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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双月刊)2023 年第 1 期国外一些政党应对社会不公与抑制两极分化的政策方略及经验教训*桂森林唐海军 内容提要由于制度设计与政策制定的缺陷和不公,一些国家城乡、地区与阶层差异加大,贫富分化趋于严重,社会不稳定压力增大。为应对这些问题,这些国家的执政党采取了许多举措,它们多在致力于实现经济稳定发展的前提下,规划促进社会公平的路线图,着手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大对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民生事业的投入,运用财政和税收手段对城乡、区域、阶层差别进行调节,通过政策性保护、社会救助等手段重点关注各类弱势群体。在此基础上,部分国家因此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多是治标而难治本,这是由其所在国的制度属性所决定的,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执政党的阶级本性与治理能力。关 键 词国外政党社会公平两极分化在全球化时代,资本扩张和流动加快,资产阶级获益空间增大,“蛋糕”迅速做大,但由于新自由主义盛行等因素,多国社会分化、贫富差距也在利益博弈中扩大,社会不公成为严重的政治和社会问题,甚至危及政局和社会安定,这迫使各国政党日益关注、重视社会不公问题,思考和应对促进社会公平、抑制和缓解两极分化的时代课题。一、国外政党应对社会不公和抑制两极分化的历史与现实背景分析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社会不公与贫富分化加剧的问题,暴露出许多深层次与结构性的矛盾,影响政党执政乃至政治与社会稳定。(一)制度设计和政策制定存在诸多缺陷与不公,长期未能调整或改革阻力大*本文系 2020 年度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美国高等教育的意识形态问题研究”(项目编号:2020SJA0250)和 2020 年度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马克思主义在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中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建设研究”(项目编号:20MLC005)的阶段性成果。世界许多国家在经济社会建设的源头上就倾向和聚焦于资本集团、强势群体,重点保障城市和经济中心的发展,其制度设计与政策考量主要围241DOI:10.16502/ki.11-3404/d.2023.01.005绕资本的运作与发展来制定。例如二战后,印度尼西亚(以下简称“印尼”)的多届政府把国家主要资源用于雅加达地区建设。韩国的经济政策主要围绕扶持和服务三星、现代等十大财团的发展需求来制定,大多数中小企业长期难以获得政策支持。日本采用“安倍经济学”路线试图解决本国经济面临的结构性困境,但却进一步加大了社会贫富差距。美国等西方国家长期以来在税收、保险制度上倾向大金融和大财团阶层,在初次分配中奉行“股东至上”原则,重点考虑资本收益,利用税法优惠、豁免与扣减规则,主要目标是使富人受益。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医疗、养老体系的服务人群主要是城市居民,农民群体基本被排除在外。21 世纪初的秘鲁财政制度中,85%的国家预算都被用于各级公职人员工资与公共债务利息支出,其他所有领域开支仅占 15%,用于社会保障等民生事业的资金长期捉襟见肘。(二)多国贫困化问题严重,贫富差距明显并不断扩大贫困现象和贫富分化在不少国家长期存在,近期则普遍呈现加剧势头,成为各国社会不公的最主要体现。据多种来源统计显示,美国、英国、法国目前分别有约 4000 万、1400 万、920 万人处于贫困状态或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占美国人口1%的最富有者人均年收入为 220 万美元,其拥有的财富超过占人口 60%的中产阶级,而占人口20%的最贫困者人均年收入不足 1 2 万美元。占英国人口 1%的最富有者人均资产是占人口 10%的最贫困者的 300 倍。德国前 10%的富人拥有本国 67%的财富。2020 年,意大利排名前 40 位富豪的财富相当于本国最贫困的 1800 万人的全部财产。在众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贫困化和两极分化问题也相当显著。2019 年,北马其顿、埃及、土耳其、印尼的贫困率分别达 21.6%、30%、12.7%、9.41%。2021 年,波黑、罗马尼亚、柬埔寨的贫困率分别为 40%、25%、21%。占印度人口 1%的富人拥有国家财富的 33%,而占人口50%的最贫困人群仅拥有 6%的国家财富。在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的冲击下,许多国家包括一些发达国家也出现中产阶层返贫、贫困群体扩大、人民生活普遍愈加困难的状况。近三年来,美国有20%的低收入家庭失去了全部积蓄,有 4300 万人需要靠领取食品救助券度日;法国有 50%的贫困家庭财富持续减少,近 700 万人需要救济;意大利则有 200 万中产阶层跌落为贫困群体;埃及、俄罗斯、泰国目前的贫困人口分别达近 3000 万、2000万、480 万。(三)城乡、地区和阶层之间的差别凸显,社会分化加剧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农村与城市发展差距巨大,非洲一些国家的偏远地区迄今未能通电、通路,也无清洁用水。在印度、巴西、墨西哥等一些国家,即便生活在同一城市的居民也境况迥异,贫民窟与富人区俨然两个世界。在俄罗斯、罗马尼亚、韩国、泰国、越南、柬埔寨、土耳其、以色列、南非、埃及、秘鲁等许多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区域或城乡差距问题。泰国 80%的贫困人口集中在农村;罗马尼亚最落后地区的贫困率达 40%,而发达的首都地区贫困率则仅为2.3%。西方一些国家的地区差别也各有其“痛点”。意大利南北地区差异问题存在 70 余年,至今南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占全国水平的 60%左右。德国自 1990 年统一以来已 30 余年,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依然十分明显,2020 年东部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西部低 29.5%,而早在 2018 年,东西部地区家庭平均资产分别为 8.8万和 18.2 万欧元,东部地区甚至不及西部的一半。美国传统工业地区与其他地区差距甚大,可谓“一国两景”。仅 20002010 年,美国“铁锈地带”便失去了约 570 万个制造业岗位,底特341世界政党研究韩国十大财团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总量的 82%。参见寇佳丽 安倍经济学难成日本经济的解药,载于 经济2019 年第 6 期。Paddy Ireland,“Shareholder Primacy and the Distribution ofWealth”,in The Modern Law eview,Vol 68,No 1,2005,pp49 81参见韩良等 美国税收政策变革及我国政府的应对策略,载于 国际贸易 2018 年第 7 期。参见姚宗悦、姜峰 难以弥合的德国东西部发展差距,载于世界知识 2021 年第 19 期。obert D Atkinson,Luke A Stewart,Scott Andes and StephenEzell,Worse than the Great Depression:What Experts Are MissingAboutAmericanManufacturingDecline,WashingtonD C:InformationTechnologyandInnovationFoundation,2012,pp327 339律、克利夫兰等地许多群体受教育程度低、再就业困难,枪击、毒品犯罪等现象猖獗,相当数量的青壮年只能背井离乡,赴南部“阳光地带”或西部谋生,20002015 年两市人口分别减少28.8%、18.9%。许多国家不同程度地存在阶层、群体与种族间的差别与歧视问题,弱势群体处境艰难。自独立以来,印度长期面临种姓、种族和宗教的不公问题,低种姓群体一般不能与中高种姓通婚,他们大都从事一些所谓的“低贱”职业,穆斯林、基督教等少数群体遭到印度教徒的系统性打击、排挤,社会撕裂十分严重。20162020 年,印度共发生3399 起宗教冲突,多为印度教徒对穆斯林施暴。在欧洲多国,罗姆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长期为主流群体所歧视,其在教育、医疗、住房、收入等多方面均处于所在国各民族群体的最低水平。自2009 年起,法国萨科齐政府将一万多名罗姆人遣送回原籍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举动,在欧洲引发强烈反应。在当前的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日本、意大利、韩国等一些国家,中低阶层上升的通道逐渐变窄乃至固化,他们从底层晋升至中产阶层的速度不断减缓,而从中产阶层跃升为富裕阶层则更加艰难,青年群体处境堪忧。韩国社会阶层分化的“汤匙阶级论”典型地说明了身份、地位、财富代际传递的现实。据统计,韩国连续两代家庭处于社会底层的比例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为35.9%,80 年代至世纪之交缓升至 36.4%,而目前则猛升到 50.7%。目前许多国家和地区青年群体失业问题严重,波黑、北马其顿、西班牙、巴西、印尼的青年失业率分别达 62.3%、39%、28.9%、25%和 24.3%。(四)许多国家的政党在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中遭到民众的普遍质疑和社会的道德拷问,部分政党的执政地位岌岌可危应对两极分化和不公问题与政党的使命、职责及能力息息相关。政党作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当家人”,对促进本国的社会公平、减缓和消除两极分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许多政党都在其党纲、党章中豪情壮志、信誓旦旦。各国社会党多把“公正、平等、互助”作为其指导思想,例如瑞典社民党就始终强调公正与平等原则,并认为不能因阶级和种族的背景而有所差别;德国基民盟也表示奉行“自由、互助、公正的基本价值”;印尼民主党的宗旨是“致力于为人民谋取利益”;埃及民族民主党也强调要“实现埃及人民的繁荣幸福”,“建立一个公正、团结一致的民主的社会”。但理论与现实在不少国家却出现严重脱节甚至背离。21 世纪以来,印度、印尼、斯里兰卡、土耳其、突尼斯、埃及、墨西哥、秘鲁、智利等多个国家经济快速增长,“蛋糕”不断做大,但相当部分民众并未公平享受到国家发展的红利,经济基础的脆弱甚至使埃及多数民众无力承受大饼和燃油的涨价。2011 年,埃及发生大规模示威和骚乱,组织者首先提出的就是“反贫穷、反失业”的口号。埃及、突尼斯两国执政党均是在事关社会公正的问题上“栽跟头”而下台的。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尤其是新冠疫情以来,一些国家的基尼系数升至警戒线。南非、博茨瓦纳和拉美地区多个国家的基尼系数分别高达 0.7、0.533 和0.5,新加坡、泰国、越南分别为 0.45、0.45、0.44。斯里兰卡则在这一背景下走向了国家破产,总统、总理被逼辞职,执政党垮台。可以看出,政党如果长期任由社会不公、贫困化现象加剧,无力缓解和解决两极分化问题,在政治上就难以自圆其说,也终将失去民众信任,为多数选民所抛弃。二、国外一些政党的相关政策举措盘点国外许多政党特别是执政党对上述情况与问题表达了不同程度的关注和重视,把促进社会公平、抑制和消除两极分化作为一项重要使命和任务,并通过政府和议会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予以441世界政党研究叶江 试析法国遣返罗姆人事件与法国的单一民族国策之关系,载于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4 期。拼爹的时代:韩“汤匙阶级论”凸显年轻人挫折感,参见中国新闻网 https:/www chinanews com cn/gj/2015/11 19/7631070/shtml。Annika Bergman,“Co constitution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Welfare Obligations:The Case of Swedens Social DemocraticallyInspired Internationalism”,in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Vol 42,No1,2007,pp73 99王家瑞主编 当代国外政党概览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51 页。王家瑞主编 当代国外政党概览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56 页。钟清清主编世界政党大全 当代世界出版社 1994 年版第668 页。实施。(一)进行长远规划与顶层设计,建立和逐步完善促进社会公平的制度体系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党特别是长期执政的党,从宏观战略与制度机制层面入手,统筹规划和应对社会不公问题。1996 年,越南共产党八大提出要“把