辑严密性和科学合理性，从而不利于中国学术话语走出国门。汉语中的“国家”是一个范畴概念，在内涵和外延上可以包括英语中指代国家的 nation，state，country。最好的英译文似乎是“guojia”，但显然这将会为国家翻译实践理论的对外交流和对话带来限制。通过对比，我们认为以 state 对译为最优选择。“国家翻译实践”概念中的“国家”指的是主权国家，强调政治性。state由人口、领土、政府、主权四个要素构成，具有明显的政治性、强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